孔丹回憶光大嚴重虧損事件 大而不能倒的商業邏輯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4-06-12 17:41
編者按:曾任中信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的孔丹撰文指出,
從1983年進入光大集團至今,在公開場合,孔丹給人的印象是較為內向沉默;本人從未接受過任何媒體采訪,更給人以寡言之感,他是怎樣見證中信和光大兩大集團的成長和磨難的?
1、中信和光大兩家當時都是按部級建制建立。中信的印章上有國徽,尺寸是正部級的。光大想要國徽沒要到,只給了個五角星,但印章尺寸與中信一樣。
2、當時朱镕基等很多部委領導都是中信的董事會成員。榮老板的思想非常實際,他知道離開了國家的支援就不可能展開拳腳。
3、光大信托投資公司在全國一共設了7個辦事處,但都是辦事處。在三四年的工夫里,它高息攬存,形成了巨大的負債。少說一年虧損25億到30億人民幣。
4、當談到欠了中石油3億美元的時候,周永康一轉頭,對他的財務總監說:你罪過大了,你不死都該殺!
5、由於朱小華過於自信,過於樂觀,光大從經營的角度錯失了良機。相反的一個例子是,1996年榮智健和其他高管賣了中信泰富約20%的股份,中信套現大約100億。盈利可能是五六十個億。光大就丟失了這么一個機會。
6、朱小華很聰明,但不是很有控制自我和節制權力運用的能力。后來抬轎子的人太多了,他就有點亂了方寸了。
7、中紀委核查人員說:奇怪啊,光大賬上差不多有兩億美元的資金調動,你作為總經理怎么能不知道?我就給他解釋了香港公司運作中的a、b組模式。
1984年,在香港游艇上合影。前排左一為孔丹,左二王光英,左三為李嘉誠,左五為李昭,左六為李新時,右一為王蘇民,右二為袁小華。
米鶴都:你如何去了光大呢?
孔丹:張勁夫同志作為國務委員,除了主管的工作外,當時還分管兩個改革開放的視窗,一個是中信集團,一個是光大集團。他和榮毅仁原來在北太平莊的一個院子里住過,彼此很熟悉。榮毅仁是1979年建立中信的,王光英是1983年創建的光大。成立光大時,中央給的資金比給中信的還多些。我記得是給了20億人民幣,還給了2億美元作為進口國外先進技術和二手設備的周轉資金。在那個轉軌時期,很多事情都是由領導人推動的。中信就是小平同志委派榮毅仁組織建立的,它起到原來舊體制起不到的作用,成為一種重大的探索。
因為工作關係,我跟榮老和王老兩面都有溝通,他們對我印象都很好。王老就給勁夫同志寫了一封信,大意說:成立光大以后,急需各方面的人才。你的秘書孔丹是個優秀的年輕人,了解經濟事務,也有理論基礎,能不能調到光大來,幫助我在光大發展事業。這樣我就又面臨一個選擇問題了,當時往這個方向走叫“下海”。
我從小就和王軍非常熟,那時我們經常在一起下圍棋,有幾次我是徹夜地陪他下棋,從頭天晚上7點多下到次日凌晨5點多。然后他開個摩托車把我送回家,我再騎上自行車到中南海上班。這時,實際上王軍已經參與了中信的創立。我把這事兒跟他一說,他說:你到光大干嘛去,你當然是到中信來呀,要幫人也要先幫我呀。我找榮老板去說,給你要個好位子。光大那邊給你安排什么職務?我說:可能是考慮某個部門負責人吧。他說:我也給你要這個職務。當時王軍是中信業務部的副總,他真去找了榮老板。榮老板說:孔丹還這么年輕,你才是業務部的副總,這樣吧,是不是給他搞個業務部襄理。那時我已經37歲了,不過在當時還算是很年輕的處級干部。中信的業務部其實就是中信的核心部門,所以給我安排襄理,在當時的中信已經是很可以的了。王軍就來找我說:榮老板說給你個襄理,我能做的就是這個。不過到我們中信還是好,我們有很多好的發展條件。
這個事情我當時跟勁夫同志報告了。勁夫同志對我去這兩個地方都不以為然,他說:孔丹,你在政治上、理論上、工作上都還是很有基礎的,我覺得你還是要在政府里工作。這時又遇到一個事兒,段君毅當時在北京市當市委書記,他的兒子段存理是我四中同學,專門找我說:我父親特別喜歡你,他希望你到北京市來干。段君毅其實已經有一個考慮了,他問我:你現在什么級別?我說:副處級。他說:海淀區缺個副區長,你干怎么樣?愿意不愿意?我們這是對年輕人的重用啊。
勁夫同志還跟我說:不到北京市也可以,你到上海去,在經委做個副主任,直接去接觸實際嘛。當時上海市的市委書記是陳國棟同志,市長是汪道涵同志,都是華東的老同志,與勁夫同志相熟,彼此非常信任。所以勁夫同志為我做這個推薦是會非常有力的。
盡管有這些非常好的選擇機會,但我還是覺得我不大適合從政了。而且我覺得,在80年代初期整個國家人們的思想都很活躍,經濟運行模式正處於一個探索過程。中信和光大都是非常新的事物,值得去摸索和創新。我反復考慮之后,決定了方向,就是到企業去做經濟工作。中信和光大都請我去,去哪一家?王軍老大哥歡迎我去中信,當時王光英的主要助手李新時和劉基輔極力勸說我去光大。我的直覺是,中信人才多,光大人才少。光大可能會給我帶來一個更大的空間,一個更大的平臺。1984年9月,勁夫同志雖然很不情愿,但看我去意已決,就說:那還是給你一個機會去發展吧。這樣,我就到了光大。
在邁出這一步之后,我在很長一個時期,就沒有再變動。在光大16年,又到中信10年,就這兩個地方。后來王軍始終用一句話調侃我:你繞了半天又回到中信,為什么當年不直接來中信呢?鬧了半天,你是嫌我們給的官小啊。我說:絕對不是。
1989年6月以后,政治局在北戴河開會決定,中央直屬的五大公司只留中信,其他的都撤掉。我們當時就給姚依林同志寫信,反映意見。因為光大在香港已經建立了很多業務聯系,如果這么一撤,會造成香港社會的不穩定。王軍這時又調侃了:讓你來中信,你不來。這回把光大都撤銷了,看你到哪去!不過,這也許就是人的命運。好在后來中央采納了我們的意見,保留了光大。
其實,我也為王軍考慮了。在我選擇了去光大后,對王軍說:王大哥,我推薦一個人,秦曉,我四中的同學,文革中我們是一起過來的,他能力很強,很多方面都比我強,最起碼外語比我強,他干過外事局副局長的。我相信秦曉到你這兒,一定能給你幫上忙。在王軍那里,我這樣認真地推薦一個人還是有一定信用的。不久秦曉到了中信,很長一個時期作為王軍的主要助手。一直到調整領導班子,王軍做了董事長,秦曉做總經理。
米鶴都:你在兩大視窗公司,中信和光大,都工作過許多年,你認為這兩家公司的風格有何不同?
孔丹:從成立之初,中信和光大這兩個公司的思路就不大一樣。這兩家當時都是按部級建制建立的。不過中信的印章上有國徽,尺寸是正部級的。光大想要國徽沒要到,只給了個五角星,但印章尺寸與中信一樣。中央下發的成立光大集團的檔案里,明確說是作為部級機構設立的。因為我長期在這兩個公司里工作,所以有時我喜歡對照著來描述和比較。
從公司架構上,當時朱镕基等很多部委領導都是中信的董事會成員。它的營運模式反映了榮老板的考慮,即中信不能像過去的傳統國有企業和部委辦那樣運行。但是,榮老板的思想非常實際,他知道離開了國家的支援就不可能展開拳腳。谷牧同志當時有個說法:如果不讓中信走長安街,煤渣胡同總要讓它走一走吧。意思就是大街走不了,總要讓人家走走小巷吧。可是怎么走小巷,很大程度上要有一些部門的支援,所以榮老板很早就把很多部委的領導聘為董事會成員,同時啟用了一批老的工商界人士,繼續發揮他們的作用。當然,王軍及他所凝聚的一批人才成為中信實際業務發展的中堅力量。王光英老板的路子不太一樣。他把總部設在香港,一開始用了幾個比較年輕的人,而且以他的身份和香港的重量級人物溝通,又有一定的國家背景的信用。在王光英的領導下,應該說光大早期也開創了別具一格的局面。
當時中信和光大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沒有一個穩定的發展領域,國家沒有具體指明應當搞什么行業、產業。所以有一個說法,就是什么能賺錢就做什么,於是就有了很多的創新。
還有,兩位老板都在政壇上發揮作用了。榮老板是先做副委員長,后來做國家副主席。王老板是先做政協副主席,后做副委員長。光大發展了一段時間以后,中央就派了原人民銀行副行長邱晴,來接任王老板。光大和人民銀行有很深的緣分,邱晴之后就是朱小華,后來朱小華出了問題,又派了劉明康,連續三任光大的“一把手”都是由央行的副行長來做的。現任的唐雙寧董事長,是由銀監會副主席任上調來,情況類似。
我在光大從1984年一直干到2000年。但是光大集團可以說命運多舛,發展不順。我當時跟王光英並不算很熟,但李新時、劉基輔等,都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他們推動王光英,說孔丹這人行。我去光大前,他們有個申請進口二手設備的報告。他們說,這個報告交給孔丹改。於是,我就幫助改了改,報上去了。當時機械委員會是薄一波負責,這個報告到了薄老手里,他在上面劃了很多線。等檔案和批示拿回來他們一看,薄老劃線的地方都是我加上去的內容。我說:這是因為我了解辦公的程式,知道用什么方式向領導報告、請示和溝通。那時王老板也想發揮我在國家經委工作積累的經驗,和各部委、辦來往的人脈關係,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勁夫同志直接管光大和中信。因此一些重要事情的請示、溝通上,找勁夫同志比較容易,比較便利。王老板為了發揮我的長處,還專門成立了沿海城市業務部,要我負責,安排當時國務院確定的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601008,股吧)、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派代表常駐光大香港總部,為他們的城市對外開放提供服務。這些代表后來都成為他們城市駐港機構的負責人。
米鶴都:聽說你在任的時候,光大出了一次虧損嚴重的事件,你能談談嗎?
孔丹:中信原名叫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當時各個省都成立了信托投資公司,這是當時經濟發展的一個融資平臺,或者叫融資視窗。當時,光大下面也成立了一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負責人叫王亞克,原來是國家外管局的一個處級干部。他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就把光大信托投資公司的投資規模從9個億擴張到140個億。但是,他做外匯交易出了問題,一開始就賠了4000萬美元。如果說4000萬美元,在現在對一個大公司來說還是有限的,但在當時這是一個巨額數字。於是,他想撈回來,又投入資金再做,又虧了4000萬美元,整個虧了8000萬美元。同一時期,中信做銅的期貨,也賠了相當巨額的一筆錢。
1989年6月以后,原來中央直屬的五大公司就剩兩大公司—中信和光大了。邱晴是這時接任王光英的。之后,光大調來了一批央行的司長,包括外管局局長唐庚堯及劉紀元、李樹存等老同志。在邱晴主政時期,我和她的私人關係非常好。我認為她是一個品質很好的人,我也是她培養起來的。1993年,中央把我和王雪冰一起任命為光大集團的副總,她對我們年輕人寄予很大期望,但王雪冰沒多久就被調到中國銀行(601988,股吧)去了。這時,邱晴就對我說:孔丹,你去做一件事。王亞克不行了,由於這些損失他的精神壓力太大,一天到晚精神恍惚,你去接替他。先去了解一下情況,爭取用3個月給我一個報告。之前,我在光大是做貿易、實業投資和港口方面的業務,接到這個任務后,我說:好,我一定努力完成這個任務。我就走馬上任了。那時,光大國際信托投資總公司設在北京天壇飯店。我上任一了解情況,就大吃一驚。
光大信托投資公司在全國一共設了7個辦事處,但都不是獨立的子公司,都是辦事處。在三四年的工夫里,它高息攬存,形成了巨大的負債。高息攬存的利率非常高,人民幣是年息22%-24%,美元年息12%。然后他們把所有的錢又投向各個省區,投到各種項目上去了,有的是放賬借給了別人。投出去的這些錢,實際上是血本無歸了。但它怎么形成賬面盈利呢?它是這么記賬的:它把總部投出去的資金和辦事處之間設一個利息差,把這個利息差記作為總部的收益,這實際上是虛假的收益。所以我摸了情況后發現,出大事兒了!接手不到一個月,我就向邱晴報告了。我說:一年損失我給你算個粗賬,按那么高的利息,100億元人民幣,一年就虧損22億到24億;美元按12%利息算,我記得有六七億美元資金吧,一年利息約8000萬美元,相當於5億多人民幣。這兩個加起來得損失多少?少說一年虧損25億到30億人民幣。
邱晴說:孔丹,你別嚇我呀!我說:邱晴同志,你對我這么信任,我得給你講老實話。后來,她就把唐庚堯、劉紀元、李樹存三老找來,我一個人給他們匯報。我把材料和基本的數據往桌子上一放,一一分析。我記得唐庚堯當時臉就白了,他說:孔丹,你可得負責任啊!這個事兒可別弄錯了啊!我說:我以黨性來擔保。你們看他會計準則的使用是有嚴重問題的。唐庚堯說: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完了。我說:事實就是這樣,不僅是光大信托完了,它會把我們光大集團拉到深淵里去,因為它是個危險的“活老虎”,每年都會吞噬我們幾十億元。
米鶴都:當時這件事中央最後是怎么處理的?
孔丹:那是在90年代中期,勁夫同志已經退了,國務院是李嵐清副總理負責對外經貿這部分業務,分管中信和光大兩個機構。邱晴說:你和我一起去給李嵐清同志匯報一次,你來講,你能講清楚。在李嵐清同志的辦公室,我就向嵐清同志將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匯報了。他聽完之后說:邱晴同志,出了這么大的事兒,我解決不了了。這很多都是金融方面的事兒,要找镕基同志了。於是,他給镕基同志打電話。當時镕基同志是常務副總理兼中央銀行的行長,李鵬同志是總理。嵐清同志當時在電話里說:我這兒有個事兒。光大出大問題了,我解決不了,得找你了。镕基那人肩膀硬,他說:好,我來處理。從這個事件開始,中信和光大就都轉到镕基管轄的范圍里去了。
镕基就讓人民銀行戴相龍、陳元他們來了解情況。那時我成天就是匯報。向戴相龍同志匯報,我匯報了十幾分鐘以后,戴相龍同志就用蘇北口音說:孔丹,這是做假賬唉,這怎么得了唉!我說:我知道這是做假賬,得了不得了,這事已經出了,怎么辦吶?我還跟陳元匯報。當時央行三個司的司長,一個是現在中行的董事長肖鋼,一個是現在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一個是現在中國投資公司的謝平。他們三個當時都是司長,一齊到光大來,再聽我匯報。這件事在當時的金融界是不得了的事情。
在此之前不久,英國老牌的巴林國際銀行有個叫里森的,他做外匯期指交易,使巴林銀行損失了5億英鎊左右。他的手法就是做假賬,輸了錢,在賬上看不出來。總部派人來檢查,他說他在花旗銀行有多少錢,在巴黎銀行有多少錢。然后,他就帶檢查人員去玩兒,糊弄,把檢查混過去了。終於有一天他兜不住了,5億英鎊虧損就把老字號的巴林銀行搞垮了。后來,他在新加坡坐了監獄,居然還寫了本書,《我是怎樣搞垮巴林銀行的》。王亞克其實也可以寫一本《我是怎樣幾乎搞垮光大的》。
我一直對邱晴這位老同志很尊重,她做人做事很有大家風范。她說:這種情況非常危險,要給镕基同志寫報告。這個報告從頭到尾是由我起草,邱晴修改的。在報告的結尾,她自己加上最後一句話:“我難辭其咎,愿意接受任何處分,只要能夠挽救光大”。我說:邱晴同志,這句話要寫上嗎?她說:我得表態,我來承擔責任。當時镕基同志果斷處置,讓羅干秘書長過問這件事,調整光大的班子。羅干同志來談話,邱晴因此就被免職了,但是沒有追究責任。1996年調整班子,任命央行副行長朱小華為光大董事長,任命我做光大的總經理。
朱小華剛到任,镕基接見我們。我就在光大大廈等朱小華的車,準備一起走。我的司機看朱小華的車還沒過去,就繼續等。等著等著,我覺得不對勁了,三點開會,這都什么時候了!我說:趕緊走!緊趕慢趕到了中南海镕基同志的辦公室,九個座位只有一個空的在等我,羅干、戴相龍等同志都在,弄得我出了個大洋相。開會之始,羅干宣布了任免。镕基接著說:孔丹,你這個總經理是我提名的,你要好好支援朱小華,幫助朱小華。你們要承擔起責任來!
會后,我們就抓緊制定解決方案,這個方案我不知寫了有多少稿。有了初步方案后,我和朱小華坐著火車硬座就奔了北戴河,等著召開國務院辦公會議。我們是背著一捆材料去的,都是我準備的。開會之前,先到了镕基那里,他聽了一陣我的匯報,就說:孔丹,你是要負責任的,你知道嗎?我說:我負責任。他說:如果這次的損失低於25億,那就是謊報軍情,你要負全部責任!我說:镕基同志,損失只會比25億多,不會比25億少。后來審計署派人來專門核查,經查實一年就損失了25億到30億,而且會延續下去。镕基同志動怒了:這個人要抓起來!當場去給李鵬總理通了電話。所以,北京那邊馬上就抓了王亞克。
國務院召開辦公會議,專題研究光大問題,我們匯報解決方案,會議由李鵬主持,镕基在一邊不斷插話。我們的方案經過反復測算。首先,方案主要是實施債轉股,就是債還不起了,是誰的債權,就直接變成我們的股東。我們這個光大信托投資公司,就是大家的了。我記得當時把那幾個副總理急得呀。李嵐清說:哎呀,你們這個里面有我們外貿系統的錢啊,你們不能不還錢吶!錢其琛說:我們外交系統本來就沒幾個錢,放在你們那里生點利息,怎么搞成這個樣子,你們得還!其次,除了大部分債轉股外,方案里也安排少量還款。李嵐清除了外貿還管教育,他說:教育是千萬要保證的,那是我們辛辛苦苦弄的錢。我說:各位副總理,按國務院指示精神,能解決多少就解決多少,但是我們得有錢才行啊,你們得給我們撥錢啊。
那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那時候我常用的詞就是坐困愁城,內無糧草,外無救兵,難以為繼。最後確定的方案,除了少數還錢以外,镕基本都債轉股。這是和陳元及央行幾位司長一起研究的方案,最後在北戴河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就這么定了。
北戴河會議以后,朱小華說:這些情況我不太熟悉,將來具體處置的會議就由你去開吧。我說:镕基同志說讓我好好幫助你,你讓我去,那我就去吧。所以陳元同志在人民銀行主持債權人會議,是由我去參加的。我印象特別深的,會上還有周永康,他當時是中石油接任不久的總經理。陳元說:今天請大家來,就是來處理光大信托的問題。先請孔丹同志來講一下經國務院批準的方案。於是,我就開始照本宣科地報告方案內容。當談到欠了中石油3億美元的時候,周永康一轉頭,對他的財務總監說:你罪過大了,你不死都該殺!是啊,3億美元呀!這在1996年是個很大的數目,當年他們把閑錢投到我們這兒生息來了。中石油的財務總監老貢后來一天到晚給我打電話,半夜三更也打。我接電話只能說:你就是殺了我,我也沒錢啊!
實際上如果當初光大信托真正完成了債轉股,這也是我的主意,就相當於止損了。因為所有的債都不用再支付利息了,也就是把140億的債務變成了原來債權人的140億股權。實際上,我們光大信托的資產也沒有二三十個億啊。我們測算過,如果光大信托清盤也就每股一兩毛錢。后來,方案中的債轉股部分出現問題,遭到強烈抵制。又要翻過來再支付,而且變成要記利息,這樣累計下來,整個光大信托給光大集團帶來的損失就是約140億資產全額的90%。
債轉股方案后來就做了妥協,還是償債,只是延期執行。怎么辦哪,先籌集資金。朱小華畢竟在人民銀行呆過。他找了工、農、中、建四大行的行長吃飯,向大家伸手求援。每家借給光大一部分資金,人民銀行再貸款20個億。就這樣在各大行的支援下,光大融了近百億元人民幣的資金,當時這是巨額資金了。
當時光大首先是要應對支付性的危機,但是,我覺得更深層的問題是投資失誤帶來的實際經營狀況的危機,這個危機比支付性危機還要嚴重的多。怎么解決呢?支付性危機可以用現金流來解決,但是經營狀況危機只有一條路,你必須賺錢把它補上。填上這個虧空只能靠賺錢。
米鶴都:之后,好像朱小華又出問題了?
孔丹:本來朱小華因為他過去的職務,有很好的條件,與部委辦的聯絡,與各省的關係也比較熟,影響力也在。镕基同志讓他做光大董事長,他也是雄心勃勃的。而且朱小華活動能力很強,中國移動在香港上市,光大拿了1.5%的股份,中信當時也只拿到0.5%,說明大家都很給他機會吧。
他比較激進,比較急於擴張。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有一段時間他曾經被香港的報紙稱為金手指—goldenfinger。因為光大有很大的資金量,可以搞各種投資。而且光大買哪個資產,那個資產就漲價;買哪個股票,那只股票就升值。所以都說朱小華是金手指,點石成金。
但我對這些並不很樂觀,我一直在講我的看法。有一次開會,他講了很多光大發展中各方面投資的好訊息,感到很振奮。可我吹了個冷風。我說:我覺得要盡快把已經升值的東西套現,要盡快地實現利潤。不要停留在賬面上,要讓現金回到光大集團。我提了“三個一點”:戰線要收縮一點,不要拉得太長,不要什么都投;兵力要集中一點,做事情不能太分散,要集中在幾個地方;多少要儲備一點,因為對經濟形勢走勢看不清楚。這跟他的調子不太一樣。
我們當時在香港有三個上市公司:光大國際、光大科技、光大金融。我的具體建議是把其中一個趁行情好注入到另一個,現金就會回到集團,就能實現我們的盈利。我們當時做了一個大動作,把一部分光大銀行(601818,股吧)的股權注入到了光大金融里去,使其股價高漲,一天之內,股價從五六塊錢漲到十五六塊。我說這是一個機會,你把它適當減持,我叫“一菜兩吃”,既能實現光大銀行的股份化,又能把光大銀行的股權在一定情況下變現了,原來股價只有五六塊錢,現在漲到十五六塊錢了,那能套現就賺了。
但是亞洲金融風暴一來,股價在金融危機以后急劇下跌。我把這叫過山車效應。有那么幾天非常好,你如果抓住了利用好的話,就是套現,就能獲利。結果呢,朱小華都沒有做,失去了這個機會。朱小華也非常懊悔。我說:你要做了,你那手指就真的成金手指了。這個機會失去以后,朱小華時期光大的投資也都出現了問題。作為一個集團公司,單從一個實業的角度解決不了問題,一定要利用資本市場的功能。
由於朱小華過於自信,過於樂觀,我覺得光大從經營的角度錯失了良機。相反的一個例子是,1996年榮智健和其他高管賣了中信泰富約20%的股份,中信套現大約100億。那是金融危機前,套現100億,是不得了的事兒,盈利可能是五六十個億。光大就丟失了這么一個機會。
光大在香港的財務簽字運作機制,是分a、b組。a組是朱小華加上幾個人,b組是我加幾個人。朱小華很聰明,但不是很有控制自我和節制權力運用的能力。后來抬轎子的人太多了,他就有點亂了方寸了。各種朋友簇擁,有些資金的動用,他就回避我,繞過我,雖然我是總經理,也不跟我打招呼。這件事上,我覺得朱小華也是多心了,你繞過我干什么啊?我最多也就是過問一下借錢的人有沒有償還能力而已。看來,我這個人比較方正,一般邪的歪的不找我。
后來光大的紀檢組長臧秋濤,對朱小華和商場上的一些人來往有意見,就上書反映。臧總這個人很正直,他把自己了解的一些情況對江總書記上書具名實告。此事交辦下來之后,中紀委也找我核對了一些情況。核查人員說:奇怪啊,光大賬上差不多有兩億美元的資金調動,你作為總經理怎么能不知道?我說:我真的不知道,你們核對的情況,我也沒聽說過。后來檢察院又來找我核對,說:你這個總經理,怎么能沒有參與呢?我就給他解釋了香港公司運作中的a、b組模式。
此事之前,中組部也找我談過話,我向他們談了我對小華的意見和看法。我說:這些意見都可以放到桌面上的,我也都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方式向他本人表達過。我希望你們用干部,也要教育干部。我不過是他的一個總經理,你們是代表組織的,你們該談話就談話,該教育就教育,也可以告訴他孔丹同志對他的意見。1999年夏秋之際,朱小華被“雙規”,人民銀行副行長劉明康接任光大董事長,我繼續作為總經理配合他工作。
光大出這些問題,里面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在那樣的一個環境里面,缺少很明確的行業戰略,也沒有國家資本金的有力支援,讓它自發地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發展,是相當艱難的。如果是充分競爭的一個市場經濟,自生自滅也是正常現象。可光大又不是,也可算是“大而不能倒”吧。它也受到了壟斷性的企業的壓力,受到競爭的壓力。光大發展中的曲曲折折,我至今沒有看到一本完整的書來加以總結。描述中信的歷史現在有本書,叫做《艱難的輝煌》;在香港還出了另一個版本,叫《中信三十年》。但系統寫光大歷史的,我至今還沒有看到。也是在此后不久,我就離開光大而到了中信集團。
孔丹,江西萍鄉人。經濟學碩士,曾任中信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孔丹長期就職於以金融為主業的控股公司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熟悉金融市場,也是著名金融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