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軍事崛起至少要考量的兩大問題

專欄特約評論員、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從以前大國崛起的經驗看, 中國軍事崛起至少必須考量如下兩個大問題。其中具體分析值得思考。

中國的軍事崛起有需要, 也是必然。但軍事崛起是在一個國家崛起的方方面面中最為艱難的。這些年來, 隨著中國軍事投入的增加, 國際社會也給予了中國軍事現代化越來越多的關切。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其他國家視中國的軍事崛起為威脅, 那么也必然會在軍事上和中國競爭, 最終有可能導致中國和其他國家間的軍事競賽, 而這正是中國必須避免的。從以前大國崛起的經驗看, 中國軍事崛起至少必須考量如下兩個大問題。

第一個大問題是軍事崛起的可持續性。歷史上看, 簡單地說, 軍事的崛起有蘇聯模式和美國模式, 前者表現為不可持續性, 而后者表現為可持續性。中國的選擇是不言自明的。對中國來說, 所要回答的問題是: 為什么蘇聯模式不可持續, 美國模式是可持續的?

從軍事現代化的視角看, 蘇聯模式也曾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國家在短時期內動員大量的人、財、物來搞軍事現代化, 其軍事技術曾經領先世界。但這種基於國家動員模式的軍事現代化並沒有持續下去。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蘇聯有稱霸全球的野心, 也就是搞帝國主義政策。在整個冷戰期間, 世界一分為二, 以蘇聯為核心的東歐集團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蘇聯的軍事現代化的目標非常專一, 那就是和西方集團競爭。要競爭, 當然必須把西方集團視為敵人。無論是爭霸的沖動還是來自西方集團的威脅(不管是真實的威脅還是觀念上的威脅) 促使蘇聯走向國家動員體制來搞軍事現代化。軍事現代化的這種使命感一方面促成了其軍事技術的飛躍式發展, 另一方面也很快耗盡了國家的人、財、物。

第二個因素是蘇聯的軍事現代化模式。在和美國競爭過程中, 蘇聯使得整個國民經濟軍事化, 國家的大部分經濟活動都在為軍事服務。這種畸形的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社會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這兩個因素最終導致了蘇聯的失敗。實際上, 蘇聯當時的國民經濟結構, 即計劃經濟和這個體系之內的既得利益集團(主要是軍事經濟), 使得其競爭者美國找到了有效的手段促成蘇聯的早日解體。這個手段就是和蘇聯搞軍事競賽。美國一搞軍事競賽, 蘇聯就感受到了威脅, 國家必然把最大量的資源導入軍事經濟, 而這些資源又落到既得利益集團手中, 而既得利益集團利用國家利益的名義追求私利。所以說, 蘇聯是在美國的促動下自我解體的。

美國模式很不相同。在第一層面, 也就是和蘇聯爭霸、搞軍事競賽方面, 和蘇聯是一樣的。因為把蘇聯視為競爭者和敵人, 美國也動用了巨大的人、財、物, 用於軍事的現代化。冷戰時代美國軍事技術突飛猛進和蘇聯搞軍事競賽分不開。

冷戰后人們所看到的很多軍事技術(包括電腦技術、太空技術) 就是搞軍事競賽搞出來的。但為什么在這場競爭中垮掉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呢? 這主要是第二層面的不同。

和蘇聯的計劃經濟不同, 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美國沒有像蘇聯那樣的國有企業, 政府對軍事現代化的大量投入都進入私營企業。蘇聯的國有企業是最具有實力的既得利益集團, 它們能夠從政府拿到大量的投入, 但效益低下, 並且大量的利益流向了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盡管美國民營的軍工企業也被美國學者稱為既得利益集團, 但和蘇聯的國有企業既得利益集團運作方式不一樣。

在美國, 因為企業不是政府的, 政府就有制度機制來監管企業。同時, 美國政府可以引入市場機制, 讓很多企業來競爭政府的軍事訂單。強調競爭的美國制度最終戰勝了強調壟斷的蘇聯制度。

中國軍事現代化要實現可持續發展, 就要避免前蘇聯的厄運。中國既要避免和美國搞軍事競賽, 也要避免國民經濟的軍事化。在第一個層面, 目前的形勢下, 美國實際上是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的, 盡管中國的軍事實力遠不能和美國的相比。對中國來說, 把美國視為對手, 向美國學習不失為軍事現代化的有效途徑。但這並不是說, 中國要和美國搞軍事競賽。中國沒有任何實力和能力和美國搞軍事競賽, 中國也不需要這樣做。和蘇聯不同, 中國完全沒有和美國爭霸的意圖。中國軍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是國防。這樣的話, 中國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速度來搞軍事現代化。

在第二個層面, 中國如果要避免蘇聯的命運, 就要克服更多的困難。盡管中國現在的經濟已經是市場導向, 但在很多方面, 經濟結構仍然類似計劃經濟時代。西方稱中國為“國家資本主義”, 這並不確切,因為除了國有企業, 中國還有一個龐大的民營部分, 低層的自由市場規模也不容忽視。不過, 不可否認的是, 國家壟斷仍然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要地位, 尤其在軍事工業部門。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一旦發生和美國的軍事競賽, 政府必然把大量資源導入國有部門, 而非民營部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時, 政府推出4 萬億的拯救方案, 這4 萬億都流入了國有部門, 民營部門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好處。這已經導致了社會上所說的“國進民退” 的局面, 就是說國有部門大舉擴張, 占據了原來由民營企業所占據的空間。今天中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結構性失衡就是國有企業大擴張的結果。如果發生軍事競賽, 類似的局面不可避免。而這種情況就是冷戰期間蘇聯的情況。

也就是說, 如果軍事競賽發生, 美國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應付中國經濟, 最終促成中國的“自我擊敗”。很顯然, 盡管國有企業仍然會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過程中起主導作用, 但應當有意識地去避免前蘇聯的情況。這些年政府提倡把軍工企業的投資開放給民營企業, 但實際上的執行則少有人問津。中國應當學習美國, 盡最大的努力促成軍工的民營化。在這方面,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軍事現代化要實現可持續,這是一條必須走的路。

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第二個大問題就是要實現基於國家安全之上的國防和基於國際責任之上的國際合作。不和美國爭奪霸權表明軍事現代化保持在防御性的水平即可。不過, 對外在世界來說, 尤其是對中國的和平崛起來說, 中國的軍事崛起必須考量到區域化和全球化這兩個重要要素。也就是說, 必須把軍事崛起放置於中國大國責任的構架內。在這個構架內, 中國至少可以制定三方面的政策。

第一, 制定一系列包括軍事透明化在內的軍事政策。透明化很重要, 不透明, 其他國家就會感到恐懼。考慮到中國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 透明化尤其重要。中國周邊要不就是像日本、俄羅斯和印度那樣的大國, 要不就是比較弱小的國家。這兩類國家都恐懼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大國害怕的是中國和他們競爭霸權, 而小國恐懼的是中國會對他們實行什么樣的政策, 是王道還是霸道。

第二, 尋求不針對他國而針對區域或者國際秩序建設的國際合作。這種秩序最典型的就是上海合作組織。這類區域組織是針對解決這個區域內所有國家都面臨的共同問題。在軍事層面, 上海合作組織所要解決的是恐怖主義, 它並不是針對其他任何國家的。隨著各種要素的區域化和全球化, 這類組織的重要性越來越顯現。到目前為止, 中國盡管在軍事上奉行不結盟政策, 但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 中國會有巨大的動力去構建這類組織。當然, 這並不說, 中國會像美國那樣和他國結成軍事同盟。

第三, 更為重要的是, 中國必須用實際行動來表明, 中國的軍事崛起是為了提供區域和全球性的“公共服務”。如上所說, 隨著中國的崛起, 中國不可能一直采用“搭便車” 的規則。“搭便車” 既不能和中國的大國地位相吻合, 更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的國際利益。如前面所討論到的, 在早期主權國家時代, 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強大, 是否是大國, 主要是戰爭。但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 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強大主要取決於這個國家是否能夠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務”。

現在, 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需要中國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公共服務”。到目前為止, 中國在經濟上已經開始提供, 主要是通過積極參與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發揮作用, 在軍事上已經參與到聯合國主導下的“維和”活動中。但這些遠遠不夠。這也就是為什么西方世界很多國家一直在呼吁中國做一個負責的大國。中國的責任包括多方面的表現形式, 但提供全球性安全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項。

國際責任也給中國的軍事和平崛起創造了條件。如果中國能夠把軍事崛起放置於中國的國際責任的構架內, 那么其他國家不僅不會感受到“威脅”,

反而會感覺到中國軍事崛起的必要性。從國際責任的視角看,中國的軍事和平崛起不僅必要, 而且也是可能的。

例如在中國派軍艦到非洲索馬里海灣維持海上航道的安全問題上, 在開始的階段, 各國媒體紛紛發表意見, 質疑中國, 但到現在, 這些國家不僅都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 而且更相信這是必要的, 是中國的責任。（商業見地網）

本文作者鄭永年著有《大格局——中國崛起應該超越情感和意識形態》,東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