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日的炎熱籠罩著上海外灘。尉文淵記得那天是個大中午，吃完中飯后，穿著一雙破皮鞋的他獨自走向浦江飯店。大概走了20分鐘，然后就看到了他想要的東西。“就是這里了。”尉文淵很快定下了新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所的誕生地，然后又忙碌地去做其他的籌備事項，渾然不覺在那個陽光炙烤的中午，自己在從事一項創造歷史的事業。

20年后，在淮海路恒積大廈19樓窗明幾凈的董事長辦公室里，尉文淵的記憶還是如此清晰，那一刻浦江飯店映入眼簾的斑駁地板和破舊窗戶，仿佛又回到了眼前。

1990：“閉著眼睛摸著石頭過河”

35歲，負責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管處的尉文淵那天擠著公交車下班，同行的是股票科的張寧。他們聊起了正在籌備的上海證券交易所。朱镕基市長宣布要在年底開業，而籌備工作卻進行得異常艱難。“不行就我去，我不懂沒關系，我們一起去。”尉文淵隨口說道。很快，他就被領導找去談話，告訴他一是去把交易所建立起來，二是找好接班人，將來還是回到銀行中來。7月3日，正式宣布由尉文淵負責籌備交易所。他帶著二十幾個人就這樣開工了。

先得找個地方——這是對籌備交易所毫無概念的創始者們的第一個想法。尉文淵沿著外灘、南京路一個個房子跑，先是在南外灘租了一個沿江的大倉庫，旁邊就是黃浦江的一個糞碼頭，一刮風就聞到一股味。隨后不知從哪聽到這個消息，說浦江飯店有個廳，尉文淵想，那就跑一趟吧。過去一看，房頂已經破了漏風了，窗子油漆斑斑剝落，地板破破爛爛；但大廳方方正正，二樓還有包廂，有100多年前上海上流社會最好的舞廳。“一見鐘情”之后，算是定下了地方。

上市規則、交易規則、清算體系、會員管理，這些都是全新的，于是尉文淵領著那幫“不回家的人”徹夜寫規則、培訓交易員，真是發了瘋一樣在工作。“典型的摸著石頭過河，而且還是閉著眼睛摸著石頭過河，一邊干一邊在想。”

“我們建國40多年了搞交易所，總不能重復舊上海的古董吧，現代科技的發展是必須要面對的。”面對交易系統的設計，尉文淵大膽提出了要搞電子交易體系。電子交易的規則是什么，什么是時間優先價格優先，收盤價怎么定開盤價怎么定，場外如何報，一切都沒有現成經驗。甚至到開市的前一天晚上，客戶界面還沒做好，測試就更談不上了。“其實到現在我都不懂這些，我現在都只能上上網，收一下郵件，發郵件我都不會。”尉文淵笑道，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這個被尉文淵稱為“早產兒”的交易所，確實沒有太多土壤，上市公司只有8家，中介機構也還不夠，于是大家想著去發展一批城市信用社。當時尉文淵跑去動員文廟信用社，破舊的一個小房子才二三十平方，就是它的全部營業場所。信用社的人對他說：尉總，我們都是小家當，會不會虧本啊。

終于忙到了即將開市的時候，尉文淵又興沖沖地跑到城隍廟去買鑼，600多塊錢買了一個很丑的銅疙瘩，“不好看，但是聲音好聽，比鑼鼓隊的鑼要好。”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儀式在黃浦路19號浦江飯店舉行。上海市長朱镕基，副市長黃菊，各界來賓出席了開業儀式。來賓中有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劉鴻儒和香港貿發局主席鄧蓮茹。上海人行行長龔浩成是開幕式主持人。朱镕基莊嚴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幕”。隨即，尉文淵忍著疼痛走到交易大廳頂端，對著那面剛買的“銅疙瘩”奮力一敲。在美妙的鑼聲中，黃菊副市長和龔浩成行長，將披在由市府顧問汪道涵手書的“上海證券交易所”銅牌上的紅色綢布揭開，宣布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就此誕生。

此時的尉文淵因為前晚過度勞累、磨破了腳而發起了高燒。，他靠著廊柱撐過了這一天。晚宴一結束，他立刻就被送往了醫院。那一刻他意識到，自己的激情已經燃燒了，再回到四平八穩的機關里不可能了。自己就在那天被推上了一個無法后退的舞臺。

1995：“離開的時候淚流滿面”

隨后的幾年，搞無紙化交易體系，搞“T+0”，搞放開股價，創辦B股。尉文淵的道路可謂一帆風順，“幾乎是干什么有什么，搞什么有什么，那時的我們已經習慣成功了。”尉文淵回顧從1990年到1995年的歷程，認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發展有個特點，就是沒有老師，也沒有人教得了我們。“我們有自己對市場的理解，最了解中國的是我們。”在那幾年，他被稱為“三大猛人”之一，以其張揚大膽的風格推進了多項創新。

“后來慢慢明白這些都是歷史責任。本人如果循規蹈矩、明哲保身、不去推動這個進程的話，會覺得有辱使命。”尉文淵說，自己的性格也是喜歡挑戰。包括現在辦的企業也這樣，沒事就會經常去改變它，連自己的辦公室的布置都會經常改。

也就是在這段期間，尉文淵的個人影響力達到了頂峰，市場開始揣摩他的一個表情，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話。他成了大眾傳媒中的名人，而自己也曾一度成了一名“報人”。在籌備交易所之初，尉文淵的計劃中就明確寫著創辦一份證券報。交易所成立后先是辦內刊——想不到內刊就被搶瘋了，杭州、寧波、南京都是拿火車來載報紙回去。于是就跟新華社合辦了《上海證券報》，尉文淵兼任總編輯。“當時很多人每天都看頭版的言論，都說這是我寫的。”至今回憶起來，尉文淵還頗有得意之感。當時他還規定，每天早上空運200份報紙過去西藏，讓西藏投資者也能第一時間看到這份報紙。

而對創新的癡迷和對新事物過快的推動，終于讓習慣成功的尉文淵倒下了。1992年12月倉促設立的國債期貨是中國第一個金融期貨品種，在經過了幾年的沉寂后，隨著保值貼補率的波動，市場迅速發展。芝加哥交易所總裁看了之后驚嘆到：上交所的國債期貨，是全球任何單一的金融期貨品種中最大的。

1995年的2月23日，“327事件”如同一個巨大的火藥桶將整個盛宴全部掀翻了，至今尉文淵都不愿意過多去談論當時的細節，留在他嘴邊的只有兩個字“遺憾”。“如果講我這些年的遺憾，主要指的就是這個。這一關十幾年，中國資本市場都沒有金融衍生品，一直到今年才有了股指期貨。這個事情釋放了太多負面信息，而后人又是這樣的解讀。我們沒把它做成。”

在尉文淵眼里，原先需要政府攤派才能賣得了的國債，在期貨上市后變成了活躍的交易品種，從市場化幾乎為零的市場，到不再通過政府攤派，發行利率逐步降低，民間投資需求和認同大幅提升，完全改變了國債市場的原狀，但人們對于這段歷史缺乏全面的總結。

“這就是一個坎啊，”尉文淵經常把327事件與差不多同時發生的巴林銀行倒閉事件做比較，雖然巴林銀行倒閉了，但新加坡日經225指數期貨卻依然存在并發展至今，這樣的反差讓尉文淵覺得有點不是滋味。他一直說，任何市場發展都經過波折，在中國市場發展初期，不出問題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是回避不了的，但我們現在談20年，還是要有實事求是的眼光。”

尉文淵是在1995年的9月15號的理事會上宣布辭職的。在這之前，中央調查組來找他談話，他就意識到這個事情必須自己擔責任，“因為推不了也不該推。當英雄的時候別人夸你，出了問題就推給別人嗎？于是我很早就提出辭職，但一直拖著，”尉文淵說，拖到9月15號之前，從來沒休過一天假的他提出休大假，想利用這個方式來促進這個過程，最后終于是離開了。一開始沒覺得有什么，后來合影的時候，突然巨大的情感力量難以遏制，當時就流眼淚了。

“95年底96年初，心里還是不大平靜。當時有個朋友給我送了一大摞丘吉爾的回憶錄。我看著看著，突然間想到，在二次世界大戰這么波瀾壯闊的人類歷史面前，我這點事算什么啊，干嗎斤斤計較戀戀不舍呢，有本事你再來嘛。”尉文淵回憶說，當時領導找他談話，他說讓我出去闖闖，“我想看看我能不能成為一個商業巨子。”

2010：我現在就是一個商人

“現在的我，就是一個商人了，”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尉文淵的一舉一動都已經是“大老板”的做派。在他隔壁辦公室里的，是如今跟他一起經商打天下的另一“猛人”闞治東。

事實上，離開交易所之后的尉文淵并非一帆風順。他規定自己三年內不進股票市場，“沒人這么規定過，我就是想證明三年過后我照樣是條好漢。”隨后他下海經商，尋找機會。

由于多年在傳統的平臺上的熏陶，所以一開始想做一些聽起來挺美的，做起來很健康的事，“總覺得自己跟一般的個體戶還不一樣，但是商業現實卻讓你不能理想化。所以還是要從別人看不起的小事干起。”尉文淵干過小工廠，小作坊。東摸西摸好多年，才逐漸找到了事業發展的方向。用他自己的話說，“想做的沒做成過，做的都是自己從來沒想過的東西。”

十幾年來尉文淵再也沒有踏回過交易所一步。“當年的事業不是你個人的，國家讓干就干，不干就不干，戀戀不舍干什么？”只是，當他要以商業人的面目回到世人面前的時候，中國股市這個他親手參與創造的平臺，還是在等待著他。有媒體報道，尉文淵和闞治東投資的風電公司正在醞釀上市，當年的“猛人”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又會成為資本市場中叱咤風云的人物。

當年的交易所總經理，如今的成功商人，兩種狀態尉文淵都很喜歡。“當時有這樣的歷史機遇讓你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如果沒有那段經歷，我不會像今天這樣充實。”尉文淵回憶起來，其實仍有不少感慨，“那時30多歲沒人管，基本上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體制內哪有這樣的機會，我是蠻知足的了。”

在訪問即將結束的時候，記者讓尉文淵總結這20年，他想了想說，這20年我們應該感到自豪。建立交易所和資本市場的這一政治經濟決策，應該獲得改革開放各項成就中的大獎。

“您覺得這個大獎應該頒給誰呢？”記者問。

尉文淵笑了，他說：“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