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處決什葉派教士尼米爾的真實動機是什么

圖片來源：路透社

  作者尼布拉斯·卡茲米(nibraskazimi)現為胡佛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此前曾任華盛頓與巴格達的伊拉克國會研究局主任。本文由王立秋編譯，摘自《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

2016年1月2日，沙特阿拉伯處決謝赫尼米爾·尼米爾(sheikh nimr al-nimr)的決定已經在中東許多地區進一步激化了遜尼派—什葉派之間的緊張關係。分析人士認為，此乃沙特王室為向伊朗表明他們在制衡伊朗的區域野心上的嚴肅態度的大膽之舉。

與警告伊朗人相反，我相信，沙特王室的主要目標是，向其子民傳遞這樣一個訊息：“我們依然可以戰斗下去”。沙特最關心的是，在王國內部保守的遜尼派眼中，達伊沙(“伊斯蘭國”，daesh)關於沙特家族的合法性及正當性的敘事，而不是去和伊朗針鋒相對。

尼米爾的處決，是在幾個月以前決定的，並且是在更多沙特遜尼派國民被指控從事恐怖主義（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與達伊沙敵對的基地組織）的語境下決定的，這一決定會導致什葉派的憤怒也一直在預料之內。伊朗官方已經悄悄地對沙特國王施壓，要求撤銷或至少是延緩對尼米爾的處決。他們甚至還試圖動用伊拉克的親政府的賽萊菲派（也翻譯成薩拉菲）權威人士，來代表謝赫與沙特國王交涉。然而這一切都沒有用，沙特還是繼續執行了那個決定。

沙特會說，尼米爾可不是尋常的教職人員或社區領袖，他被控鼓動和指揮一支涉屠殺安保人員、槍戰、和綁架外交人員的什葉派“民兵”。政府說，此舉（即處決他）在性質上與教派無關，因為尼米爾是和數十名遜尼派恐怖分子一起被處決的，且去年沙特當局也有積極追捕參與襲擊什葉派禮拜場所的達伊沙骨干。

然而，考慮到對尼米爾的判決在這一區域，特別是對伊朗領導層來說，已經變成一樁轟動案件(cause célèbre)，沙特本也可以把撤銷或延緩對尼米爾的處決當作籌碼，來換取伊朗人在其他對他們來說重要的區域問題上的善意，比如說，在敘利亞和也門的和解進程上，為伊拉克遜尼派謀求更多的權利和保護，在黎巴嫩總統人選上達成一個可行的方案，以及平息波斯灣地區的怒氣。但所有這些潛在的好處都被犧牲掉了，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為有其他更重要的、更具實質性的挑戰，迫使沙特做出這樣的決策。

這一次，沙特不得不處決尼米爾，因為沙特的統治者陷入了一個話語的陷阱。在這方面，他們主要的對手是達伊沙。達伊沙對沙特什葉派對“遜尼王國(sunnidom)”構成的威脅的關注遠甚於“基地”組織，而在他們看來，沙特家族事實上是什葉派的保護者。

同樣的舊世界，新的、危險的利害關係

2015年10月達伊沙內志(nejd)（沙特阿拉伯中部）“省”的一次講話專門提到了尼米爾。在講話中，身份不明的發言者宣稱，尼米爾是沙特阿拉伯東部（那里有很多什葉派少數族裔）分離勢力的先鋒。根據此發言人，沙特王室與境外勢力勾結，計劃通過允許什葉派脫離出去創建一個親伊朗的衛星國，以達到削弱遜尼派的目的。

巴林街上謝赫尼米爾·尼米爾的海報，picture by rana jarbou

沙特與達伊沙之間的這一“口水戰”有辱罵的意思，后者宣稱，沙特王室已經失去了他們的“男子氣(virility)”。

哈里發巴格達迪(‘caliph’ al-baghdadi)在2015年5月的音頻講話中，在說到沙特針對也門的胡賽叛軍的軍事行動，即沙特所謂的“堅決風暴(storm of decvisiveness)”的時候，明確說到了這點：

“因為它只是一場在[什葉派]的火焰燒到他們的王座、侵害到我們在阿拉伯半島的人民之后（才展開的）‘堅決風暴’，什葉派的侵擾將使穆斯林們到達伊沙這里尋求庇護，因為達伊沙是他們的保衛者，這使[沙特家族]和阿拉伯半島的統治者們感到恐懼，並動搖了它們的根基，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風暴’的秘密，以及，真主意欲，他們滅亡的開始。因為（沙特家族）和半島的統治者們並非戰爭之人，他們沒有戰爭的耐心，他們是奢侈與輕浮之人，是沉浸與酒精和舞蹈、終日宴飲的人，他們默然接受了猶太人和十字軍給他們提供的保護……”

這種辱罵對沙特來說並不新鮮。他們不時地進行反駁，試圖證明他們反什葉派的決心的反應也不新鮮。如今，不同的只是這一“口水戰”的規模，以及雙方愿意推進的程度。

比如說，“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的“總代表(general deputy)”艾布·蘇富揚·亞茲迪(abu sufyan al-azdi)，在2009年4月就公布過一段十六分鐘長的錄音，說的是早前二月份在麥地那的巴齊墓地發生的事件：

什葉派兒童試圖從一位聖人的拱北“竊”土以獲得聖墓的護佑。這導致了沙特“宗教警察(religious police)”對麥地那什葉派朝覲者的嚴厲打擊（此舉獲得了亞茲迪的稱贊），並在東部省份的什葉派重鎮造成了當地人民與安保部隊的對抗。但亞茲迪的結論是，沙特王室總的來說不能、也不愿意與什葉派硬碰硬。[達伊沙的內志省發言人也特別提到了這一事件。

實際上，亞茲迪的言論也遵循了一個更早的模式：在二十二個月的間歇后，aqap的月刊《聖戰之音》(sawt aljihad)復刊，該刊的第三期電子版於2007年2月在吉哈德分子的網站上發布。這期雜志的一篇封面文章，是一個自稱艾布·阿里·謝馬利(abu ali al-shimali)的人寫的，這篇文章警告“每個穆斯林都必須意識到在不遠的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海灣地區的（什葉派）在下個階段可能扮演的角色，和伊拉克的（什葉派）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后扮演的角色是相似的”。換言之，謝馬利在警告，在像沙特阿拉伯那樣的地方生活的什葉派穆斯林，可能成為美國的盟友，必須在這樣的事情發生前對他們采取行動。

這樣的批評也不僅僅來自於吉哈德分子，像一度讓人（沙特王室）頭疼的謝赫薩法爾·哈瓦利(sheikh safar al-hawali)那樣的主流賽萊菲權威人士也表達過類似的見解，這位謝赫在憤怒地回應沙特什葉派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簽署的，給沙特王儲的，要求更多的政治和經濟參與的請愿書時，就有過類似的評論。

沙特的什葉派在王儲阿卜杜拉(crown prince abdullah)更傾向以阿拉伯人（而不是教派）為重的性格中看到了機會，而賽萊菲權威則力圖把和解的傾向扼殺在萌芽狀態。

忠誠的賽萊菲權威人士的反應，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有這樣一種發展：他們也在跟進吉哈德分子放出的資訊，而我們也只能假設，這一切，是在沙特王室的默許下發生的。

比如說，他們發布的，關於伊拉克戰爭的第一個法特瓦(fatwa)（由哈瓦利等人簽署）就勸伊拉克的賽萊菲吉哈德分子不要與什葉派對抗。然而，到了2006年12月7日的時候，三十八位主要的沙特教職人員卻發布了一個聲明，用激烈的語氣，煽動伊拉克的遜尼派起來反抗什葉派，並指導沙特的阿訇們要時刻警告教民什葉派對遜尼王國的侵害。

在這個法特瓦之后，2006年12月17日，當時的瓦哈比派宗教權威，謝赫阿卜杜拉赫曼·本·納斯爾·巴拉克(sheikh abdel-rahman bin nassir al-barrak)又發布了另一個法特瓦，在實質上把所有什葉派，包括一般信眾，列為遜尼派攻擊的合法目標，因為他們對伊斯蘭來說“比猶太人和基督教徒更危險”。一個月后，沙特瓦哈比派的第二號人物，謝赫阿卜杜拉·杰布林(sheik abdullah al-jebreen)又發布了另一個，甚至更加嚴厲的法特瓦。

后者給出了在他看來，什葉派是異端的多神論者的七個理由，並總結說“我們必須小心，更應該警告其他人當心他們的陰謀詭計，我們應該抵制他們，驅逐他們，棄絕他們，以保護穆斯林不為他們的邪惡所害。”

沙特的宗教權威在近十年來所用的修辭，與達伊沙內志省“發言人”去年所用的修辭並無多大區別。此間的糾結甚至更為深遠：扎卡維(zarqawi)的反什葉派意識形態也不是他自己發明的——他嚴重借鑒了沙特官方生產、資助和宣傳的那些材料。

然而，如今，不同的是，達伊沙正在暗示，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在阿拉伯半島上滅絕什葉派（事實上，那也是巴格達迪在2014年11月以哈里發身份進行就職政策演說時說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另一方面，沙特王室也只能做到處決謝赫尼米爾了。沙特阿拉伯的一些教派極端分子不會認為處死尼米爾就是足夠的解藥或威懾；這些人就是達伊沙希望招募的，形形色色的騎墻派。

在這方面，達伊沙或沙特的戰略家都害怕什葉派或者說伊朗的戰略威脅。煽動沙特阿拉伯的遜尼派反對“什葉派魔鬼(shia bogeyman)”這件事情只關乎誰能聲稱自己繼承了遜尼派合法性的衣缽。什葉派“威脅”是在轉移注意力，至少從遙遠的內志——沙特和瓦哈比運動起源的地方——來看如此。這是一個幾個世紀以來建構起來的，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一個意在此而不在彼、為遜尼派內部斗爭而建構起來的敘事。幾年前，我也寫過關於這種被激起的恐懼的文章，這個主題值得深究。

然而，要理解沙特為什么處死尼米爾，並引起伊朗預料之內的憤怒，還必須把上述的這些，和達伊沙的資訊聯系起來看，倘若那當真如我所說，是沙特決策的主要動機的話。由於對沙特的決策我們已知的太少，要做這樣的推測，也就是在大膽的假設，沙特王室很關心達伊沙。但為什么是現在呢？

達伊沙為沙特阿拉伯制定的計劃

沙特阿拉伯對扎卡維的繼承者們來說非常重要。這種重要性，可以回溯到朱海曼·烏泰比(juheiman al-uteibi)的麥加起義（1979年1月）對他們的意識形態基礎來說的重要性，后者通過影響扎卡維曾經的導師，艾布·穆罕默德·麥迪斯(abu muhammad al-maqdisi)，而對后來的扎卡維及其后繼者產生影響。

在2005年7月一次與半島電視臺的訪談中，麥迪斯聲稱，盡管在阿富汗，在九十年代末，扎卡維就試圖說服本·拉登用麥迪斯的書（包括他反沙特的論調）用於基地組織教育青年的課程，但拉登拒絕了這個建議，拉登說，那樣會激怒沙特政府。本·拉登的拒絕，如果是真的話，那么是有助於說明這個事實的，即，扎卡維在當時就不再全心全意地效忠於基地組織了，他會認為，如果不愿與沙特國家對抗的話，那么基地組織作為一個革命組織是不夠硬派的。

我一直為以下兩個無法嵌入主流敘事的謎所困擾：一是，為什么伊拉克軍隊在從吉哈德分子手中奪回國家后總是發現掛沙特牌照的皮卡。二是，為什么外籍戰士隊伍中，沙特人的估計人數這么少（大約2000到2500人）而突尼斯人的數目那么多（超過5000人）？

馳援的沙特戰士的估計人數，與我們在過去十五年里的認識、與常識、與坊間的證據相悖。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看不到沙特內部的動力機制，那是沙特小心維護、並通過恐嚇和收買來隱瞞的秘密。

我們知道，可能，沙特是有同情吉哈德分子的人的。比如說，最近布魯金斯一項關於推特的研究結果表明：

“布魯金斯學會的一項研究用推特來說明了這點，這項研究比較了來自達伊沙支援者的推特的發送國。我們抽樣了20000條推特進行比較，發現沙特阿拉伯是2015年發推支援達伊沙的推特用戶中，最多人所在的國家。敘利亞次之，伊拉克名列第三，位居第四的則是美國。”

同一則關於這個研究的新聞報導補充說：“根據國際激進化與政治暴力研究中心的數據，加入達伊沙的戰士中，來自沙特阿拉伯的人數在2000-2500之間，為數最多。平均來看的話，那就是每一百萬人里有107人參加。從平均數來看，約旦名列第一，每一百萬約旦人里有315人參加。”

這在我看來是說不通的。在我關於敘利亞的專論（2010）中，我寫道：

“而且，吉哈德分子，與在伊拉克斗爭的經驗不一樣，因為與敘利亞的領土和習俗的親近而在后勤上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在每年夏天開始的時候，你總會看到敘利亞陸地邊界檢查點那里擠滿了來自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海灣國家的青年男子——這些人往往構成吉哈德分子在此區域最好的人才庫——等待護照被蓋上簽章。這些人里，每年都有數萬人會去敘利亞。至少數萬人的母親是嫁給去敘利亞買年輕新娘的沙特和海灣富翁的敘利亞人。而且，還有幾萬家在沙特阿拉伯居住和生活的敘利亞人，他們的子女接受的是瓦哈比派的教育，在很多情況下這樣的教育肯定會讓他們激進化。他們也可能被招募。這種與激進觀念的親近和此類觀念的‘傳粉效應(pollination)’在伊拉克是沒有的。”

這種坊間的和“常識性的”對在沙特存在的，對吉哈德的同情的解讀，遭到了吉哈德活動（為我們所知的）在沙特境內的相對低影響率的挑戰。在沙特國內，只是時不時地有人去跟安保部隊干一下，或者去攻擊一下當地的什葉派清真寺。

但如果是我們看的這套數據不對呢？如果是情報分析員和那些緊盯著衛星圖像的人太過忙於關注伊拉克和敘利亞戰爭前線，而忽視了吉哈德分子“真實的”戰略縱深，即沙漠北部地區呢？如果，在每個人都假設沙特對沙漠南部地區有所監控的同時，沙特卻因為監控的面太廣而無法深入細察呢？

這就把我們帶回到掛沙特拍照的豐田皮卡這個奇怪的例子。顯然，在橫跨伊拉克、敘利亞、約旦和沙特邊界的沙漠中，是有往來運動的。

如果常識和坊間傳聞預示的沙特戰士，並不真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活動呢？要么他們的數目沒有得到充分地報導，要么，外籍戰士的總數，比如說，突尼斯分遣隊的數目，被夸大了。如果是前者的話，那么，那些可能存在的沙特戰士在哪里呢？

關於這個問題，進一步的研究還有待進行。

這些，是我將用來思考沙特之脆弱的范疇，從吉哈德戰（聖戰）略家的角度來看：

1、吉哈德分子計劃於何時開辟沙特前線？

扎卡維和本·拉登有何差別？他們主要的差別在於風格上：大膽與否。本·拉登相信吉哈德會逐步取得勝利，它應該先在伊斯蘭王國的邊陲（阿富汗、波斯尼亞、克什米爾、蘇丹等）與伊斯蘭的敵人斗爭。

“基地”組織2001年主要的戰歌的副歌就是這樣寫的“我們要（從邊陲）拉近（我們和）克爾白與聖地（麥加）的距離。”扎卡維沒有耐心去搞這樣的日程表。循著真實的烏泰比傳統，他要在伊斯蘭王國的心臟地帶，伊拉克，面臨極大的挑戰展開斗爭。這就是以下這件事情的有趣之處，當“基地”組織決定展開一場針對沙特阿拉伯的聖戰的時候，它反倒跑到阿拉伯半島的邊陲，也門（aqap）去開業。扎卡維的門徒如何計劃在沙特發難還有待我們觀察。但我們知道他們是想那么干的。巴格達迪以哈里發身份做的第一次‘政策’講話就把沙特當作他的首要目標。

2、為什么說沙特現在是脆弱的？

前任國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去世對沙特王室來說已經非常不幸了。這里，這一事件所蘊含的的意義在於，它破壞了國民衛隊以他個人為中心的，狂熱的忠誠。說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不幸的原因還有很多。阿卜杜拉是沙特家族中最“（成其為）阿拉伯人”的一個，也就是說，在最接近這個詞對貝都因人來說的意義上的“阿拉伯人”。他的母親來自沙馬爾部落(the shammar tribe)的王族——阿卜杜拉的父親，伊本·沙特(ibn saud)正在二十世紀早期推翻了其家族的統治。許多國民衛隊的成員便來自於像沙馬爾那樣的部落。

他們的祖父脫離部落而加入了伊本·沙特，后者把一種新的凝聚力兜售給了他們，使他們圍繞一個事業團結起來，那就是：瓦哈比革命。伊本·沙特試圖通過強行把他們分成不同部隊來控制他們，就像穆聖在開始對外征服時做的那樣。在伊本·沙特的統治下，部落變得不安，伊本·沙特也不得不摧毀了他們。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部落進行了一次名為伊赫萬叛亂(ikhwan revolt)的反叛。

自那時起，試圖驅逐那次叛亂的幽靈，就一直是沙特國家的歷史和決策動機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么他們成立了與伊本·沙特用來擊敗伊赫萬的現代沙特軍隊相對的國民衛隊。已故的阿卜杜拉王國，從性情和出身來說，都是最適合領導國民衛隊的人選。在他去世后，國民衛隊便由他的兒子來領導。

在阿卜杜拉之前，王室就已經失去了納伊夫王子(prince nayif)，后者是該國形形色色的賽萊菲傳統的主要代表。他廣受賽萊菲各派別的尊重，甚至那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轉而反對沙特王室的人（像哈瓦利那樣的，本·拉登的導師）也很敬重他。納伊夫能夠協調異見。

他甚至成功地，和他兒子一起，使這些持異見的賽萊菲派別聯合起來共同反擊他們視為眼中釘的，扎卡維分子的哈里發計劃。當前的王儲，穆罕默德·本·納伊夫(muhammad bin nayif)也接過了他父親的職務，但他在賽萊菲人士中的威望就不如他的父親了。

在沙特人民眼中，沙特王室自國王阿卜杜拉去世后已經連續“丟了幾次臉”了：考慮不周的也門戰爭，朝覲事故和維基解密公布的，沙特的秘密檔案。更不用說，他們甚至都不能通過傳統上與美國的同盟，來對抗伊朗了；在普通沙特人眼中，伊朗“看起來”贏了，而且，看起來，美國也不像以往那樣重視沙家族了（……一些吉哈德分子可能據此得出結論說，這一次，如果沙特家族遭到來自內部的力量的挑戰的話，那么，美國是不會來援救他們的）。

在吉哈德分子對沙特的什葉派發起進攻的時候，沙特王室被迫去保護什葉派，他們的媒體和宗教機關幾十年來一直在反對的那些人民。於是巴格達迪指示他的追隨者們通過攻擊沙特的什葉派來解決問題。

在也門，沙特的方案——空襲、武裝當地部隊、試圖達成政治和解——也沒有取得成功。也許這么說還太早，但胡賽叛軍(the houthi)（它得到了前總統的共和衛隊的軍事專家的補充）依然堅守陣地。沙特步兵在面對胡賽叛軍對沙特領土的突襲上的表現不佳（媒體有所報導）也可能是沙特不愿向敘利亞派遣地面部隊的原因之一。理論上說，沙特的部隊應該大力與像胡賽叛軍那樣的教派死敵斗爭。但他們沒有。

現在，想象一下，如果他們面對敘利亞的吉哈德分子，會發生什么。我們有理由假設，沙特會把（部隊）叛變納入考慮。（達伊沙正在密切監視也門戰爭。那里有他們的一個小的附屬機構活動。）

而在讓他們的國民習慣了每桶石油一百美元（的行情）所允許的收買后，現在，錢來的少了，而自助（和軍購）則正在消耗沙特的國庫。

所有這些因素匯總在一起，削弱了沙特王室的地位。但這個王室之前經歷過貧瘠和動盪的時代。他們采取的應該是經過時間檢驗的，明智而慎重的決策。我不能確定，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后，當我們帶著后見之明來回顧他們在也門作戰和處決尼米爾的決定的時候，這些決定會不會真的再次被認為是明智而慎重的。但這些決定看起來確實是過分冒險和大膽的——考慮到當前該區域的氛圍的話。也許，沙特家族感知到了某種我們看不到的東西，后者驅使他們做出這樣的舉動。

3、達伊沙在沙特的叛亂會是什么樣子的？

回答這個問題是困難的，因為沙特社會的內部動力機制為我們可見的部分實在太少。我會假設達伊沙將使用許多它發現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前線有用的戰略。比如說，在沙漠地區更依靠散兵(roaming units)而非城市行動組(urban cell)。

而甚至通過沙特內政部發布的“最高通緝令”我們也可以看出，被達伊沙招募的人，出自該國主要的幾個部落，因此我會假設，吉哈德分子會試圖從“其他沙特人”——沙特龐大多元的人口可不僅僅包括大部落的成員——那里招募成員，就像達伊沙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做的那樣。這些部落，在沙特俗稱“220”（與地位較高的“110”部落相對；這里是把電壓的伏數當作標簽來使用），相對為沙特的收買政策所忽視。它們也遭到了以前的基地組織和aqap的忽視。這些可以說屬於低種姓的部落中，有一些，如舍拉拉特部落(the shararat)（很可能出自於蘇魯巴人(sulubba)），控制了伊拉克和約旦沙漠上許多進出沙特的關口。想要完整把握達伊沙向沙特領土擴張的手段的分析員還有很多頭腦風暴要做。

[在這點上，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如果本文描述的問題——即沙特感覺到達伊沙正在垂涎於它——確實展開的話，那么，沙特會不會太過於驕傲以至於不愿向他人求助？”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對此的一種看法是，沙特可能並沒有他們所知道的事情，因為他們自己還不理解這個問題有多大；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他們的舉動只是反對達伊沙的、先發制人的舉措罷了，在后者的敘事上搶個先手。沙特正忙於也門的戰爭，觀望著伊朗，還要管理他們在敘利亞的侍從，注釋卡塔爾和穆斯林兄弟會，肅清基於城市的基層恐怖組織，關注石油市場，並未華盛頓冷淡信號的含義憂心忡忡。他們要考慮的問題很多，我相信，他們的情報、安保和戰略機關也疲於奔命。然而，我們（和達伊沙）在敘利亞以及后來，2011年后在伊拉克學到的東西是，達伊沙能夠通過在政策的盲點處重建其力量而取得成功。沙特阿拉伯的政策有盲點么？]

2014年9月開始，沙特又重新激活了在與伊拉克的長達六百英里的邊界上修建“長城”的計劃（五層防御：圍墻、雷達、夜視攝像頭、瞭望塔……）。根據媒體報導，他們已經在邊界上部署了數萬部隊。

我不知道這夠不夠阻攔達伊沙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沙漠北部活動造成的威脅。

在德黑蘭，有少數人認為單是這樣是不夠的。熟悉卡西姆·蘇萊曼尼(qasimsuleimani)思維方式的伊拉克線人告訴我們，他已經下過這樣的結論了，即，達伊沙在沙特阿拉伯起事是不可避免的。他代表了在區域動態上給哈梅尼(khamen’i)建議的戰略顧問團中的少數派意見。蘇萊曼尼看起來已經說服伊朗的最高領袖，伊朗領導層必須為這樣的結果做準備，必須至少制定一些戰略計劃，來抵消這一結果造成的影響。（據說，蘇萊曼尼已經對聲稱伊拉克和敘利亞戰爭在后勤和戰略上說代價太大的詆毀者做出回應，說達伊沙在沙特起事將把沙特的東部省份及其什葉派人口納入棋局，伊朗作為該區域及其石油財富的保護者結果肯定是只賺不賠。他還為那樣的事件給出了一個五到七年的時間表。）

4、吉哈德分子收割沙特阿拉伯的時機成熟了么？

關於為什么普通沙特人不愿意邀請達伊沙形式的吉哈德進入他們的國土，我聽到的最好的論證是三方面的：第一，沙特人為在“神聖的半島(holy peninsula)”上流血感到不安；第二，他們還受制於土生土長的賽萊菲主義的深刻而豐富的傳統，以及第三，他們在文化上被哈里發計劃的“伊拉克色彩”阻遏了（巴格達迪和扎卡維之后的大多數領導人都是伊拉克人，而本·拉登則是他們[沙特人]的自己人）。

這些都是有效的論證。但從表面意義上考慮它們就有點像是在賭博了。這樣的論證假設，吉哈德分子並沒有在思考為沙特市場而重新打造他們的吉哈德品牌的方法。

流血事件已經開始在“神聖的半島”上發生了。不過流的是什葉派的血，所以倒也沒那么糟，因為它清潔了半島上的什葉污跡——從教派極端分子的視角來看。許多遜尼派沙特人從小就從學校和媒體習得這樣的觀念，這個洗腦過程已經進行了幾十年。

沙特原來的賽萊菲權威，甚至是其中作為本·拉登導師的異見分子，也正在失去他們的信譽，因為他們和沙特家族結成了同盟，而沙特家族的信譽反過來又在上述多個方面遭到了侵害。

吉哈德的“伊拉克性(iraqi-ness)”是最難抵消的。但如果達伊沙正在準備一套從伊拉克性向某種沙特人在情感上更加親近的東西過渡的媒體宣傳規則（比如說，通過強調沙特人在行動上的領導地位）呢？

達伊沙已經在沙特半島上建立了三個“省份”：內志、漢志(hijaz)和巴林（這里很可能指的是沙特東部省份以及波斯灣沿岸國家的古代地名，而非今天的巴林）。

達伊沙的戰略家的計劃會是什么模樣、他們在沙特社會是否準備好接受他們的資訊上是否有比我們更加深刻的洞見還有待觀察。

另一方面，假設沙特國家搖搖欲墜也是危險的：對吉哈德分子來說是危險的，對卡西姆·蘇萊曼尼及其支援者來說也是危險的，對那些試圖理解他們的計劃的人來說更是如此。沙特國家根基牢固。這份在1948年沙特即將加入現代世界時修的王國名錄(見http://www.imarawatijara.com/somerarebooks/)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在沙特，精英是地位穩固的，可以往上追溯好幾代人；與其他中東大國（在那些國家，革命是流行的地方病）相比，沙特的制度和庇蔭網絡有很強的延續性。沙特家族的成員是統治和治理的老手了，三個多世紀以來，他們已經精通重返權力與支配的方式。

誰更持久更有“男子氣”的問題——就像巴格達迪在他2015年5月的講話中表達的那樣——依然懸而未決。但我相信，這個問題沉重地壓在沙特人的心上，他們可能就是被“哈利法國”刺得做出處決尼米爾的決定，他們也可能被激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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