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家純一匆匆走進會議室，在靠窗的位置坐下，夏日午后的陽光正好打在這位野村控股（Nomura Holdings Inc.）董事長的肩上。

氏家純一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師從貨幣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1975年獲得博士學位后即加入野村，先后主管野村瑞士和美洲地區業務。

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浸淫西方金融理念和實踐多年的氏家純一，并不掩飾他試圖將帶著東方基因的野村打造成一家國際大行的決心。

而老牌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就是其中的關鍵詞。正是雷曼的悲劇，無意中成就了野村進軍華爾街的夢想。

2008年9月，正當雷曼兄弟的破產掀起全球金融危機狂潮之時，野村迅速收購了雷曼在亞洲、歐洲與中東的業務和團隊。對于這筆交易，當時市場不乏悲觀情緒和各種質疑，來自日本的企業野村能否駕馭和兼容一家典型的美式投行？

20個月之后再來審視這次大膽出手，氏家純一頗有幾分得意。他列舉出一組數據來印證收購雷曼的正確性：野村的董事會和決策機制變得更為國際化，董事會中獨立董事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內部董事的人數。野村成為東京和倫敦股票交易排名首位的經紀商，也是亞洲（日本除外）排名第一的可轉債交易商。

金融危機之后，野村一直穩守日本大本營，在日本股票發行市場的份額超過50％。不過在海外，并購之后的磨合殊非易事。野村與雷曼在業務支持系統方面的整合在2009年5月完成，然而真正的整合所帶來的陣痛，則關乎薪酬福利、董事會架構、管理文化等深層問題。

合并雷曼的歐洲及亞洲業務時，為了挽留人才，野村承諾在兩年內把數百名前雷曼雇員的薪酬獎金維持在2007年的水平。眾所周知，2007年正是投資銀行無限風光的一年，高額獎金令人咂舌。此舉導致野村的成本大幅飆升，2009財年其薪酬占利潤的比例上升至45.7%。而在收購雷曼之前這一比例維持在30％左右。野村方面表示，行業的平均水平約為41％，野村目前的薪酬水平才能維持在同業中的競爭力。

不過，由于雷曼在歐洲、亞洲和中東的業務貢獻，2009財年野村錄得678億日元（約7.26億美元）利潤。野村的中期目標是在2011年財年實現5000億日元(約54.6億美元)的稅前收入，比原定的2010財年實現此目標推遲了一年。

氏家純一并不諱言野村對于美國市場的迷戀。野村正依靠自身的力量，加速擴展在美國的銷售網絡，其經紀子公司在舊金山、芝加哥、波士頓、亞特蘭大、洛杉磯等地，提供債券、證券化工具、期貨和其他利率掛鉤產品。而在美國的員工數量，也從700人增加至1600人，到本財年末即2011年3月底的目標是增加到2000人。

國際化中的野村不斷向華爾街靠攏，不過對于以高盛為首的美式投行的經營模式，野村始終有所保留。野村不想成為另一個高盛，野村的宗旨是“一切以客戶利益為中心”，投行業務就是向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財務顧問和融資服務而拿到傭金。氏家純一說，如果業務重心從傳統的資本市場和顧問服務轉移到自營交易，難免會犯錯誤的。

在野村的全球版圖中，中國未來的投行業務空間巨大。在氏家純一眼中，早就落子中國的野村要大展拳腳，下一步的任務就是建立在中國的業務平臺。

早在1982年，野村就作為首家外資券商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同年協助中國國際信托公司完成了新中國建國后第一筆海外債券——100億日元武士債的發行。1983年，野村與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了中外合作咨詢事務所，1984年協助中國銀行在日本發行公募債，1986年成立野村的上海代表處。

氏家純一說，其實在1980年代，野村在中國市場是相當活躍的。不過進入1990年代，由于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野村在海外的發展也黯然緩步。從1994年到1999年的5年間，野村只在中國為5家企業的B股發行上市擔任了主承銷商。

最近十年，野村在中國重新出發。2002年，中銀香港的全球IPO 在日本采用了非掛牌公開發行（POWL）的形式，野村擔任獨家協調人。在隨后幾年中，野村在十幾家中國大型國企海外IPO中擔任日本POWL的協調人。2003年，野村獲準成為首批境外合資格的機構投資者（QFII）之一，投資額度從5000萬美元提高到3.5億美元。2009年，野村獲準開展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業務，為中國客戶提供包括亞洲股票、日本股票、股票相關衍生工具的買賣以及全球交易服務。

氏家純一透露，野村在中國首先需要建立的是證券業務以及資產管理平臺。相比之下，其他來自西方的同行，高盛、瑞銀、摩根士丹利等，已在中國先行一步建立了合資企業。不過，在氏家純一看來，擁有東方血脈的野村更為熟悉亞洲，熟悉中國，這是它的底氣所在。

“不做自營”

我們不會從事自營交易或者大規模的私募股權投資業務。實際上，要再把自營交易與為客戶所做的市場操作區分開來，是不容易的。

《21世紀》：野村在2008年9月收購了雷曼兄弟業務之后，20個月過去了，野村也做了很多調整去整合兩家截然不同的金融機構。現在，你認為野村與雷曼的整合是真正完成了嗎？

氏家純一：我覺得整合是完成了，而且整合過程比我們預想的要快，因為市場環境對于野村并購雷曼的部分業務，是持歡迎態度的。我們也因此得到快速發展，我們改變了管理架構，變得更為全球化。

我們最近任命了兩位外籍人士加入野村控股的董事會，其中Colin Marshall已經擔任了野村歐洲的主席很長時間，他同意加入董事會。另外一位是Clara Furse女士，她曾擔任倫敦證券交易所的首席執行官長達10年，也是野村歐洲的非執行董事，她也同意加入董事會。

現在野村控股的董事會中，獨立董事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內部董事的人數了。野村的管理架構已經發生了快速的變化，也使野村的決策制定架構變得全球化，我想這就是野村正在發展的方向。

《21世紀》：收購雷曼部分業務之后，野村要從以亞洲為中心變身為一個全球化的金融集團，這個目標并不容易達到。最近高盛被美國監管機構起訴，其商業模式也遭到詬病。在監管機構的金融道義以及企業盈利方面，野村如何取舍與定義自己的經營模式？

氏家純一：野村的業務是以客戶利益為中心的，我們不會從事自營交易或者大規模的私募股權投資業務。實際上，要再把自營交易與為客戶所做的市場操作區分開來，是不容易的。不過野村的業務重心始終是客戶利益，而不是自營交易。

《21世紀》：野村不僅在亞洲和歐洲大展拳腳，在美國也全力拓展投資銀行業務。為什么當初野村只收購了雷曼兄弟在歐洲和亞洲的業務，而沒有把美國的業務也收入囊中？

氏家純一：我想有兩個原因，其一雷曼兄弟在美國的資產負債表不太理想，事實上，我們也并沒有收購雷曼兄弟在歐洲和亞洲的資產負債表，我們只是收購了其網絡、人員和技術。在美國，雷曼的資產負債表太大，特別在固定收益部門，而要正確估算出其資產負債表上到底還有多少資產是非常困難的。其二，當時巴克萊收購了雷曼的北美業務。

確實，美國市場在發展投資銀行業務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如果在美國市場無所作為，將會嚴重影響到野村未來的發展。所以野村在美國需要有一個業務平臺。但是如果我們想在發展中面面俱到，成本會很高，我們只能小心翼翼且有所選擇，在野村最具競爭力的領域開展業務。

我想野村在美國的業務，最需要關注的還是客戶的需求，我們不相信自己比客戶更聰明，可以通過自營交易去擴大經營。野村希望在美國建立更深入與強大的業務局面，因此我們也聘請了更多的員工，從最初的700人增加至目前的1600人，到本財年末即2011年3月底的目標是2000人。

《21世紀》：面對各國越來越嚴格的監管制度，你覺得何種監管制度才能取得一種平衡，既保持金融創新的能力又可以有力規范金融機構的活動？

氏家純一：這個問題挺難的，監管部門正在推進越來越嚴格的金融規范制度，巴塞爾協定、金融穩定委員會、G20等，都要求金融機構擁有更多的資本充足率，降低杠桿，對于流動性也有要求。這些都意味著需要更高的成本去提供流動性，而在二級市場流動性價格卻在上升，因此會更難在二級市場融資。而且每個國家的金融業規模不同，都有其各自的歷史、客戶，如果要一個全球統一的指引并不容易。

中國在岸平臺構想

我們正尋求在中國建立一個在岸平臺（on-shore platform），可以是證券業務平臺、資產管理平臺或相關業務。

《21世紀》：野村在5月底任命了一個新的職位——中國股票業務主管，你們接下來在中國是否會成立合資證券公司以擴大在華業務？

氏家純一：我們希望在歐洲、亞洲（特別是中國）、美國，全面開展業務。實際上，我們早在1982年就進入中國了，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那時候其他的主要同行，比如高盛、瑞銀、摩根士丹利都還沒進入中國呢。我們也是最早參與中國證券和金融市場建設的外資投資銀行，當年協助中國國際信托公司完成了第一筆海外債券的發行，也協助中國銀行在日本發行公募債。可以說，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在中國相當活躍。

進入1990年代，由于日本的經濟在1990年代初遭遇困難，而同時卻是歐美市場蓬勃發展的時期。因此盡管我們很早就進入中國，卻在這一時期的發展中缺席。不過我們現在又有能力擴大在中國的業務了，我們正尋求在中國建立一個在岸平臺（on-shore platform），可以是股票業務平臺、資產管理平臺或相關業務，而首先需要建立的就是股票業務平臺，以及資產管理平臺。

我們了解到中國對于外資建立證券公司的限制，比如當我們在成立的合資公司里所占股份最多不能超過33％。當然，我們希望看到這些有關限制可以盡快消除，因此我們一方面在等待機會，尋找在中國擴大業務的各種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在等待建立在岸平臺的好時機。

《21世紀》：你如何看待中國的投資銀行市場，野村在此有什么優勢？

氏家純一：未來數年，中國的投資銀行業務市場相當大，試想一下，大量中國企業對于股票發行的需求，大量債券融資的需求。而在并購領域，以前是日本通過各種渠道投資于中國，而現在并購變成了雙向的，中國企業也正投資于日本企業。因此對于野村來說，中國的投資銀行市場非常重要。此外，大量來自各個行業的日本客戶在中國也有商業上的需求，如果野村在中國建立了在岸平臺，就可以為這些日本客戶提供服務。

我們有負責中國業務的主席楊志中先生，雖然他在香港，不過大部分時間都在內地的北京、上海等地出差。我們自身在加緊發展的同時，也希望能與其他同行，比如高盛、瑞銀、摩根士丹利等展開友好的競爭。我們在中國擁有良好的網絡，雖然在上世紀90年代我們落后了，但是現在我們重新出發，并擁有更多的力量、關系與產品，我們期待可以在中國擁有一個在岸平臺。

雖然現在的科技很先進，但我覺得不時的面對面交流很重要。野村與亞洲等新興地區很接近，盡管日本的增長速度比不上中國，我們有很多客戶在中國做生意，我今年已經來四次中國了。

中國樓市泡沫已現

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泡沫已經出現，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主要城市，房地產的價格上升得很快，而且這種價格上升并沒有體現房產真正的價值。

《21世紀》：你今年早些時候提到，從日本泡沫經濟的經驗來看，中國房地產達到需要警戒的水平。你如何看待中國現在的樓市？

氏家純一：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泡沫已經出現，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主要城市，房地產的價格上升得很快，而且這種價格上升并沒有體現房產真正的價值。在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來推動經濟的高增長，我覺得經濟的增長對于中國、日本、亞洲以及全球發展都是有好處的，不過這些政策也引發了中國主要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上漲。

中國可以從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取得教訓。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寫的書《This Time is Different》總結了八個世紀的金融危機，大量案例研究揭示了經濟泡沫與政府債務危機的成因。日本泡沫經濟主要起源于匯率方面的壓力，即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此后日元對美元迅速升值。

日本政府為了挽回出口頹勢以及促進內需，采取了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來調節是對的，但是當時日本政府最為關注的是CPI和WPI（Wholesale Price Index，批發物價指數）數據，沒有預見到對于資產價格的巨大影響。到了1980年代末，日本央行和政府意識到資本過剩，轉而在1990年代采取措施，限制資金投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不過地產泡沫已經難以抑制并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