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樺:中國電影還處於一個艱難時期

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年的胡雪樺，看上去比真實的歲數年輕：白襯衫配牛仔褲，頭髮微長，在藝術圈浸淫了多年，卻仍然充滿精力。

他出生於演藝世家，父親是當年上海有名的戲劇導演胡偉民。上世紀八十年代戲劇界曾用「南胡北林」稱譽胡偉民和林兆華的雙雄並立。可惜胡偉民在1989年早逝，錯過了戲劇繁榮的年代，他的聲名更多止於圈內。

子承父業的不僅是長子胡雪樺，次子胡雪楊也是一名導演，女兒胡雪蓮讀完EMBA後做起了製片人，還是與電影相關。胡雪樺說這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胡雪樺出國前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導演，1987年他身揣240美金去美國讀書。他在紐約大學念完了電影導演的碩士，在當地一家電視台找了份攝影師的工作，扛了幾個月機器後，他覺得這不是想要的生活，決定去夏威夷大學讀博士。

他在美國幸運的遇上了兩個伯樂，一個是紐約公共劇院的創建人約瑟夫·帕普(JoesphPapp)，一個是《教父》的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FordCoppola)。前者同意他進入公共劇院——這家紐約最受尊敬的劇院跟著自己拍戲，後者提攜他進好萊塢拍電影，成為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好萊塢華人導演。

胡雪樺1995年回國拍了由寧靜和楊麗萍主演的《蘭陵王》，2006年拍了《喜馬拉雅王子》，他今年將開拍《上海王》。這部籌劃了五六年的電影是他最期待的作品，「因為作為中國導演我沒拍過國語片」。

這幾年胡雪樺更多呆在中國，中國意味著機會。他反對一股腦兒拍反映中國人落後的電影，主張通過電影的窗口讓世界看到中國人的生存狀態。「這並不是說就主旋律了，兩個概念，我是說要弘揚中國人精神，其實，好萊塢的電影是很弘揚美國精神的。」他解釋道。

胡雪樺善於表達，講起自己的生活經歷，講起對中國電影的看法滔滔不絕。他偶爾流露出一個藝術工作者所需要的感性，相比於北京，更喜歡上海，因為他喜歡在上海長滿梧桐樹的馬路上慢慢溜躂。

《上海王》是我最期待的一部電影

經濟觀察報：你現在定居上海了嗎？是不是打算長期在國內發展？

胡雪樺：我1987年出國，1994年回國拍《蘭陵王》，呆了將近一年，然後回美國。2004年我回國拍電視劇《紫玉金砂》，之後在國內和國外的時間基本對半。這兩年在國內時間更多，去年在北京呆了一年，拍了電視劇 《戰北平》，還做了舞台演出《秘境青海》。

我以前很喜歡北京，在北京念過書，現在覺得上海更適合居住。我喜歡在馬路上溜躂，北京你很難找到一條馬路，沒那個氛圍，上海不一樣，路邊兩排梧桐樹，特別好。

我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去北京，很多事情北京做成了，全國就做成了，上海做成了還是地域性的。但對我來說這不是最重要的，闖蕩了那麼多年，有些問題看得更明白了。

國內這兩年發展很快，很多人都想來中國發展。我出國前已經有一些基礎和人脈，很多同學現在都在很重要的崗位上。另外，畢竟是中國人，有情結在這裡。但我不反對兩邊走，有合適的事就出去做，明年我會去好萊塢拍戲。

經濟觀察報：明年去好萊塢拍什麼片子？

胡雪樺：我想拍一個華工的題材。著名製片人EdPressman找的我。美國發展到今天和華人修了西部鐵路分不開，但這段歷史在美國是被忽略的。我看到一張照片，東西部鐵路在猶他州Promotery交軌時拍的，裡面沒有一張中國面孔。

這個片子結尾時我要複製這張照片，把鏡頭往外一拉，外面圍著一圈中國人在觀看，他們本來應該是主角，卻成了旁觀者。

經濟觀察報：今年在國內還有什麼拍攝計劃嗎？

胡雪樺：要拍 《上海王》。我從2003年就開始籌劃，虹影的小說還沒出版我就把版權買了。這是我最期待的一部電影，因為作為中國導演我沒拍過國語片，蘭陵王是鳥語，喜馬拉雅王子是藏語，在美國拍的是英語。

2004至2005年我原本是想拍《上海王》的。之所以籌備這麼多年，是因為上億的融資需要一個操作過程，當時劇本也沒完全好，所以先做了《喜馬拉雅王子》。

我一直覺得，關於上海有段歷史不能忽視，那就是上海是怎麼來的，它曾經是東方的巴黎，是十里洋場，是冒險家的樂園，正是這些東西慢慢形成了上海獨特的地域文化。這個戲希望在明年世博期間上映，對瞭解上海的發展歷史是個補充。我覺得這可能是我最好的一部電影，因為這麼多年我都在為它做準備。

父親希望我成為一個世界的導演

經濟觀察報：你走上藝術之路受家庭影響很深？你父親胡偉民是和林兆華齊名的戲劇導演，當年有「南胡北林」之譽，你和你弟弟都子承父業。

胡雪樺：我妹妹也是，她做製片。她是學經濟的，但似乎是冥冥中的注定，還是喜歡這個。

我父親從來沒要求我們繼承他的事業，這就是潛移默化。從小在劇院長大，聽的看的都和這個有關。

我們從事這行父親還是很欣喜。比如我做《中國夢》，在上海演出。後來他給我的信裡說，「那天，我看到演出大幕落下時流淚了。我很欣慰，我覺得我的生命在延續，我的手在伸長。」

經濟觀察報：去美國闖蕩是你自己的主意，還是你父親的建議？他希望你在美國獲得什麼？

胡雪樺：是我自己的主意。當時我父親已經是很知名的導演了，我從他那裡看到了我的未來，覺得我不能這樣，我要從另一個角度實現自己的理想。

父親很支持，他要我盡量多學，多看，多走。臨行前他給了我一封信，讓我登機後看，信裡給我提了23條叮囑，比如永遠記住你是中國人，你的特長是什麼，你的作品裡一定要有東方的美學思想，還有另一些很細微的，比如護照一定要放好。最後他說，他是一個中國的導演，希望我成為一個世界的導演。其實，我一直認為，父親已經是一個國際水準的導演。

經濟觀察報：在藝術風格的探索上，你父親給了你什麼樣的影響？

胡雪樺：從小就看他拍戲，他和演員之間的相處方式對我的影響極大，他從來不會強行要求演員做什麼，總是探討式的。他曾對我說，和演員的合作就像放風箏，風箏拿在手上只是一張紙，要把它放出去，但手裡要有線，它走得不夠遠你把線放長一點，走得太遠了，線收一點。

另外，我父親在作品裡總要尋找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我覺得他做得特別好，在於他對生活的理解特別深刻。一個導演一定要有生活閱歷，有對生活的理解，同時在藝術上又極具創新意識。

經濟觀察報：相比於林兆華，你父親似乎低調一些，圈外人大多都知道林兆華，你父親的名聲更多在圈內。

胡雪樺：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林兆華比我父親多活了20年。那時胡偉民比林兆華還有名，至少是齊名。我父親是個很了不起的導演，去年戲劇百年時有記者問林兆華，你最看重的導演是誰，他說是胡偉民。我父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對中國戲劇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惜他1989年就去世了，才56歲。

電影的魅力在於馳騁的空間很大

經濟觀察報：你的作品涵蓋了電影、戲劇和電視劇三個領域，你覺得哪個是你的本行？這三者是如何互相交織滲透的？

胡雪樺：我有過一句話「戲劇是我的生命，電影是我的宗教」。我是學戲劇出身，但現在我做電影，也做電視，還做一檔電視節目《光影隨行-「胡」說電影》。我在夏威夷讀完博士後面臨選擇，是回紐約做戲劇，還是去洛杉磯做電影。我回紐約呆了一段時間，覺得今後更重要的發展是電影，所以我搬到了加州。

我覺得這幾者之間都是互相滲透的。銀幕、熒屏、舞台，它們表現形式可能不一樣，但本質是共通的。

經濟觀察報：共通的東西是什麼呢？

胡雪樺：共通的東西就是，一部作品必須在情感上，在思想上，在視覺上給人以新的信息。這幾種媒介，使用的武器不一樣而已，目的一樣。

經濟觀察報：你為什麼覺得更重要的是做電影而不是戲劇，是電影更能承載你想要表達的東西嗎？

胡雪樺：電影的魅力在於馳騁的空間很大。電影藝術的全景和特寫，可以把一頭大象變成一隻螞蟻，也可以把一隻螞蟻變成一頭大象，這就是魅力。同時電影的輻射面更廣，擁有更廣泛的觀眾。

但電影很複雜，不是你想做就能做成的，像《上海王》，五年了。舞台相對來說簡單一些。我覺得作為一個導演，做過電影再做舞台簡直就是奢侈，做戲劇的強度比起拍電影拍電視小太多了，拍電影拍電視實際上是一種極度的燃燒。

經濟觀察報：但舞台和觀眾的交流可能會更直接一些。

胡雪樺：這是另一個問題了。舞台也很美，最重要的魅力就是你剛提到的，演員和觀眾的直接交流，是任何其他東西沒法代替的。有人說電影出來後會取代舞台，不可能，每種藝術的魅力不一樣。

而且舞台永遠是假定的，可以轉換，像我做戲劇《喜馬拉雅王子》時，一秒鐘之內，轉眼間雪山變成了宮殿，又一轉眼神湖變成了草原，轉換比電影還快。這也是一種獨特的魅力。

好多電影演員想進劇場演演，在某種程度上講，對演員來說，舞台藝術更過癮。

經濟觀察報：你對目前中國戲劇界有什麼樣的評價？

胡雪樺：戲劇越來越是一個小眾化的東西了，但老百姓還是需要戲劇。近年來缺少大手筆的、讓人振奮的作品，商業化太厲害了。

最重要的是學一個體系，而不僅僅是一部作品

經濟觀察報：在美國遇到科波拉算不算你的伯樂？你怎麼評價他的成就，在中國有可以和他並論的導演嗎？

胡雪樺：當然是了。我很幸運。

你很難把中國導演和好萊塢導演類比，不一樣。科波拉被譽為現代電影之父。他拍的《教父》奠定了他在電影界的地位，把黑幫電影拍到了極致，至今無人能比，因為他拍的不僅是黑幫片，還是一部很深刻的倫理片，折射出美國特定時期的文化、歷史以及意大利人的家庭觀念。

經濟觀察報：你說過中國的好導演很少，什麼樣的導演是好導演呢？

胡雪樺：當年我是準備要做導演時對我父親說的這句話。現在好導演比那個時候要多一些。不過中國在某種意義上講仍然沒有大師級導演，這是時代的局限性。張藝謀、陳凱歌都可以說是大導演，黑澤明和科波拉是大師。

經濟觀察報：你去美國前已經出道了，你覺得地球那邊的這個圈子，和國內一樣嗎？

胡雪樺：太不一樣了。我到美國後的第一感受是美國戲劇的概念是多樣化的，那時在國內，戲劇就是劇場裡演，你不太能聽說戲劇在倉庫裡演，在街上演。我一開始也很驚訝，喲，戲劇可以這麼演啊，只要有空間，有觀眾，就可以演，完全開放式的。

經濟觀察報：你出國前在上海人藝工作，在美國時進過紐約最有名的公共劇院，它們在機制上有什麼不同嗎？

胡雪樺：太多了。美國的工會很厲害的，導演有導演工會，演員有演員工會，製片人有製片人工會，這個體系左右你的運作。比如演員，我雇了你，你是主角，錢應該多少，你是配角，待遇是什麼，清清楚楚。另外，工時該多長也很清楚，我們經常是拍著拍著，停！不能拍了，因為時間到了，導演也沒辦法。

我記得很清楚，有次我演主角，9點開拍，我想總要磨蹭10分鐘吧，9點05分到的，結果全劇組在等，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們非常嚴謹，你不能遲到，導演也不能拖時間。

另外，舞台戲要錄像，所有演員都要同意，一個不同意都錄不了。我們那次就沒錄，因為一個女演員不同意，她有裸體場面。美國的體系就規範到這種程度。

第二，他們戲的選材特別廣泛，我們現在有了小劇場，人家一直就是小劇場大劇場兩條線，大劇場演的適合中產階級，小劇場適合年輕一點的，更先鋒，更前衛，所以它的題材十分豐富。它沒有審查制度，只規定一些底線，比如舞台上可以裸體，不能做愛。

劇院制度也很規範，州級劇院國家撥款30%，基金會30%，票房30%。在美國文化事業和娛樂產業分得很清楚，博物館、劇院、培訓機構是文化事業，百老匯、好萊塢是娛樂產業。我們目前正是「打架」的時候。

經濟觀察報：你曾說中國電影最好的時期從《黃土地》開始，到《蘭陵王》結束，那麼你覺得現在中國的電影處於一個什麼時期？

胡雪樺：那是美國的一個著名電影學者說的。我個人以為，從1985－1995年這一段是最好的時期，是因為我覺得這段時期一批導演、一批作品出來之後，把中國電影推到世界視線之內。

現在的中國電影處於一個好時期，也是一個艱難的時期。說它是好時期，一是因為觀眾開始進劇場看電影了，去年比前年票房漲了16%，這很不得了。另外，中國的經濟實力注定了中國在未來五到十年會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國家，這個時期恰恰應該在文化建設上有想法，電影是一個重要的窗口，要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做出樣子來，讓世界瞭解中國的發展，瞭解中國人的生存狀態。

說它是艱難的時期，是因為我們正在一個十字路口。電影要往產業化方向走，需要很多體制改革，包括法律的配套。已經到一個節骨眼上了，必須要這麼做，否則就走不遠。

希望早日出台分級制度，一個成功的例子是韓國，1998年實現了分級制，隨後十年他們的電影發展很快。道理很簡單，我們不能讓8歲的孩子和80歲的老人看同一部電影，一個規範的分級制度有利於觀眾觀影，也有利於創作者創作。

中國電影的票價我認為也太貴，美國的票價一般是8到10美金，他們基本收入是2500-3000美金。我們是50-100元，家庭月收入也就是2000多人民幣。

經濟觀察報：生活上的你和藝術上的你是統一的，還是不同的？

胡雪樺：永遠不能把生活和藝術分開，戲如其人，電影就是人，戲劇就是人，永遠不會是割裂的。你生活的閱歷都在作品中展現，你對作品的處理表現出你對生活的理解，理解的深度決定了作品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