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面臨30年代式政治危機

西方民主制度導致各領導人無法及時拿出有效的危機應對方案，這種政治僵局使公眾對政府的信心受到影響，西方正面臨30年代式的政治危機。

綜合媒體1月2日報道，西方失效的政治存在導致全球增長長期放緩的危險，這種狀況在2012年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這又會加深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四年前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在歐洲和美國演變成一場政治危機。各國領導人無法將債務控制在可管理水平或恢復強勁的經濟增長，導致市場出現動蕩，他們自己的選民中的支持率下降。

這種政治疾患也在加快世界經濟力量向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轉移。最壞的情況可能是，它可能引發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第二次全球衰退。

在非比尋常，以往難以想象的一年過去之后：美國信用評級遭降，而發展中國家評級上調；歐洲向中國請求金融援助；巴西超越英國成為7大經濟體成員，越來越多的政治專家、學術界人士和經濟學家認為，這種糟糕的情況可能發生。

國際經濟秩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但是轉移速度比預期更快，以致一些分析師開始稱西方民主正遭遇危機。

他們認為美國和歐盟的政府公信力問題，源于政治精英與西方金融精英聯系過于緊密，他們共同導演了2007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及之后的一系列問題，使普通民眾承受更高的公共債務、更高的稅率、失業和緊縮計劃。

除了為選民認為的精英錯誤買單之外，公眾對政府的信心也受到影響，同時西方領導人還面臨著政治癱瘓。

于此形成對比的是，發展中國家一直在對體制和市場進行現代化，過去10年的增長率是西方的3倍。位于倫敦的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估計，到2020年，印度和俄羅斯將加入中國和巴西，成為世界7大經濟體成員，取代英國和法國。原來G7成員中將只剩下美國、日本和德國。

哈佛著名經濟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成其為歷史性實力轉移。

他說：“在過去500年，歐美國家可以稱他們有最好的經濟體系，創建了最好的政治體系等等。但是這種說法現在聽起來日益空洞。”

金融危機導致公共信心崩潰揭示了更深層的問題。他說：“我們所看到的政府問題，是西方體制更大范圍危機的一部分。”

美國茶黨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歐洲暴力事件，都是這種信心崩潰的最好詮釋。在體制上反映出來，就是美國國會在稅收和開支問題上僵持不下，立法者在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和解決方案方面各持己見，幾乎無法達成共識，即使雙方都認識到，如果不做出改變，他們的政治僵局將導致政府破產。

在歐洲，各國領導人趕場一樣參加一場又一場峰會，制定出債務危機的部分解決方案，并想努力拯救17國歐元集團。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布魯塞爾和各國的政治精英正在失去他們的民主基礎。

負責歐洲事務的前美國助理國務卿、現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級研究員康利（Heather Conley）表示，當政府出于換屆階段時，歐洲和美國出現近乎癱瘓的政治局面是正常的。

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要么已經被迫下臺，要么在選舉中失利，而美國、法國和俄羅斯都將在2012年舉行總統大選。

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極其深遠。

在90年代初金融泡沫破裂之后，日本已經經歷幾乎兩個失去的經濟增長十年，以及脆弱的政治領導。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經濟也存在類似的風險。中國依靠出口的經濟正在迅速放緩。一些官員在年度工作會議后稱全球經濟前景“極其嚴峻”。

由于選民已經對政府應對2007-2008金融危機、全球衰退和主權債危機的方式失去信心，政治危機可能會在2012年繼續。政府將銀行家當作危機的罪魁禍首，但運行金融機構高管違反道德責任的政治精英并沒有受到懲罰。

在2012年選舉之后西方仍有很大可能繼續政治失效。美國選民可能再次遭遇分裂而極端的國會，繼續面臨立法僵局。如果選擇走向預算紀律的道路是大量征稅或大幅削減預算，一黨制可能會更好一點。

雖然西方民主在面臨嚴重挑戰時已經顯示出改革的靈活性，但30年代的烏云正逐步逼近。這種在2012年能否出現強有力政治領導的不確定性，正使市場感到恐慌。

(陳紹國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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