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衝突可以通過貨幣補償來解決

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Byron Wien

大多數人仍然對未來某一時刻兩國的解決方案抱有希望。巴勒斯坦人可能會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貨幣補償可能會被提供以換來原阿拉伯居民“重返家園權”的消除，以色列的土地可能會用來交換西岸定居點。

隨今年最后一個月的到來，大部分人都可以回顧2014年，並表示它的表現比人們在1月所期望的更好。回想當時，人們對經濟、市場主要依賴技術和生物技術公司業績的狹隘性、世界各地的各種政治不穩定性和衝突以及美國政治進程的無效憂心忡忡。

當下的主要不確定性似乎更多的是偏向於地緣政治，而不是經濟。盡管部分停火已落實，但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衝突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巴以局勢依舊微妙。各方尚未與伊朗就其核武器開發工作達成明確協議，而且，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11月24日的最后期限已被推遲。中國、日本和其他國家在中國南海問題上的衝突似乎將會暫時歸於平靜。

今天十一月，我花了八天時間在中東，旨在加深對中東的了解。在特拉維夫的那四天，我會見了銀行家、保險公司高管、企業家、企業領導和政府官員。几乎像每一個已經造訪過這個國家的人一樣，我在離開時不僅對這座城市的活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還收穫了對當地人們所面臨複雜政治問題的更深層次了解。

從當你與業務經理交談時，除非你提及政治，否則政治不大可能出現在對話中這一點起吧。雖然從加沙發射出的火箭彈在第三季度打到了遠達特拉維夫的地方，使一部分人不得不躲進防空洞裏熬上一段時間，但是探討還是以業務問題為中心。

用於攔截可能會襲擊人口密集地區的導彈的鐵穹系統有效地防止了以色列大面積的傷亡，但是以色列的報復卻造成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大量人員傷亡。這導致了來自全世界的批評——以色列在衝突中過度地動用了武力。 以色列的回應是，它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遭到了襲擊，它只是在保衛自己，它採用了一切合理的措施來盡可能減少傷亡。

那些生活在該國的人們表示，他們習慣了“在刀尖上生活”。許多與我交談的人都是大屠殺倖存者的后代，而那些倖存者當初來到以色列是為了尋求一方能讓他們免受曾經所經歷壓迫的土地。無論他們是否公開地討論這一點，大多數人都認為必須有一方土地留給猶太人去追求正常生活。

他們很清楚反猶太主義是一個永恆的威脅，最近一波來自法國的移民更是強調了以色列作為一個將歡迎其到來的避難所的重要性。在我所見過的人之中，沒有幾個似乎要強調這個國家在猶太人歷史中的歷史意義。

每一個人都很清醒：以色列已建立在阿拉伯世界的中間，而且通常被視為一個不受歡迎的鄰居。大多數人認為這種狀況永遠都不會真正地改變。當我向一名主要的以色列生意人詢問以色列經濟成功的原因時，他的回答是，猶太人永遠不會感到滿足。

諷刺的是，當我向一名主要的以色列政治家詢問為什麼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協議是如此困難時，他，“放棄土地不會解決問題。我們放棄了西奈半島，放棄了加沙地帶，甚至願意放棄我們在1967年戰爭中所贏得大部分土地。但阿拉伯人永遠不會感到滿足。”雙方存在共同之處的這一點可能是衝突解開不足的根源。

問題的一部分原因在於情況的複雜性。姑且不以色列是阿拉伯地區的一個猶太人國家，以色列本身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地方。在它的800萬人口中，有200萬是在這個國家生活、工作和投票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猶太人中，僅有15%是極端虔誠者。而其余的都是世俗者，與美國的大多數猶太人別無二致。其大部分的經濟實力和稅收均來自於200萬人。[NT:PAGE=$]

以色列當初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建國的，其高度監管的體系大部分都經受住了考驗，尤其是在金融服務方面。特拉維夫股票交易所就是過度監管的一個很好例子；它導致了許多前景光明的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直接奔赴達斯達克而不是在本國上市。工會也具有重要影響力，但監管和工會影響力兩者被削弱已有一段時日。

以色列在建國初期曾高度依賴來自美國的財政支持，但它現在已自認為在財政上實現了獨立 ——既不欠外債，還手握大量外匯儲備。其經濟中快速增長的部分來自於最近二十年裏所建立的行業，即能源和技術。

在伴隨高學歷俄羅斯移民的大量湧入而肇始於1980 年代的創新推動下，以色列發現了巨大的天然氣儲備，其技術行業實現了繁榮發展。軍隊也在以色列的技術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它創建了以色列的尖端國防體系。該國的頂尖大學也功不可沒。

從長期來看，有希望的是，電力乃至機動運輸都可能會以天然氣為基礎。該資源也可以液化並輸送到一部分歐洲國家。此外，以色列在水處理方面也是全球領先者。

即便與巴勒斯坦的衝突在第三季度減緩了經濟的增長，以色列仍有望在2014年取得3%的經濟增長，且明年的前景仍繼續看好。該國在2008期間至2009年期間僅僅遭遇了經濟增長放緩而不是經濟衰退，因為銀行系統被限制不得發放保證金貸款。

雖然今天的以色列體現出濃厚的資本主義國家色彩，但是它擁有高度發達的醫療保健、教育和退休社會網絡。以色列有一種特異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比美國或歐洲的更加隨便。很少有生意人系領帶。街道非常整潔，但仍能看到涂鴉。

顯而易見的是，結束與其鄰居的衝突將有益於這個國家。每一位美國總統都已將實現中東地區的和平視為自己的目標之一。與我交談過的大多數以色列人都相信，近期之內不大可能達成協議，因為阿拉伯世界普遍認為以色列不應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他們希望，猶太人最終將離開這個地區，因為他們認識到，自己並不受歡迎，而且也並不想生活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裏。

在我看來，這是不現實的。在這一點上，以色列永遠都不會結束自己的存在。以色列人認為，他們擁有歷史、合法和贏得的權利以存在於那裏。關於西岸“定居點”的爭議可以通過以色列將其境內的賠償領土劃撥給巴勒斯坦人這一方法化解。

在1948年以色列實現獨立時，僅有60萬人生活在那裏。隨國家的成長，以色列已在西岸開發了許多永久性社區。我參觀了耶路撒冷附近的幾處地方。它們是擁有大量住房而非臨時結構的市郊城鎮。那裏的居民們並沒有做放棄它們的准備。在那裏，就算有錢也買不到一份不賴的五香熏牛肉三明治。因為他們在以色列根本就不開設熟食店。

大多數與我交談過的人仍然對未來某一時刻的兩國解決方案抱有希望。巴勒斯坦人可能會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貨幣補償可能會被提供以換來原阿拉伯居民“重返家園權”的消除，以色列的土地可能會用來交換西岸定居點。

盡管John Kerry以及其前任已經無數次地奔赴中東以力爭達成協議，但巴以雙方仍似乎存在巨大的分歧。與達成和平協議有關的諸多問題之一便是，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后，雙方均採取了進一步的行動以爭取權利。巴勒斯坦人現在已任用哈馬斯中的極端分子來處理事務，而以色列人則已選擇了自己的一批強硬派來應對。

但無論是利庫德集團還是工黨，他們都已不復昔日的強大。兩者過去常常在120個以色列議會議席中各自占得30-45個，或者兩者相加佔據總議席的三分之二，妥協因此才有可能達成。現在，他們各自都只有20個不到的議席，就算加在一起也不足三分之一。新的政黨已牢固地樹立起右翼觀點，這些觀點讓達成妥協變得更加困難。

為了幫助我更好地了解局勢，Gillerman大使安排了我與以色列政壇元老、該國前總統兼總理Shimon Peres先生進行會談。他現在主持Peres和平中心的工作，雖然即將迎來92歲生日，但仍與我見過的任何政治人物一樣思維縝密和表達清晰。

Peres最終看好兩國解決方案，但與我所交談過的其他人一樣，他也認為，要實現這一解決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當局都必須有強大的領導層。他認為，外界影響也會起到重要作用。他表示，“美國應當想一想對中東的給予，而不是戰鬥。看一看作為馬歇爾計劃的結果而在歐洲實現的一切吧。”

一些與我交談的人引用了南非作為範例。只有在出現來自 F.W. de Klerk 和 Nelson Mandela 的強有力領導時，這個民族才有能力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然而，Peres認為，就算沒有強有力的領導層，與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解決方案最終也將會實現。“它將為那些不想再生活在衝突環境下的婦女和年輕人們所推動。”我希望他是對的。

與我在以色列所交談過的几乎所有人一樣，他也認為，對不能允許伊朗擁有核武器。他對任何與伊朗人所打的交道都表示懷疑。“你永遠都無法驗證他們是否在按規則行事，”他表示。沒有人真正認為他們會對鄰國使用核武器，但是每個人都擔心該地區的軍備競賽以及武器級鈾被賣給恐怖分子用於“臟彈”。

此次中東之行期間，我曾在一處稱為MindSpace的特拉維夫設施作中途停留。在這裏，企業家們可以按月租賃工作台，從而在一個創造性的環境中處理他們的構想。獲得支持的項目可以在它們自動公佈之前轉移至小辦公室，為其他人騰出空間。與以色列的所有地方一樣，這裏也充滿了樂觀和創造力。

盡管這些人周圍的政治動蕩有時候是可怕的，但他們作為個人對此几乎無能為力。與此同時，他們會努力工作，在這個創業國度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未來，就像當初建立這個國家的定居者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