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如何發展中國智庫

李成，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專家委員會專家。

中國智庫目前正處在一個非常快速的發展期，大約與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比較接近。中國智庫的發展，獨立性也許並不能成為它的主要追求目標， 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而多元性應該是它追求的目標。

多元性首先應當是基於國際環境的多極化一一國際社會迅速變化，非常復雜，需要身為大國的中國對國際事務，包括經濟、能源、安全、氣候環境等各個領域，都有進一步的認識。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政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非常多元。法國前總統戴高樂曾經說過，怎樣領導一個有247種奶酪的國家呢？在這種背景下，有時候決策者想的是一回事，而民眾卻是另外一種觀點，兩者之間的溝通，就需要智庫來發揮作用。

此外，“旋轉門”機制開始在中國智庫里得到發展。在美國，伴隨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很多卸任官員會到智庫從事政策研究，而智庫研究者也會去政府擔任要職，這種學者和官員之間的流通就是“旋轉門”機制，它讓知識與權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結合。在中國，目前多是一些退休官員去智庫工作，在未來的幾年或者十幾年當中，將會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轉門”一一一些年輕的、在智庫工作的人也會不斷地轉到政府去。

其實，中國現在也有這種情況，像王滬寧、劉鶴，都是在智庫里做到了非常高的位置的，后來才去做了領導層的經濟顧問，甚至政治顧問。所有這些因素都將促使中國智庫的迅速發展。

布魯金斯學會的座右銘是：高質量、獨立性、影響力。我們把獨立性看得非常重要。但並不是所有的美國智庫都這樣，有很多智庫和政府有很密切的關係。但布魯金斯花了很多精力來維護其獨立性，有很嚴格的規章制度。比如，在兩黨選舉的時候，不能以學會的名義站臺，也不能夠用學會的資金來為選舉服務。如果布魯金斯邀請了民主黨的候選人，也要請共和黨的候選人。再比如，在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的介紹中，以前引用了劉延東和希拉里的講話，現在我們準備把希拉里的照片換掉，因為她又開始競選了。我們一直保持這個敏感性，而且每年都要寫一個保證，內容是不用學會的資源為某個利益集團服務。

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發揮影響力，這兩者並不矛盾。布魯金斯的人員構成保持了這樣一個平衡：也許大多數是民主黨派，但始終有共和黨人士。正是有了這樣一個平衡準則，令很多人意識到應該贊助這樣的智庫，因為維持它的獨立性對整個社會有利，對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有利。所以很多人對我們的捐款是沒有附設條件的。實際上，我們也拒絕接受有附加條件的捐款。有時候大企業要捐助我們，我們會退掉，比如有一個研究藥物的企業要我們研究公共衛生，我們說不能這樣做。

實際上，中國有非常好的一流的學者，這些學者與我們有著良好的互動。布魯金斯學會在過去幾年中出版了《中國思想家》叢書，希望把中國最好的學者介紹到西方去。在中國的書店里可以看到很多已經被翻譯成中文的西方學者的書，但是到美國的書店去看，有多少中國學者的著作能夠出現在美國書店的書架上？幾乎是零，這是很不對稱的，這對美國也是一種損失。

假以時日，中國的思想家會走向全球， 但是這需要一個寬鬆的、開放的學術環境，這很重要。盡管追求獨立不是目前中國智庫發展的重點，但是有一個學習的氛圍、有一個開放的氛圍、有一個多元的環境，會幫助中國能夠產生世界一流的學者。目前，中國對外交流的方式、中國智庫的聲譽還處在低潮期。智庫發展不是搞公關、不是搞宣傳，更多的是一種交流，是一種文化的對話。我們不能夸大文化上的不同點，在有些方面中國當然有它的特色，但如果過度強調特色，就會限制自己。

我認為，中國智庫的發展目前最忌諱的是雷同，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智庫如果想要長久發展，就要有個性，不管是大而全還是小而精，都是不同的模式。布魯金斯走的是大的模式，有些小的智庫也能做得很成功。習近平主席提倡建設新型智庫，會有很多新的智庫誕生，這是好事情。在發展中，大浪淘沙必定會淘汰掉一些，不應批評過多。因為這是早期必然出現的現象。

智庫的發展是需要過程的，不可能一下子成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庫，應該在發展過程中學習他人的經驗教訓。我相信，在未來10年、20年當中，會出現中國的布魯金斯、中國的卡內基。

本文刊於《中國新聞周刊》，僅代表專家觀點，不代表機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