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李嘉誠選擇“跑”是缺乏政商謀略的表現

筆者在2014年10月08日本專欄“崔新生：從李嘉誠‘撒嬌’”到‘占中’事件的緣起”一文中，就李嘉誠與香港、與北京的關係，做了一簡略縷析。時過近一年，有關李嘉誠話題高潮迭起，一方面某種意義上印證了我的分析，另一方面也說明李嘉誠之公關危機意識及其能力的遲鈍。

俗話說，出頭的櫞子先爛，在李嘉誠勢如香港寡頭之時，他選擇“跑了“，實是一種逃避，而缺乏真正的政商謀略已是不爭的事實。

熊孩子和狗

記得自己還是熊孩子的時候，一段時間沉迷於給小狗小貓小鼠的尾巴上拴鞭炮，然后點著了看它們亂竄。其中，小鼠尾巴上的鞭炮點著后，呈直線見什么地方就鉆什么地方；而狗的尾巴上的鞭炮點著后，狗則是原地轉著圈兒追著尾巴咬。此糗事時過多年之后，如今見到狗們仍然心懷歉疚不提。

中國今日之媒體，多少是自己在自己的尾巴上拴鞭炮、然后追著自己的尾巴叫和跑？媒體自己制造話題，然后自己追著各種各樣的話題咬著不放，幾成普遍現象。媒體唯恐天下不亂，不是獨立第三方呈現事實真相，而是通過挑撥是非嘩眾取寵，已屬空前。記得十數年前，筆者寫過一“媒體的極權“小文，就媒體的立場、道德和底線，以及如何稱之為無冕之王，認為喪失本職立場的媒體，只能是無良之刀筆吏。

李嘉誠，無疑是中國媒體之刀筆吏的“受害者“。

李嘉誠與香港

李嘉誠之知名度，在內地幾欲超過香港本埠。如果說李嘉誠的影響，肯定是香港超過內地，特別是李嘉誠之李家商業王朝，觸角延伸之香港老百姓(603883,股吧)日常生活，要遠遠深於內地。

就這么一個在內地經濟無實質影響力的香港商人，能夠被內地各界各色人等或捧為神話或任意貶斥，除了內地媒體不務正業、閑的蛋疼之外，實無其他解釋。

李嘉誠到底為香港做了多大貢獻，李氏自辯也是矯情。從李氏王朝之產業鏈的社會貢獻率而言，從本質上是徹頭徹尾的商人，而談不上什么真正的群體貢獻。商人與企業家的區別，在於產業領域的影響力，你可以說比爾蓋茨是企業家，因為其建立了微軟之整個互聯網產業鏈，每一個人通過網絡，得到或實現了自己的某種愿景；巴菲特僅僅是投資者，而不能稱之為企業家，因為其全部的生意，就是金錢買賣。同樣，李嘉誠起家為產業，但真正聚富已非主業。無論從哪方面，李嘉誠是精明的商人，工於算計投機，至今其財富大部分，仍然在傳統領域。而其傳統領域，如地產等等，與老百姓僅僅是房地產開發商與購房者的關係，說什么多大顯著的社會貢獻，還真談不上。

李嘉誠之“神話”與國民性局限

在內地“成功可以復制“之群體癲狂之下，李嘉誠的知名度，不是其在什么產業創造了什么神話，首先是作為有錢人中最有錢的符號，被日夜做夢都想成為有錢人的群體所熱捧。所以，當人們說起李嘉誠時，往往是其有多少多少錢，而不是在什么什么領域有多么偉大的作為。

在香港，沒有李嘉誠有錢但承擔社會責任或做慈善的大有人在，李嘉誠實在不算什么。也就是在李嘉誠的老家潮汕，如果說以社會影響力或慈善方面，李嘉誠的影響力也不是第一位。

而李嘉誠在大陸與鄧小平時代之后的各個時代，也是相互討價還價、利益交換的關係，談不上誰支援誰。

怪只怪李嘉誠太老了。在前數十年，香港商人在內地的影響力，是一個群體，霍英東、包玉剛、馬萬祺等等，李嘉誠只是其中之一。這些人無論怎么起家，但為李嘉誠可以不出頭而賺錢，提供了防火墻的功能。如今，李嘉誠骨朵一只，但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如何“轉型“。

“不要跑了”和“目送”都是扯淡

任何制度下，政商關係隨著企業發展的規模越來越大，與政府即政界的關係越密切或錯綜復雜。至於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就可以政商各自成為“獨立王國“，那是癡人說夢。

企業發展規模越大，其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更大。因為其財富的獲取與運轉，必然通過規模化的群體來實現或維持，特別是產業領域，其一牽一動，比如社會就業等等，均影響到與政府治理關聯地帶。企業與政府之間關係疊梁架屋，政商功課是每一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企業家之必修，除非你的企業發展的還不夠大。

從這一點，也可以一窺李嘉誠之“產業“缺陷，即李的財富，多為”空中資本“，可以在任何地方落地，也可以隨時進行財富大挪移，因為其與社會及群體利益缺乏關聯度。換言之，香港老百姓住在李家建的房子里，那是用錢買的，是李家賺了購房者的錢，如同老百姓購買王嘉誠、張嘉誠等等房地產商的物業一樣。李嘉誠可以隨時“逃跑”，但比如富士康之郭台銘就做不到。也就是說，李嘉誠與香港也好、大陸也好，均與社會缺乏某種“粘性”，這也是李嘉誠及李氏商業王朝的短板。

只要認識到這一點，就大可不必為李嘉誠“跑了”或如何“目送”浪費口舌。李嘉誠是商人，所有的“義”，均建立在“利”之上。只要中國有利或暴利的機會，李嘉誠自會自投羅網甚至飛蛾撲火。

至於什么安全感不安全感，與李嘉誠等都不存在。

（本文作者崔新生為國際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學會（iiesti）會長、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