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好民間投資的牛鼻子當高舉供給側改革擎天劍

牽好民間投資的牛鼻子當高舉供給側改革擎天劍

    陸岷峰1，楊亮2[1]

1.南京財經大學中國區域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210001；

2.南京財經大學 金融學院，江蘇南京 210046

摘要：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間投資資金規模持續增長，在整個社會融資規模中比重也逐步增大，而自2015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卻出現反轉性下降，當年增速同比減少8%。而進入2016年後情況進一步惡化，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降至16年來最低點，而民間投資同比增速則僅有3.9%。作為深化供給側改革的關鍵驅動力，更是落實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重要基點，民間投資關乎着實體經濟增長活力與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須高度重視該問題。因此，亟需明確民間資金的新流向與新特征，深度挖掘民間投資萎靡的問題本質及內在邏輯，並結合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與契機，進而提出引導民間資本流向、激發民間投資熱情的策略建議。

關鍵詞： 供給側改革；民間投資；信貸結構；十三五規劃；

一、引言 

區別於國有投資和外商投資，民間投資主要是指集體投資、私營個體投資、聯營、股份制及其它經濟的投資，其具備促就業、機制活、高效率、前景好等特性，是強化經濟發展內生動力與活力的關鍵路徑。通過近30年中國經濟發展與08年以來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實踐表明，民營企業是國內經濟增長中最有成長空間的群體之一，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更是是經濟長久發展的關鍵原動力，所以驅動民營經濟成長、推進民間投資擴張，既能大幅提升國內經濟的發展潛力與活力，又有利於充分釋放社會資源潛藏的巨大能量。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間投資獲得了快速增長的時代契機，伴隨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的逐步深化，民間投資規模實現了持續性快速擴張。尤其在1980-2002年期間，國內民間投資每年增長約25%，規模累計增加了127.3倍，相較於同期約19%的社會投資年均增長率超出近6%，其在社會投資規模中占比也從最初的18.1%上升至2002年的48.7%[2]。而截至2015年初，民間投資規模達到321576億，同比增長率約為18.1%[3]，通過數據分析發現，過去二三十年內我國民間投資處於加速啟動階段，民間投資規模實現了超常規增長，並且於社會投資規模中占比已經趕超國有經濟投資占比，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金融貢獻逐漸提升。

然而國內民間投資在諸多領域仍然受困，極大程度上束縛了盈利空間與成長空間，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速降軌等多重背景影響下，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放緩趨勢，其社會投資中占比也呈現逐步遞減態勢。特別自2015年以來，我國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明顯下滑，並且進入2016年後其增速已小於全國固定資產，今年1-5月份民間投資規模共計116384億，同比增長率僅為3.9%，這一數字已經降到近十六年的最低值，且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之差呈現擴大趨勢。[4]作為深化供給側改革的關鍵驅動力，更是落實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重要基點，中央亟需關注該問題，同時在當前經濟結構調整不斷加速、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的新形勢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處於大力推進、逐步落實的攻堅期，因而更需要盡快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與潛力，提升全社會金融資源配置與利用效率（陸岷峰、楊亮，2016）。加快深化改革與促進發展的有機結合，基於深化供給側改革視角扭轉民間投資頹勢，不僅具有驅動實體經濟發展的動能效應，大幅提高經濟發增長內生動力的積極作用，更有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價值，因此值得各方學者進行深入地思考與研究。

二、文獻綜述

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具有一定的中國特色，於西方研究文獻中並無這一概念，與之最接近為“私人投資”，但國內外學者均高度關注該領域，並針對民間投資概念內涵、功能作用以及調節手段進行了深入研究。

首先，我國學者針對民間投資的具體概念、口徑與內涵進行了詳細梳理。汲鳳翔（2004）指出民間投資包含集體經濟、私營個體經濟、聯營經濟中非國有控股投資、股份制經濟中非國有控股投資以及其他內資，並針對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制度機制、領域范圍等維度展開了深入探討。林平、何偉剛等（2005）則表示，民間投資指的是以公民自然人與自然人集團主要來源的固定資產投資，並依據民營企業融資結構的整體特征以及各規模、區域、行業特特征,進而給出了拓寬民營企業信貸渠道、調整融資結構的有效對策。隨後於2010年，國務院對民間投資概念及口徑作出了明確解釋：“民間投資是指集體、私營、個人性質的內資企事業單位和由其控股的企事業單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建造或購置固定資產的投資”。[5]

其次，鑒於民間投資具有多樣化的功能作用，因此針對的正向作用與負面作用進行了探討分析。辜勝阻,曹譽波,李洪斌（2014）指出投資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而民間投資可利用民間資本的金融活力，加快推進我國城鎮化進程，但受困於推進城鎮化進程的融資與准入難題，加上公共投資帶有的“擠出”效應，導致這民間投資流向城鎮化發展的熱情較低。吳俊培，艾瑩瑩，張帆（2016）則基於全國數據發現，從公共投資和城鎮化的貢獻彈性視角看，東西部公共投資對城鎮化推動效應明顯小於中部。此外，因為地方政府投資對城鎮化的推動效應，地方競賽與“GDP至上”的考核標准促使投資增大而推進了城鎮化進程。李博（2013）則重點分析了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廣東省民間投資，指出民間投資對該省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可見大力推進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是完全契合經濟發展規律的。Straska M（2012）基於企業的微觀視角，重點分析了投資效率狀況，得出以下結論：私有化後的企業投資行為將對經營利潤與現金流的敏感度大幅提升，而對於投資機會的敏感度則會較小，從而對投資效率產生負向的驅動作用。

最後，由於民間投資的特殊性，學者們還對其影響因素及政府調節手段進行了研究。彭彥（2012）通過對成渝兩地民間投資的調查研究，發現通貨膨脹率、利率、GDP總值、區域稅負以及區域公共資本是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核心影響要素。一方面，部分學者提出政府投資能夠對民間投資造成“擠出效應”，如劉希章，李富有，南士敬(2015)基於SVAＲ模型研究，指出政府投資於第3期對發生了顯著的反向沖擊，且存在顯著的擠出效應；而另一方面，有學者提出相反觀點，反而提出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存有較弱的“擠入”效應，如陳時興(2012)基於IS－LM的理論框架探討了政府對私人的“擠出效應”，並實證論證了政府對民間投資具有部分擠出效應與擠入效應，但總體上並無累計擠出效應。余靖雯，鄭少武（2015）通過對財政分權與民間投資關聯性的經驗分析,盡管得出兩者正相關關系於統計層面並不明顯,但是增大基本建設開支的分權度能夠提振民間投資，同時還發現,“小中央政府,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機制更有助於民營經濟的長期增長。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於民間投資當前發展情況的認識形成了統一，普遍表示國內民間投資已有跨過原始積累期，投資的行業、規模和區域分布均發生較大改變，對社會經濟各方面的驅動效應正逐漸增大。此外，對於民間投資的功能分析、調節手段等領域研究也已有一定基礎，然而關注經濟新常態下民間投資增速大幅放緩想象的還相對較少，且深入分析該現象本質與內在邏輯的研究極少，並且扭轉民間投資頹勢的對策建議均未與我國供給側改革相聯系。

作為民營經濟發展的引擎，民間固定資產投資關乎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是反映經濟發展活躍程度，增強經濟內生動力的關鍵。目前中國經濟正在處於一個補庫存的周期之中，本來應該是各行業加緊出清後的生產投資，但卻出現民營經濟資金支持日漸萎縮的怪像，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暴跌表明經濟必定存在着某些問題隱患。因此，應首先明確民間資金的新流向與新特征，深度挖掘民間投資萎靡的問題本質及內在邏輯，並結合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與契機，進而提出引導民間資本流向、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的策略建議。

三、我國民間投資變動趨勢的新動向

盡管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逐步降軌，但社會融資與民間投資均保持着快速增長態勢，僅從2015年開始呈現出逆轉性趨勢。而作為推進經濟增長、加快產業升級以及提高就業率的關鍵驅動力，民間投資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逾六成，當前面臨增長率快速回落的緊急態勢，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並且只有及時且科學地把握民間投資變動趨勢的新動向，才能為後續深度分析現象本質問題提供良好基礎。

（一）民間投資增速出現大幅下滑

作為全社會投資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除去2009年以外，民間投資規模增速始終顯著大於總體投資，2012-2014年期間其增速分別為24.8%、23.1%及18.1%，分別高於4.2、3.5以及2.4個百分點[6]，可見民間投資在服務中小企業、推動戰略新興產業中的比重與重要性均在持續提升。然而自2015年以來，我國民間投資增速出現逆轉性放緩現象，當年民間投資增長10.1%，較上年同比下降8個百分點，同總體投資增速基本持平。而圖1所示，進入2016年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更是急轉直下，其中1-4月民間投資增速僅增長5.2%，其增速僅為總體投資的一半，並開始出現“一降一低並存”的特征，即不僅增速降低，而且低於全社會投資增速。而截止到2016年5月底，1-5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為116384億元，增速已降至3.9%，於全部社會投資中占比更是降為62.0%。可以預見，民間投資規模增速的陡坡式下降，必然會導致失業率增加、中小企業融資受阻、經濟增速放緩等諸多問題，因此必須得到各方的高度重視。

圖1：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及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16年5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月度報告》

（二）融資結構惡化放大擠出效應

自2015年6月開始，由於國內房地產行業火爆、地方債務置換以及財政穩增長等因素，導致諸多金融資源流向於房地產產業及地方政府，對民間投資造成極大的擠出效應，進而引發社會融資結構失衡不斷加劇，資源配置效率逐步惡化。如圖2所示，進入2016年之後，商品房銷售額、銷售面積、開發企業到位資金等增速均大幅提升，其中1-4月份國內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率達到36.5%，銷售額增速則升至55.9%。與此同時，2016年4月新增地方債共計1.06萬億元，財政存款同比增加約9318億元，而財政收入較上期增長了14.4%。

圖2：2015-2016.03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新浪專欄作家任澤平《資金流向房地產擠出了民間固投》

房地產市場火爆產生的“擠出效應”，在東部沿海的一二線城市中尤為明顯，以廣東省為典型，1-4月份該省房地產企業開發投資共計2473.32億元，增長率達到16.2%，增速較一季度增加3.4%，比固定資產投資還超出5個百分點。[7]然而，流向房地產領域及地方政府的金融資源並未真正傳導到實體經濟，相反卻給民間投資造成了擠出效應，並且在後期貨幣政策趨向中性的背景下，該效應放大趨勢或將進一步加劇。

（三）民間投資的結構失衡加劇

民間投資增速放緩的現象中，還存在着結構性失衡加劇的問題。首先從產業層面來看，截止到2016年5月底，1-4月份一、二、三產業的民間投資規模同比增速均發生大幅下降，分別較上年同期減少了15.6、5.5以及9.3個百分點，而第三產業降幅更是達到了73.2%，1-5月三類產業又分別回落了0.2、4.6和6.2個百分點。其次從地區分布角度看，西部的民間投資增速放緩問題早在2015年就已經暴露，由2014年末20.3%的同比增長率跌到了11.4%，但鑒於西部民間投資占比僅20%左右，因而對全國民間投資總體增速影響較小。而自2016年開始，東、中部地區的民間投資增速也發生大幅下降，分別由2015年末的13.5%、16.6%減少到2016年4月末的8.6%、6.7%，從而極大地拖累了民間投資總體的同比增速。最後，從民間投資增速回落的數據結構看，區域上東部省份仍保持較快增速，因而主要是由於東北及中西部地區的下滑影響；產業上電力水利、教育衛生等增長較快，則主要是由於重化工業以及第三產業增速下降的拖累。

（四）金融與實體經濟背離趨勢擴大

近幾年來，中國貨幣供應量增速基本較高，但國內經濟發展情況卻持續下行，後期或將呈現“L形”，可見金融和實體經濟間背離趨勢正在擴大。如圖3所示，M2增速始終維持在10%以上，而M1增速則一直放大，然而國內GDP同比增長率於2014、2015、2016Q1年分別為7.3%、6.9%和6.7%，已降至28個季度來最低點[8]。一方面，當前廣義貨幣供應與名義實際GDP增速差值持續放大，可見超發的貨幣量並未流向實體經濟中，實際上是落入到“流動性陷阱”。另一方面，自2015年10月開始M1M2剪刀差不斷張大，截止到2016年5月底，M1-M2增速差已增大到11.9%。依據 MV=QP方程，新增的M1除了維持V↓、Q↑和P↑的資金循環外，還將助推廣義價格的上漲，例如最近的股市與房市泡沫、豬肉與房租的上漲。

圖3：2015-2016.05我國M1-M2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根據價值投資導航網站數據整理所得

此外，當前“M1大增而M2平穩下降”同1997-2000年期間類似，宏觀背景都是經濟下行、產能過剩並存有溫和通脹或通縮，導致企業主動投資以及加槓杆意願較弱，從而M1增加難以真正流入實體經濟與M2。

四、民間投資頹勢是當前經濟矛盾激化的集中體現

民間投資增速大幅下降僅僅是自2015年才發生的現象，之前民間投資增長率均顯著高於整體投資，因此“身份歧視、服務水平低、信用欠缺、融資受限”等長期存在的問題無法有效解釋當前現象。而作為三駕馬車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投資增速的迅速回落更應解釋為國內經濟矛盾激化的集中表現，顯示出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急需增強，具體反映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企業經營負擔日益加重

現在隨着要素成本的不斷上漲，企業利潤的持續下滑導致內源性融資能力不足，而投資的比較優勢尤其在傳統產業的投資比較優勢確實在下降。盡管政府層面正努力引導並解決企業問題，但鑒於某些問題屬於市場自身的，確實難以通過行政化手段解決。首先在用工成本方面，依據2016年4月的《2016年度上海市職工社會保險繳費標准》，可推算出上海企業最低用工成本接近45000元/人/年，不僅一線城市如此，二、三年城市的雇工成本同樣在逐漸提高；其次，在企業負擔特別是稅費負擔方面，以往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能夠提供更為優惠的稅收政策。而在十八屆三中後，營造公平、統一的市場環境被提上日程，並依托財稅體制改革來進一步規范稅收等優惠政策，各地方政府在2014年開始對於企業稅收、用地等不合理政策進行清查取消，因而導致新投制造業項目難以得到優惠扶持，進而削弱了企業投資積極性；最後，匯率高估引發了溫水煮青蛙的效應，造成國內制造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並且於2015年產生質變，我國出口貿易發生負增長，作為世界工廠的我國制造業產能生產情況急劇加重，國內制造產品在遭受出口逆差的巨大壓力，還於國內市場中同樣會遇到國外產品的價格擠壓。

（二）市場預期悲觀引發投資意願下降

對宏觀經濟的穩健預期能夠提升民間投資的主動意願，而悲觀預期則會反向作用於實體經濟發展，進而引發投資增速的回落。而實際利率、資本市場、匯率等則是影響民間投資前景預期的核心因素，以2013年為例，當年受各種因素影響而出現“錢荒”問題，導致企業實際融資成本大幅上漲，引發大量民營企業因資金斷鏈而出現的“倒閉潮”。隨後又因為股災事件，使得資本市場蒸發了逾十七萬億元的市值，從而給社會投資與消費市場均帶來巨大負效應。自2015年6月以來，兩次人民幣匯率貶值極大地影響了匯率預期，增大資本外流壓力，同時經濟環境與資本市場的不穩定又造成企業對市場的悲觀預期。2015年11月，“供給側改革”政策的推出基本抓住經濟下行的主要矛盾，但前期推進過程把重點置於“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杆”的減法方面，而降成本、培育新供給、挖掘新動能等加法措施卻極少，尤其在“L型”經濟走勢的主流預判下，個人及企業家的投資意願均遭受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9]

（三）PPP項目參與難度大且渠道有限

PPP模式是指把部分政府責任通過特許經營權轉給企業，如圖4所示，能夠使兩者擁有“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全程合作”的關聯關系，盡管該模式獲得了較好的理論效果，但實踐中仍存有四大問題：其一，PPP項目儲備較多，但落實難度大；其二，PPP模式的法律欠缺，各部門政策措施的統籌性不足，導致地方政府的執行困難；其三，地方優質項目資源均由國有企業壟斷，民營企業無法參與到好的PPP項目；其四，政府部門的法律合同意識薄弱，對項目期間政府改動相關條件存有擔憂。

圖4：PPP模式運行結構示意圖

雖然地方政府正大力推動PPP項目，但民間投資積極性較低，PPP項目的利潤狀況、期限長度、資金來源等均是阻礙社會資本進入的主要因素，而且鑒於PPP項目多與公共服務等關聯，而而具有公益性質的項目現金流估算則極易遭受政策沖擊，因此政府若無法實現同企業的利益共享，是難以贏得民間資本投資的真正青睞。

（四）信用風險集中爆發導致企業債發行困難

債券融資一直是企業直接融資的核心部分，2002至2015年期間該占比均大於90%，從規模角度看，2015年實體經濟基於債市融資規模達到29430億，企業債券余額增至14.63萬億。2016年中國鐵物違約且暫停交易、某些城投債申請提前償付等信用風險集中發生，導致評級降低而信用債數量大增，其中僅4月就有124只信用債遭到降低評級或展望負面。1-4月份月推遲或取消發行的信用債額度累計達到2126億，再次創造了歷年同期的最高紀錄。當前企業債行情極大程度地影響到企業融資與流動性，進而造成投資者信心及風險偏好遭受沉重打擊。而另一方面，由於工業企業利潤負增長的出現，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也呈現出18個季度的連續增加，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不良貸款余額已增至13921億元，不良貸款率增至1.75%（如圖5所示），進而迫使銀行信貸審核將更加趨向審慎。[10]

圖5：2013-2016年一季度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及中國銀監會官網數據統計所得

五、從供給側改革視角探析民間投資的振興策略

民間投資增長率的大幅回落，是由於經濟前景、企業投資回報率、要素資源成本、經濟結構轉型、制度改革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亟需基於深化供給側改革來穩定民間投資預期，扭轉民間投資增速的回落態勢，具體措施可以考慮以下幾點：

（一）落實鼓勵政策以穩定投資預期

對宏觀經濟與市場前景的預期極大程度上影響着民間投資，經濟平穩發展的信心是民間投資的關鍵心理基礎，因此為提升企業家信心、增強消費者購買意願、激發民間投資熱情，政府應落實鼓勵政策以穩定投資預期，尤其需以供給側改革為抓手，真正將國企改革、行政改革、價格改革等工作高效落實。實際上，國務院於2010年便已頒布《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強調要鼓勵並引導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為各類所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競爭環境，實踐效果表明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一方面，應強化政府的現代化服務意識與水平，進一步加強民間投資的扶持力度，基於“放、管、服”理念構建平等公正的投資氛圍，進而最大化發揮出政府投資的引領功能；另一方面，提振我國宏觀經濟運行走勢，正確樹立應對經濟“L形”發展的決心與信心，科學引導資本市場預期，規避資本市場的“股災”再次發生；同時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緩釋資本外流壓力，從而提升民間投資的風險偏好、激發民間投資熱情。

（二）大力削減企業融資成本與稅收負擔

理論與實踐均表明，民間投資和企業盈利能力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只有提高企業投資回報率才能有效激發民間投資積極性。基於融資成本視角看，國內小微企業的真實貸款利率仍維持在10%左右，而大型國有企業的貸款利率也顯著高於國外的大企業。因此，以70萬億元的企業融資規模測算，若真實貸款利率每下降一個百分點，則能夠為企業增長近7000億元的利潤，因而可以極大地提振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基於稅收成本視角看，國內宏觀稅負目前為37%，而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已經達到40%以上[11]。2016年，政府已全面推進“營改增”等改革措施，同時還應堅持實施減稅優惠，基於結構性減稅政策為小微企業減輕負擔。若企業稅費能夠削減到30%作用，則企業利潤將直接多出萬億以上，民間投資積極性將相應提升自然會大幅增長。

（三）加快民營資本准入門檻的開放進程

2016年5月4日，國務院要求降低投資進入門檻，營造公平競爭氛圍，大力提振民間投資的參與熱情。實際上，本屆政府已經先後多次出台文件，主動改革或取消多個部門行政審批項目，進一步強化了民間投資的決策權，以幫助其更准確地抓住市場機會，但某些行業仍存有行政管制與壟斷的問題，所謂的“玻璃門”、“彈簧門”以及“旋轉門”怪像尚未全部清理完畢。因此，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加快民營資本准入門檻的開放進程，設立負面清單制，拓寬民間投資領域與范圍；其次，科學制定市場規則，規范並引導民間投資；最後，還需制訂適宜的分配制度，強化對民營資本的維護力度，健全民間投資的法律環境。可以預見，教育衛生、交通服務、金融等行業的有序放開，行政審批、制度壁壘以及壟斷問題的有效化解，能夠推進制度深化改革與供給效率提升，催生出大量新的有效供給與需求，進而會大幅拓寬民間資本的投資范圍，是扭轉民間投資快速回落的重要措施。

（四）規范並創新PPP模式以激發參與積極性

在目前財稅改革不斷深化的大環境中，PPP模式是豐富民間投資渠道的有益探索，更是是振興民間投資、拓寬信貸渠道的關鍵模式，但現階段PPP項目的資本到位率仍然較低，距真正實現“政府+社會資本”的模式仍有方面亟待完善。因此，地方政府應將推進PPP項目置於重要地位，主動監督PPP模式的運作情況，並逐步落實如下三方面工作：其一，堅持迭代豐富民間投資的參與方式，例如基於資產證券化、股權轉讓等金融途徑，解決PPP模式長期限與民間投資短期收益兩者間的分歧，從而提升民間投資的投資積極性；其二，加快PPP模式的法律體系構建，明確合作雙方的權利與責任內容，設立並創新健全的退出機制；其三，基於市場化的定價制度，構建可行且有效的投資回報機制，兼顧地方政府與社會主體的經濟利益。

六、結論與建議

基於上文的詳細梳理發現，當前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主要表現出四大新流向，即民間投資增速出現大幅下滑、房地產行業吸收大量資金、民間投資的結構失衡加劇、融資結構惡化放大擠出效應；而民間投資萎靡則是當前經濟矛盾的集中體現，具體為企業經營負擔日益加重、市場預期悲觀引發投資意願下降、PPP項目參與難度大且渠道有限、信用風險集中爆發導致企業債發行困難。為及時扭轉民間投資頹勢，應將深化供給側改革作為着力點，科學定位改革責任與契機，應落實鼓勵政策以穩定投資預期、加快民營資本准入門檻的開放進程、大力削減企業融資成本與稅收負擔、推進制度深化改革與供給效率提升、規范並創新PPP模式以激發參與積極性。

基於國家基本面的視角，鑒於服務需求正處於全面增長期，事實上我國當前並不缺少投資空間與投資需求，仍然具有持續增長的成長性基礎，因此適時適度的引導調整能夠及時振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總之，在目前經濟發展持續低迷的階段，既需要推進供給側改革配套措施的落實，更要兼顧穩增長政策的合理實施。尤其在民間投資遭遇擠出效應的敏感期，若想重新激發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還需在政府職能轉換、財稅改革、國企改革以及金融改革等多維度提供制度安排與支持，畢竟協調推進改革才是振興民間投資的必然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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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余靖雯,鄭少武.財政分權與民間投資:一個經驗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15(2):65-70.

[1]收稿日期

[基金項目]江蘇省互聯網金融協會省級項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金融業轉型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16SHJ10）

[作者簡介]陸岷峰，男，漢族，(1962-)，江蘇金湖人，教授、博士，現供職於江蘇銀行總行董事辦，任高級會計師，南京財經大學中國區域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江蘇省互聯網金融協會秘書長，中國普惠金融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江蘇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通信地址：南京市中華路26號3220室，郵政編碼：210001，聯系電話：025-58588436，15150501962，電子郵箱：jslmf@263.net

楊亮，(1991- )，男，江蘇南京人，南京財經大學金融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風險管理。電子郵箱：1447034780@qq.com，聯系電話：15951892697

[2]資料來源：中國產業信息網《2012-2016年中國民間融資市場供需預測與投資方向研究報告》。

[3]數據來源：俞平康、孫崢、王宇鵬，《華泰宏觀：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下滑 政府主導基建增長》。

[4]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2016年1-5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9%》。

[5]資料來源：國發【2010】13 號文件——《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6]數據來源：馮建林，《民間投資減速的原因和對策》，2016（6）。

[7]資料來源：中國房地產協會《2016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測評研究報告》。

[8]數據來源：《穩中有進穩中有好的新畫卷——2015年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報告》。

[9]參考資料：第一財經《人民日報五問權威人士：當前經濟是L型走勢》。

[10]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官網《2016年一季度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

[11]數據來源：中金公司研究報告《降低稅負不應缺席穩增長和調結構》，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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