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

評論人士鄧聿文對李光耀思想提出了獨到見解，他鮮明指出，李光耀和鄧小平還有一些相似地方，如施政手法精明務實，政治斗爭經驗豐富，自奉甚儉而正直廉潔，深具領導魅力等。所以，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獲得了李光耀的高規格接待，后者在1989年公開為鄧小平辯護，稱“此類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為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鄧小平1978年訪新后，對新加坡和李光耀也留下了良好印象。因此，在兩國建交后，新加坡能夠迅速抓住鄧小平1992年南巡所開啟的中國市場改革之先機，大舉進入大陸，形成兩國緊密的合作和經貿聯系。新加坡自此后直到現在，在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起著一種獨特作用，尤其在胡錦濤時代，掀起了大陸的新加坡熱。

如果說，在世界諸國退下來的領導人中，在國際上享有巨大聲望者，被譽為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無疑是一個。美國前國務卿、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稱李光耀是“世界級領導人”，其智慧和判斷力無人能及，“他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卓越領導人，還以其強大的戰略洞察力被公認為一位思想家”。

雖然基辛格的上述評價免不了溢美之詞，但考慮到新加坡以彈丸之地，李光耀曾獲得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統奧巴馬等在內的眾多政治人物的稱許，基辛格的這個評價並不算離譜。

不過，雖然李光耀在世界舞臺上長袖善舞，倍受推崇，表面地位重要，但很少有國家會真正按照李光耀的建議去行事。這不僅是由於李光耀本人的局限，說到底，也在於與他服務了大半輩子的背后的國家有關。用他自己的話說，“新加坡是實在小得無法改變世界”，因此“不論世界怎么樣，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

狐貍與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

李光耀受到各國政治家的推崇，原因恐怕在於他對新加坡的治理——這個小島國在很短時間內被帶入一個富裕文明的現代國家，以及他對世界局勢的洞察。李光耀從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總理起，一直到1990年，時間長達31年。此后又做內閣資政10多年，將新加坡從一個人均gdp200美元的國家，發展到富裕程度超過美國。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創始院長graham allison在《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探討了新加坡成功建設國家所具備的要素，他認為李光耀的成功在於他是個不尋常的結合體，將儒家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與英國紳士作風所強調的道德品質中和，以及重視法治。李光耀自己則說，新加坡建國有成有兩大支柱，一是統一語言並與國際接軌，即將英語作為通用語言，使新加坡順利與世界接軌；二是開放的社會，實行對外開放，讓外資把技術、管理與市場帶進來，同時鼓勵移民，以彌補國內人才與人力之不足。

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貍型兩類，那么，李光耀無疑屬於后者。狐貍在民間形象中，有機智、聰明、狡詐的一面，注重實際，應變能力強，graham allison就說李光耀非常實際，對外界的適應能力非常強。他知道世界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不能及時調整適應，必然會被淘汰。故狐貍一說很好地概括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執政理念，即如何讓新加坡適應變化著的世界。

對李光耀的認識，最好還是他自己的說法。在《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一文中，李光耀全面剖析了自己的哲學理念、性格和權力觀。他認為，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他不相信事物從來是平等的，自稱是個名副其實的務實的自由主義者，愿意直面問題，不會拘泥於某一種關於治理世界、治理社會的理論。在他對新加坡的統治中，什么是最佳的解決問題之道，怎樣才能為最多的人創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就采取什么樣的理論和政策。這種高度的實用主義，正是狐貍的生存規則。

李光耀也從日本人征服新加坡、把英國人趕出去，看到了權力的意義。在日本統治新加坡的三年半中，李光耀曾在日本人手下做過事，這使他看到了權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關的，明白了在強權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們為了生存會采取哪些應對之策。因此，在毛澤東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之前，李光耀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權力。李光耀自己認為正是日本對新加坡的侵略，給他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課，並鍛煉了其性格，使其成為一個意志堅定、始終如一、堅持不懈的人，腳踏實地做事，直至成功。但李光耀也坦承，自己所做的一切並不都正確，但基於高尚目的。他直言，“必須做一些令人不悅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經審判就關起來。”李光耀不憷於蓋棺定論，“在閉眼之前，我可能還會做些這樣的事情”，這就是李光耀，為了他認為高尚的目的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不怕身后留惡名。

不難看出，從哲學理念來說，李光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從權力觀來說，是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事實上，這兩者是相通的，一個信奉自然法則的人多半也是權力意志論者。在對新加坡數十年的統治中，李光耀並不回避這點，毫不掩飾自己是16世紀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他曾說，自己從不在乎民調結果和民眾支援率。“我認為，太在意民眾支援率的領導人是軟弱無能的領導人。”“在受人愛戴和令人畏懼這兩者之間，我始終認為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對的。如果誰都不怕你，那就毫無意義了。”

他既是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李光耀在打擊政敵方面，毫不手軟，他曾把早年與其合作，后來對其統治構成威脅的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驅除新加坡，后者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才是新加坡獨立建國的真正英雄。李光耀還透過司法手段如控告誹謗罪等，打壓反對者。新加坡的《國內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時“不經審判”即得以“無限期拘禁”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對西方的批評，他也置之不理。總之，在李光耀看來，只要能帶領新加坡在虎豹環伺中生存下來並生存得很好，有必要使用一些專政手段，任何有損這一目的的行為，都屬於鐵腕打擊之列。

可見，李光耀的上述治國思想和治理手段，同上世紀經濟起飛時期東亞的那些政治強人，如韓國的盧愚泰、樸正熙，印尼的蘇哈托，菲律賓的馬科斯，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等沒有什么區別，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國內實行威權或獨裁統治，憑借對政權的牢固掌握，推行國家現代化。

李光耀為使新加坡更順利與國際接軌，可以強迫改華文為英語，可他終究不能擺脫儒家專制文化的影響和誘惑。

按理，從李光耀所受教育來看，他應該更鐘愛民主體制而非專制政體。李光耀出生於一個並無多少中國文化傳統的華人之家，自幼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青年后負笈英倫，就讀倫敦經濟學院。英國是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故鄉，李光耀在英國接受了一整套英國文化和思想的熏陶。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曾寫道，“哈里.李（李光耀的英文名字），用一個英國內閣成員的話說，是‘蘇伊士運河以東好的沒治的英國人’”。

然而，在新加坡立國后，李光耀並未采納英國的議會制度。李光耀曾為新加坡獨立后選擇目前的體制作了辯護，他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后，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會處於落后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若新加坡決定發展成為像西方國家如英國的兩黨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為“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會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上述辯護既對又不對，“對”是說他可能確實是這樣考慮的，“不對”是說他掩蓋了對權力的愛好與追逐。中國人一般把李光耀看作黃皮白心的“香蕉人”，其實並不盡然，他並不真正是英國文化的擁躉，更傾向於儒家傳統的專制文化。這也體現在其借反共而鏟除異己一事上。

外界把他作為認識中國的“領路人”

說起李光耀，不能不談他同中國的交往及影響。隨著中國崛起為全球大國，在地緣政治中的作用日益顯要，世界多數國家都想了解中國領導人的想法和政策、中國的走向，此時李光耀的天時地利人和優勢就顯示了出來。天時指的是新中之間的密切合作，地利指的是新加坡距離中國不遠，又都是華人社會，了解中國人的思維，人和指的是李光耀和中國大陸三代領導人都有很好關係，和台灣的蔣經國關係也相當不錯，世界領袖中具有這三點者，唯李光耀一人耳。

但李光耀的反共思想一度影響到新加坡和中國的關係。李光耀所以在新加坡強制撤並華文學校和報館，原因之一是當時接受華文教育的人都比較親大陸，有些新加坡華僑還回到大陸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李光耀怕大陸在新加坡傳播共產主義。因此，新加坡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直排斥大陸，這當然也有大陸錯誤政策的因素。直到70年代末，李光耀才開始和大陸交往，雖然雙方都放棄了60年代的敵對政策，但這種陰影一直存在李光耀心中。新加坡是東盟中和中國建交最晚的國家，李光耀就說，新加坡只有在印尼和中國建交后才同中國建交，新中兩國建交時間是在1990年。

然而，這不是說，李光耀在此期間和中國領導人沒有接觸。他先后會晤過毛澤東、鄧小平，之后也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大陸領導人見過面。李光耀對鄧小平很推崇，稱贊鄧是一個偉人，意志堅強，靈活務實，說話算話。如果沒有鄧，中國有可能重走蘇聯老路。他也贊習近平是“曼德勒式人物”。除鄧之外，李光耀還崇拜法國總統戴高樂、英國首相丘吉爾，后二者都是二戰時期的法英領袖。從李光耀崇拜的三人來看，他們其實有共同的特征，即意志堅強，堅忍不拔。這可能也是李光耀自己的性格。

李光耀晚年享有盛譽，別國領導人和商界領袖愿意向他咨詢對於世界的看法，一大原因是他和中國有密切聯系。

另外，李光耀和鄧小平還有一些相似地方，如施政手法精明務實，政治斗爭經驗豐富，自奉甚儉而正直廉潔，深具領導魅力等。所以，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獲得了李光耀的高規格接待，后者在1989年公開為鄧小平辯護，稱“此類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為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鄧小平1978年訪新后，對新加坡和李光耀也留下了良好印象。因此，在兩國建交后，新加坡能夠迅速抓住鄧小平1992年南巡所開啟的中國市場改革之先機，大舉進入大陸，形成兩國緊密的合作和經貿聯系。新加坡自此后直到現在，在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起著一種獨特作用，尤其在胡錦濤時代，掀起了大陸的新加坡熱。

新加坡對大陸的影響，可以分為四個方面，一是新加坡的投資；二是新中在蘇州合辦的工業園，旨在引進新加坡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三是新加坡對大陸公務員的培訓，學習新加坡的社會建設和管理模式；四是新加坡的政治體制。客觀地說，前兩者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大陸改革早期，那時大陸引進的外資，主要是港臺和海外華人資本，因此，技術和管理經驗也主要學習他們。第三個方面，效果不是很明顯，盡管在胡錦濤時期全國各省市赴新的考察團不計其數，但實際上，大陸無法復制新加坡的社會管理模式。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經濟發達，勞動力素質高，這些都是大陸不具備的。許多人只看到新加坡的街道干凈，社會秩序良好，是花園城市，但這些都是大陸很難學來的，因為各方面差距大太，在具體的管理經驗上沒有可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