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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

習近平已成為亞太政經交響樂的首席指揮家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4-11-20 08:38


習近平已成為亞太政經交響樂的首席指揮家
習近平已成為亞太政經交響樂的首席指揮家

從十八屆一中全會登頂黨首到當下,過去了整整兩年時間,習近平用七百多天的時間顛倒了民眾對中央的觀感。用一系列眼花繚亂的組合拳在黨內外重新傳遞了強大的正能量,清黨、整軍、肅貪、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多管齊下,強調已有規則的執行力,重新制定適應現代治理的規章制度。而在這系列的舉措背后,習近平無疑肩負著掌控全域的首席指揮家使命。


十三年前的上海,apec首次走進中國,在上海灘的華美麗景中,江澤民以“新唐裝”領銜,綾羅綢緞,冠蓋云集,最終達成《上海共識》。但彼時的中國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大國,gdp總量位居第一陣營之外,在新世紀的全球海陸雙權博弈中,依然延續了韜光養晦的姿態,在重大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僅僅體現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那一票上。

四十年前的紐約聯合國大廈,鄧小平以副總理的身份向全球傳音,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劃分理論,鄧小平自身在國際輿論場中聲名鵲起的同時,中國也亮明了作為現代國家的新世界觀。那時的中國在全球格局中被稱為少有的異類,內部有天無法,逆道亂常,但距秩序的重建僅一步之遙。

五十九年前的印尼萬隆,周恩來在第一次亞非會議上提出“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原則,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加具體化。那時的中國剛剛結束了始於1840年的時代離亂,大局初定但積弱積貧,北京政權的“合法性”僅獲少數同盟的背書。

九十五年前的法國巴黎,陸征祥以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的身份率六人小組參加巴黎和會,雖然顧維鈞們據理力爭,做了強硬的發言,但中國依然逃不脫大國博弈的棋子命運,由此也激發了國內洶涌的愛國大潮,進而改變了中國近代的歷史走向。那時的中國早已沒有了“天朝上國”的迷夢,內部軍頭割據,生靈涂炭,外部列強環伺,暗弱無斷。

回到當下,2014年的北京雁棲湖,波光瀲滟,秋意盛濃。apec第二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但今非昨昔。十三年的時間,全球政經版圖悄然生變,國際大格局中的話事權東移,中國經濟總量倍道而進,以廣袤的內地市場和龐大的外匯儲備為開路利器,以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廣結善緣,中國將國際秩序附議和順從者的角色轉化為規則的制定者,中國方案的經絡交織於全球各處。

首席指揮家

如若將第二十二屆apec會議喻作是一場宏大的亞太政經交響樂,那習近平無疑是此次演出的首席指揮家。不同的樂器,各自相異的參演人員,如何共奏出一曲華美而直指人心的樂曲,本質上取決於站在臺前的指揮家,他的自身素養、掌控能力、心理素質等決定了樂曲的質量和觀眾的情緒。

本次apec會議是習近平執政后中國主辦的首個重大國際會議,期間,習近平或是全球最忙碌的國家首腦。與二十一個經濟體和非成員國領導人的雙、多邊會談,發表主旨演講,參加“apec”之夜,私人會晤,出席各種招待宴會,出席記者招待會,參加植樹活動等不一而足。

上述活動中,習近平自始至終表現出了一種從容自信的東道主形象。不管是一對一的接見,還是群體性的各種場合,不管是在水立方、人民大會堂、深夜的中南海還是初冬時節的雁棲湖,不管是著西裝領帶還是別出心裁的“新中裝”,習近平都將各種場面調配的張弛有度。

會議期間及結束以后,不消說陸媒的大加贊賞,連一貫對中國帶有東方式成見的西方媒體也紛紛以封面的形式來回應,最新一期《時代》雜志亞洲版以封面來報導“習時代”。內容指出,習近平是中國多年來最強勢的領導人,目標要把中國推上世界秩序的最頂端。而此次北京版的apec正是習近平攜主場外交的優勢將“中國夢”擴展至“亞太夢”,將中國影響力覆蓋亞太乃至全球的一場宏大預演,或許以此為契機,隨著“亞太世紀”的到來,習近平所言的民族復興也將不期而至。

從十八屆一中全會登頂黨首到當下,過去了整整兩年時間,習近平用七百多天的時間顛倒了民眾對中央的觀感。用一系列眼花繚亂的組合拳在黨內外重新傳遞了強大的正能量,清黨、整軍、肅貪、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多管齊下,強調已有規則的執行力,重新制定適應現代治理的規章制度。而在這系列的舉措背后,習近平無疑肩負著掌控全域的首席指揮家使命。

大國儀容

計利當計天下利。在現代國際政經格局中,蜷縮一隅,獨惠獨利者終不能成就大國夢想,只有開放的視野和共用的精神才能完成從地理和人口到經濟與政治上的大國轉變。

大時代、大格局、大智慧(601519,股吧),這是習近平在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講述關於“亞太夢”時所鋪陳的前提,這種“大心態”是擊穿封閉心理的利劍,是展示大國儀容的內在風貌。所以,中國積極籌辦本次apec會議,打開國門,近鄰與遠客匯聚一堂,即便是此前齟齬不斷的鄰居也如約而至,且有包括外蒙古、柬埔寨、緬甸等七個非apec成員首領與會。

“大心態”之外,大場面往往用來烘托大國的儀容,雖然被部分西方媒體稱之為“金元外交”,認為用大場面和大手筆吸睛和博取他者的認同。但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這種儀式感定然是綜合國力的一種體現,不管是任何制度模式下面的任何大國,在重大的國際性事務上何嘗不會表現出相應的儀式感。

此次apec期間,最能展現大國風范的莫過於幾個場合的選擇和“apec之夜”的宏大場面。在場合上,中方刻意選擇了水立方、鳥巢、國家會議中心等被全世界所熟知的奧運地標建筑,以及從很早就開始規劃投入了360億元人民幣,占地31平方公里的雁棲湖會址。“apec之夜”先是在水立方舉辦了主題為“上善若水同舟共濟”的中國風晚宴,充分彰顯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遠與精深,之后在位於水立方東側與鳥巢西側的廣場上上演了氣勢磅礴的鼓隊表演與“環保煙花”。這些場景化的外在表現與大國儀容相得益彰。

“我希望並相信,通過不懈努力, apec藍 能保持下去。”習近平引用了民間說辭,以近乎自嘲的口吻在所有來賓面前表達了對天氣的關注。在apec來臨之前的很長時間里坊間都用北京的霧霾來解構會議的莊嚴性,認為天氣的因素會是apec的一大敗筆,然而在經過超大規模的限禁治理之后,“apec藍”如約而至。雖然也有許多被詬病之處,例如限行給市民帶來的不方便,周邊省市大規模停工帶來的經濟損失,但這些合理化質疑的背后是對大國儀容的凈化,於自身來說也是對未來空氣治理的一步聯動探索。

在外交場合的大國儀容中,“夫人外交”也扮演著一個獨特的角色。然而在中國現當代史上,“夫人外交”的光輝歲月還要追溯到七十多年前的民國時代,在中央建政后的六十五年時間里也只有王光美的短暫瞬間。但自習近平執政以來,“夫人外交”又重回大眾視野,而在此次的apec期間,彭麗媛更是全權擔綱了這一重任。攜多名來京領導人夫人進行了多場活動,在解放軍藝術學院、頤和園、首都博物館、中國殘疾人事業展覽會等場合都留下了“夫人外交”的印記,以此彰顯大國儀容中的柔性色彩。

外交新格局

外交領域的重構是此次apec期間的一大亮點,尤其以“習安會”為標志的“冷和外交”,突破了習近平執政以來中日兩方首腦的正式零會面尷尬局面。此外,習近平還與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進行了雙邊會晤,並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了簡短交談。日、越、菲三國在過去的幾年里與中國東海及南海時有摩擦,而此次習近平與三國首腦的面談或是破解僵局的第一步。

因為在釣魚島、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秉持保守右翼路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施政將中日關係降至多年以來的“冰點”。這次之所以來北京參加apec峰會並且與習近平會晤,既有日本經濟發展需要中國市場的內因,也有安倍意識到中國實力上升而必須接觸的外在壓力。這一切當然有賴於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和對外交往的大國風范。

於是外界看到,在習近平主導對日關係的規則下,國務委員楊潔篪與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達成的四點共識,為后來的“習安會”開了先路。習近平和安倍能夠坦誠就雙方敏感問題進行溝通,使中日關係恢復到8年前戰略互惠的原點,不僅讓中日避免危機持續,也讓東北亞局勢緩和,全世界都為此欣慰。“習安會”后,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公開表達支援,就是這種外交格局的長尾效應。

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東移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習式外交”步步化解,甚至提前版面,在此次apec期間也有諸多體現。

首先是習近平與韓國總統朴槿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首腦會晤,在此次會談中,兩國就中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達成一致,此舉意味著中韓關係從經濟層面實現了一定意義的捆綁效應,也可有效應對美日在東亞地區的互動聯動。至於中韓關係,習近平早在今年7月初就對韓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訪問是習近平執政以來的首次單個國家的專訪。

其次,“習普會”的“老友記”繼續上演,在apec上的會面是2014年以來兩人的第五次會面,在多個活動場合普京總是相伴習近平左右,兩人都神情放松,似是多年好友。在此次“習普會”上,兩國簽署西線天然氣大單,這被媒體稱為是中國“挽救”俄羅斯之舉。其實二者各取所需,中方利用俄方來補充自身的能源短缺,也可以在政治上緩解美日聯盟的在東亞的戰略擠壓,而中國在俄羅斯因烏克蘭局勢被西方所孤立時間接施以援手。此次apec“習普會”在兩國經貿合作更進一步的同時也使“中俄同盟”更顯堅固。

另外,中方邀請了七個非apec成員領袖與會,並參加互聯互通伙伴關係對話會,而這些國家涵蓋了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區域,一方面為“一帶一路”做鋪墊,另一方面也是外交上的再鞏固,以盡量爭取周邊的和睦環境。

而與美國方面,在競爭博弈的同時並非是“零和遊戲”,在apec結束之后的“習奧會”上,中美兩國在聯合發表了一份關於氣候變化的聲明,這是全球氣候變化談判進程中最重要的雙邊共識,也是早前被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稱為“驚喜”的秘密所在。此舉被稱為是兩國新型大國關係的一個亮點,為以后兩國在國際重大事務中的合作談判提供了一個具有示范意義的案例。

金融輸出

在此次apec期間,最具體和現實的舉措大多體現在經濟層面,尤以中國的金融輸出最為突出。首先是習近平在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宣布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其次是在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決定中方將捐款1000萬美元,用於支援亞太經合組織機制和能力建設。

計利當計天下利,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保障,尤其在基礎設置建設上,此基金對沿線國家將發揮極其重要的外部支援。在“一帶一路”重要節點上的中亞和南亞國家中,大多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都不足以支撐“一帶一路”的大規模推進,因此,絲路基金的設置將會在資本輸出的基礎上為“一帶一路”開拓出更寬廣的前進之路。而更早前由中國倡議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作用與絲路基金在本質上殊途同歸。

亞太自由貿易區被認為是對沖tpp(跨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略經濟伙伴協定)的利器,前者由中方主導,后者由美國主導並將中國拒之門外。在此次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宣布啟動和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並批準《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這是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正式啟動的標志。此舉對中國來說一舉兩得,一方面化解了tpp所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解決亞太地區“自然分割”現象,為未來中國的金融及產能輸入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臺。根據路線圖的計劃,亞太自貿區將於2025年建成。

針對此次apec會議,各方媒體又生炒出一個“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雖然在資本輸出的形式上有些相近,但是因為時代背景和國際政經版圖的大變化,二者已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這是習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舉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而本文開頭提到的“巴黎和會”也在巴黎舉行,站在當下的時間節點上,將這二者聯系起來看,意味頗深。

雁棲湖的賓客盡散,apec所擘畫出的“中國方案”將會慢慢發酵,而作為首席指揮家的習近平對於中國本身的指揮儀式才剛剛開始不久。

(本新聞來源: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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