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中小企業成經濟干預的犧牲品

這一輪尚未完結的密集貨幣緊縮政策始自2010年。去年以來，央行11次上調存準率，其中2011年已達5次之多；加息4次，其中年內加息2次。持續的貨幣政策累積效應開始逐步顯現：通脹、緊縮猛于虎——最“感同身受”的當屬中國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

有世界小商品領域“道•瓊斯指數”美譽的“中國•義烏小商品指數”， 4月景氣指數為1061.67點，環比下跌22.79點，同比下跌13.01點，為近4個月來新低；生產成本高位運行使規模指數和信心指數雙雙震蕩下跌，環比分別下降10.2點、126.95點。

更有甚者，4月以來，溫州波特曼(餐飲連鎖企業)、江南皮革在內的五六家知名企業主相繼出走，原因就在于企業資金鏈緊張，生存環境惡化。事實上，類似的企業連環資金緊張，近來在溫州并不是個案。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大膽預言：“銀根縮緊政策再持續下去，到2011年末，溫州將有40%以上的民企倒閉！在溫州永嘉縣黃田鎮，近一個月有100多家企業關閉。”

上述問題顯然已經引起中央相關部委的關注，銀根緊縮對中小企業影響有多深？一場主要摸底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企業影響的持續調研，正在溫州展開。

5月20日，銀監會派出調查組低調抵達溫州，調研主要涉及中小企業的融資情況。商務部研究院5月24日也發布其對溫州35家企業的抽樣調查：四分之一的企業接近虧損，利潤超過5%的企業不到10家，最突出的問題確實反映在信貸方面，企業貸款難已開始影響到很多中小企業的正常運營。同時，工商聯4月份在江浙16個省對中小企業做了調查，企業表示現在比2008年金融危機還要難。

微觀企業的困難，反映到宏觀經濟層面則是物價指標持續走高和經濟增速放緩苗頭的同時顯現。在政策寬松時期，銀行信貸就很少惠及中小企業，即便有惠及，融資成本相比大型企業也更高；貨幣政策收緊時，則往往是中小企業最先被“緊縮”，而且越是緊縮，融資成本越高，這已成一條中國微觀經濟的現實無奈規律。中小企業情何以堪？一方面，人力、原料成本、物流成本不斷上升，人民幣對美元不斷升值，國際外部環境又雪上加霜，企業利潤步步縮水；另一方面，貸款難，資金鏈斷裂，很多中小企業被迫高利貸舉債“借舊還新”，掉入“利息黑洞”。 最近情況再度惡化，溫州連高利貸都需要有路子找關系，否則借貸無門！

中小企業生存難、發展難的問題由來已久。國務院針對民企出臺的“舊36條”（《國務院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頒布已長達6年； “新36條”（《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出臺也有1年，然而實施成效、落實效果在中央和地方、各權力主管部門間最終還是演變成了一場有中國特色的行政權利博弈。與此同時，場外的民企和央企們繼續上演不對稱的競爭游戲。

全國4300萬的企業，民營企業占92%以上。全國有7.79億就業人口，國有企業安排就業人口6300萬，民營企業卻承擔91.8%。現階段，對于民企在中國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匹配，早已不僅局限于經濟學界或專業人士的打抱不平，對于民企待遇的同情，開始呈蔓延化的思想討論。

沒有銀行系資金，中小企業不得不轉向“民間借貸”，并客觀推動了“民間利率”的市場化進程，一不小心，中國的中小企業間接推動了中國金融體制某些領域的改革。國際市場惡化，有的外貿型企業被迫“出口轉內銷”，但與國際相對規范的市場環境和健全的信用環境相比，多年國際生意如魚得水的商人們卻在自家水土不服，甚至遭遇壞賬風險陰溝里翻船。還有人支招，現在流行找PE啊，可殊不知，對于大多數貌不驚人的加工型制造企業來說，找PE會被罵成：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土鱉，也不自個照照鏡子！

以中小企業為代表的民企，難道就只能在歷次國內、國際的經濟危機中，隨波逐流、冷暖自知、自我救贖嗎？為什么即便只是在相對單純的國內環境的經濟干預政策中，中小企業也總是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經末梢？有人開導我們說，從經濟層面講央企是穩定之基，從政治層面講央企是執政之基。然而，無論是去年頻頻出現的央企“地王”，還是今年出現的“煤荒”“油荒”“電荒”，都無法再令我們相信央企是經濟穩定之基的說法。因此，我們強烈建議長期飽受“共和國長子們”耳邊鼓噪的政府，能夠重新審視他們的真實用意。

中國民營經濟受益于改革開放發展壯大至今，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多年基本停步不前。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金融體制還殘留著計劃經濟的影子，商業銀行并非害怕小企業風險，而是怕承擔責任——大企業、大項目有政府支持，貸款出了風險可以拿政府作“擋箭牌”，而對中小企業放貸要做市場調查、要做跟蹤，“吃力還不討好”，那還是安安分分跟著計劃走，至少底線不會犯政治錯誤。另一方面，政府在平衡央企和民企的問題上，采取的其實是縱容、鼓勵央企無限制做大做強的默許政策，同時卻因監管缺位缺失衍生出許多腐敗、破壞市場公平公正的系列新問題。央企所謂的穩定之基、執政之基，正從政府干預經濟的一個潛在思想意識，慢慢發展為一個重要的正當理由，這種默許、鼓勵實乃對經濟環境的最大干預。表現在經濟波動期中，例如經濟危機、低迷、通脹、滯漲時，中小企業就成了最不待見的弱勢群體。

誠然，在對待中小企業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否認政府無所作為，“新舊36條”，雖然雷聲大雨點小，但對于廣大中小企業來說，還是有很好的精神鼓勵和信心樹立作用。這次，中央高層選擇浙江調研，相信也是體察到了中小企業的疾苦。中央派出調查組一般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經濟情況比較復雜；另一種情況則是將要出臺重大政策。

我們殷切盼望著能超越“新舊36條”的，而且是真正能長期解渴的重大政策。

(徐笑冬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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