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數據中隱藏着一個關於中國的秘密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思義撰文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華盛頓共識」則遭遇了失敗。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自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問世以來，所有效仿或者深受中國發展模式影響的國家，以人均GDP增速來看，位列世界經濟增長最快國家的前四名。

他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越南，柬埔寨，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以下簡稱「老撾」）。相較而言，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包括「華盛頓共識」，則遭遇失敗。

效仿或深受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影響的國家的經濟表現，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這顯示，不僅中國經濟模式優於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導力也優於西方國家。

中國的發展模式為何優於資本主義國家，在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中有詳細的理論分析。所以，此處不再贅述。本文的焦點僅僅在於論述事實——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優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

對「華盛頓共識」和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的比較

下面將從事實角度出發，對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進行比較。後者是資本主義國家所倡導的主導經濟發展戰略。

作這種事實比較的原因顯而易見。中國有一句名言，實事求是。用國際通行的話來講，這句名言應是科學分析的唯一依據：如果事實和理論不一致，那麼理論就必須被拋棄，而非掩飾事實以順應理論。反科學方法的「教條主義」，就是由與事實完全相矛盾的理論組成。

盡管這需要做實證研究，但「華盛頓共識」的支持者似乎非常反感對這兩種發展戰略，進行系統性的實際比較。從下述數據所示，原因顯而易見：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遠優於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是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於1989首次提出的，雖然該政策實際生效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華盛頓共識」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經典形式。就經濟政策而言，其主張私有化和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其社會政策則可以被描述為「涓滴」（trickledown）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富人消費投資，刺激經濟發展，最終惠及窮人，如水之向下「涓滴」。

法律上，華盛頓共識認為，政府的壓倒性目標是最大限度地保護私有財產；政治上，雖然其宣稱中立，但這種組合政策明顯有利於資本家和保守政黨。

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始於其1978年啟動的經濟改革，該戰略與以往的整體框架和關鍵政策截然不同。中國運用了習近平所強調的「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即同時發揮好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作用。

事實上，正如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所明確指出的，中國堅稱：「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

在社會政策方面，由於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中國並沒有依賴「滴流」效應，而是按照社會主義模式大力改善民生，具體如下：

中國有計劃地大規模消除貧困，比如「十三五」期間脫貧攻堅的目標是采取措施讓7000萬人在2020年以前擺脫貧困；

中國有計劃地通過城市化促進發展，將人口向更高生產率的經濟行業轉移；

中國有計劃地尋求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中國並不完全依靠「市場」，而是有計劃地利用政府基礎設施支出，提高其內陸欠發達省份的經濟水平；

法律上，中國保護私有財產，但關鍵的經濟行業由國有企業掌控；

政治上，中國奉行社會主義制度。

比較結果顯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優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

那麼，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實際結果是什麼？為評估這一點，就有必要呈現中國自身和其他三個國家的統計數據。這三個國家分別是定義自身為「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也深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影響的越南，柬埔寨，老撾——後兩者也受到中國發展模式的高度影響。

事實正如上表人均GDP年均增長率所示。該數據的比較分為三個階段：從中國啟動經濟改革開放的1978年至2015年，從「華盛頓共識」問世的1989年至2015年，從柬埔寨數據可查詢得到的1993年至2015年。

數據當然非常引人注目，但也令人信服。對所有四個國家從1993-2015年的數據分析看，中國、柬埔寨、越南、老撾的人均GDP增長率在全球人均GDP增長率的排名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人口低於百五萬或者石油生產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不包括在內；從1989年到2015年，中國、越南、老撾的人均GDP增長率在全球人均GDP增長率的排名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三。從1978起，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所有國家中排名第一。

受中國發展模式影響的國家，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從1978年起，中國的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6倍；從1989年起，中國的增速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6倍，與此同時越南和老撾的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逾3倍。

不僅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的對比鮮明，而且減貧人口數量的對比也是如此。按照世界銀行界定的國際貧困線標准，從1981年至今，中國帶領7.28億人擺脫貧困，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越南則帶領3000多萬人擺脫貧困。

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倡導的主導模式來發展的世界其他地區，僅帶領1.2億人擺脫貧困。簡言之，中國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為83%，中越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減貧貢獻率合起來為85%，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僅為15%。

當然，數據也擊破了「資本主義制度能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和快速減貧」的說法。如果資本主義國家在拉動經濟增長和減貧的引擎，那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速和減貧人口數量也應是表現出色的，而不是輸給中越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取得的減貧成就，以及加上受他們影響的柬埔寨和老撾，也創造了最快的經濟增速。

綜上所述，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華盛頓共識」則遭遇了失敗。經濟發展仍然是關乎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的最根本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世界84%的人口居住在發展中國家。

從客觀分析的角度看，如果一個國家要獲得更大的經濟發展，那麼其就應以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起步。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顯示，國有企業發揮巨大的作用、有計劃地大規模消除貧困、社會主義的政治取向，是中國的發展政策取得最快的經濟增速和最大減貧成就的主要原因。

自「華盛頓共識」問世期間，位列世界經濟增長最快前四名的國家，均是采用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這個簡單而明確的事實，這顯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優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

本文作者：羅思義,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文章來源：商業見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