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李迅雷：中國經濟下行仍在路上 不要幻想奇跡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6-06-17 10:10民間投資增速下滑可追溯到2011年2011年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年份，因為一些重要的經濟指標就是在這一年拐頭向下。如GDP增速從2010年的10.4%降至9.2%，從此之後已經連降五年，估計2016年仍會下行。此外，還有一個與民間投資相關的指標，是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從2010年的歷史最高值33%降至27.9%，假如民企在房地產開發投資中的占比估計在80%左右，那麼，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的下降，也意味着民間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的下降。除此之外，還是其他值得關注的指標也是在2011年掉頭向下，如汽車類零售額增速在2010年達到34.8%的歷史高點後，2011年增速拐頭下行至今；不少大宗商品價格也是在2011年開始走弱，黃金價格在經歷十年上漲後的下行拐點，也出現在2011年的第三季度。因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即民間投資增速下行是經濟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發生的，總體表現為投資回報率的下降。從上圖中看，民間投資增速在2005年的時候，還超過80%，經歷了十一年時間，降至目前接近零的水平，這說明，天下沒有不散的盛宴，所謂的保持持續增長，只是一廂情願的個人意志。圖中可發現投資增速真正下台階，是從2012年開始的，之前民間投資增速一直維持在30%以上的水平。2012年民間投資增速出現下行拐點，只比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的拐點出現只晚了一年。從2012年至今，也不過用了四年時間，投資增速從30%降至接近於零，這條下行曲線的斜率也沒有突然出現陡峭，為何時至今日才恐慌起來了呢？如果你相信這條曲線的斜率不會有大變化，那麼，我們離民間投資負增長的年代也應該不遠了。我更願意相信趨勢的力量，而不是政策的力量，因為趨勢一旦形成，具有很大的慣性，趨勢背後有邏輯支持；政策不能改變趨勢，它最多也就改變趨勢演繹中的斜率。不少人總是期望有妙手回春的政策出台，而我的始終如一的觀點是，相信邏輯，不要相信奇跡。人口因素是民間投資下行核心原因如前所述，2011年是很多重要經濟指標的下行拐點，因此，通過追溯數據，發現民間投資增速下行大約是從2012年開始的。經濟下行可能是因為總需求減少，從而出現產能過剩，投資回報率下降，但經濟下行也可以是投資意願不足，即包括民間投資在內的投資增速下滑，也是經濟下行的因素。所以，我覺得GDP增速下行也不能成為民間投資下行的核心原因。其實，2011年還有兩個人口方面的拐點，即按國際標准，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已經達到74.5%的高點，2011年開始凈減少。而按我國的勞動年齡標准，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2年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此外，中國新增農民工的數量也在2011年出現了凈減少，即從2010年新增農民工1200萬，降至2011年的1000萬，又降至2015年的350萬，其中新增外出農民工數量降至60多萬。此外，一個更驚人的數據變化是2015年流動人口首次凈減少500多萬，流動人口的減少也會導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消費需求的下降。2011-2015年中國農民工總量及增速變化 經濟增長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口現象，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會增加勞動力成本，從而降低潛在增長率；從消費的角度看，勞動年齡人口同時又是購房、購車的主力人群，該主力人群的減少，必然會減少住房、汽車這兩大與上下游產業鏈最為密切的消費品的消費。中國自2000年以後的經濟高速增長，主要靠房地產和汽車這兩大行業推動，因為這兩大行業對於拉動其他行業，如鋼鐵、水泥、玻璃、石化、有色、家電、家具、建築等眾多行業的增長十分明顯。人口紅利和城市化都是階段性的，所有國家處在這一階段時，經濟增速都會加快。但是，隨着人口紅利的消退和城市化進程的放緩，投資增速的下降也是很正常的。比如，日本、德國、韓國等經濟成功轉型的國家，它們的投資增速下降與人口紅利期結束及城市化進程放緩高度吻合。由於人口老齡化是不能逆的，流動人口的減少也意味着社會經濟結構漸趨穩定，投資機會自然就減少了，所以，民間投資增速的下降及今後的負增長，都是非常正常的現象。需要努力的是如何提高投資效益，而不是想方設法刺激投資、拔苗助長。經濟結構轉型逼迫民間投資下降民間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房地產這兩大領域，制造業早在10多年前就出現了產能過剩問題，如今則是過剩問題更加嚴峻而已。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在2010年就達到了峰值，去年更是降至1%，今年即便回升，也不改今後負增長的必然趨勢，因為人口老齡化和移民減少的趨勢是不可逆的。傳統產業的過剩，會逼迫經濟轉型，如果轉型過程中不給予民企相應的新興行業准入機會，則民間投資增速必然下降。政府當局對此早已看到了這一隱患，於是，早在2005年就頒布了鼓勵民間投資的「36條」，真可謂是未雨綢繆。但民間投資依然還是青睞於投資房地產和制造業，於是就有了當年江蘇鐵本事件的發生。不過從事後看，當初促轉型似乎火候未到，到了2010年，國務院又出台了鼓勵民間投資的「新36條」，把部分國企壟斷的行業向民企開放，出台時機極佳，因為是在為應對次貸危機時推出「兩年四萬億」的第二年，希望民間投資能夠接棒政府投資。但是，「新36條」的落實情況似乎還是不夠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讓民企進入的領域實際上是原先國企壟斷的領域，這必然會因利益再分配而遇到阻力；其次，不少向民企開放的行業，往往存在資本壁壘、技術壁壘或其他壁壘，而民企多為草根出生，面對這些高精尖行業或會望而卻步。第三，行政不作為現象在各地均有表現，為此，權威人士也提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的觀點，說明政策落實率低已經成為普遍現象。近日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也是為了打破地方保護、行業壁壘和企業壟斷，給民企提供一個更好的投資環境和更公平的投資機會，這與為民企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是同樣的出發點。但問題還是在於落實。如果說過去10多年來，落實總成問題，那麼，你如何能確信接下來政策的落實率就能提高呢？從今年第一季度看，國企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超過20%，而民間投資只有5%多點，有人說是因為國企投資對民間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這種解讀並不客觀。按我的理解，一個原因當然與我上面所說的經濟轉型有關，另一個原因，則是國企還承擔了穩增長的任務，因此，投資回報率下降的情況下反而加槓杆，導致國企的虧損面擴大，債務率提高。根據財政部的數據，所有國企1-4月份的負債同比增加了18%，但利潤卻下降了8.4%。另據上交所的數據，2015年年報剔除金融企業後，上市國企的ROE為5.9%，上市民企為8.1%；所有國企的營收和利潤都是負增長。說明盈利負增長的國企在投資加槓杆，而盈利正增長的民企卻在去槓杆。當然，銀行在國企加槓杆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銀行貸給國企的道德風險要比貸給民企小。綜合上述數據，我們不難發現，在穩增長的目標下，容易出現資源錯配問題。為了進一步了解非公有制企業對經濟的貢獻大小，我試圖找出非公經濟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變化，但遺憾的是，國家統計局沒有公布該數據，地方統計局則有的公布，大部分都不公布。數據比較全的有上海、江蘇和廣東三個省市，其中廣東只含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不包括三資企業。從下圖中可以發現，盡管非公經濟在GDP中的占比都在逐年上升，但放緩的時間大都在2012-1013年，之前上升的速度都非常快，如上海2001年非公經濟的占比只有31%，十年之後就提高到了50%，但最近五年卻只提高了一個多百分點，江蘇最近三年非公經濟每年只上升0.2個百分點。 民企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的上升斜率趨平，與民間投資增速下行，在時間上是同步的，故可以解釋為由於民企投資增速的下降，導致民企對GDP貢獻率上升趨緩。那麼民企投資趨於審慎的原因是什麼呢？如前所述，一方面是經濟增速下行帶來投資回報率下降；另一方面則是在產業結構快速調整中，民企優勢趨弱，如在2012-1015這四年中，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下降了4.8個百分點，而第三產業的占比卻上升了5.9個百分點。這一結構變化的幅度，幾乎等於2012年之前十年的變化幅度。結論在經濟下行的大趨勢下，民間投資增速下降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國企和地方政府投資繼續保持高增長，可能是穩增長所需，但後果是國有部門債務率的過快上升和社會資源的錯配。在國企改革、淘汰僵死企業和鼓勵民間投資這三大目標要同時實現的過程中，如何協調好彼此關系，難度很大，過去也缺乏成功案例。向民企開放諸多由國企壟斷的行業，尤其是很多供給短缺的服務業，當然是刺激民間投資的有效辦法，但對過去提出的各種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進行評估，發現落實是一大長期存在的難點。中國經濟下行仍在路上，經濟轉型也是長期過程，對此，要相信邏輯，不要幻想奇跡。（文章來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作者：和訊獨家】【了解詳情請點擊:www.hexun.com】掌握全球財經資訊點我下載APP文章標籤更多上一篇摩根大通減持工商銀行及中國銀行H股 套現3.68億港元下一篇豪小子來了！林書豪現身台北101 只為這只科技智能錶？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