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共探全球變局下中國經濟發展路徑

工信部原部長李毅中表示，我國目前還處于工業化中期，處在工業化的加速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里，我國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格局不會改變。

由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新華網、新華每日電訊報社、參考消息報社、中國證券報社、上海證券報社、瞭望周刊社、半月談雜志社、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聯合主辦，經濟參考報社承辦的“2011中國經濟發展論壇———全球變局下的中國經濟”11月19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業與信息化產業部原部長李毅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賴小民，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孫杰等國內知名專家學者發表了主題演講。本次論壇著重探討了在全球經濟低迷、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蔓延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與會專家學者認為，長期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放緩，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需要在控制物價上漲和保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平衡，并致力于解決地方融資平臺風險、房地產軟著陸、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等一系列問題。

李毅中：要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長李毅中在演講時表示，我國目前還處于工業化中期，處在工業化的加速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里，我國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格局不會改變。因此，要高度重視實體經濟，他強調，實體經濟是生存發展的基礎，過度發展虛擬經濟潛在風險很大。

李毅中表示，雖然我國工業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一，但是大而不強，要對我國工業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做出合理判斷。他指出，不僅要看數量指標，還要看質量指標，要把自主創新、生產力要素、戰略性新興產業、信息化、城鎮化等因素考慮進來。而且，工業化必須是個全國的概念，不能說哪個地區處于工業化的某個階段。“要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步小康達到了還有殷實小康，小康以后還有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現代化道路還很漫長。”李毅中指出，總體上，我國目前還處于工業化中期，處在工業化的加速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里，我國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格局不會改變。

他強調，實體經濟是生存發展的基礎，過度發展虛擬經濟潛在風險很大。發達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工業強則民富，工業強則國強。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工業和二產的充分發展，三產沒有基礎、沒有市場，消費沒有來源，工業反哺農業也沒有實力，國家的財政收入也沒有保障。”李毅中說。

“十二五”時期，我國工業發展的中心任務是加快轉型升級。基于此，李毅中指出，首先，要科學合理確定工業增長速度。他表示，“市場換技術”的階段已經過去，應當進入技術創新的階段，把發展的重點放到調結構轉方式上來。“從能源消耗看，目前我們的總能耗是33億噸標準煤。按目前速度下去，到2020年總能耗至少再增加一半，根本不可能。要注重能源資源供需總平衡，不能過度依靠進口。無節制使用不是科學發展，不是可持續發展。按照粗放的發展方式繼續追求高速度，資源環境無法支撐，方式也難以轉變。”李毅中說。

其次，要加快技術進步和技術改造。李毅中指出，我國工業規模大，但總體技術水平還比較低，必須用現代科技不斷改造提升才有出路。鑒于真正的核心關鍵技術買不來，必須立足于自主創新。“第一，要充分發揮政府的規劃引導作用。加快建設一批高水平的技術創新基礎設施，整合利用全球創新資源，支持企業突破制約行業或產業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第二，要產學研用相結合。科技方面創新很多，但不少沒有轉化為現實的成果。要強調產學研用結合。正是因為在利用上下的功夫不夠，科技研發和經濟工作‘兩張皮’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李毅中說。

第三，要差別化發展，制定差別化政策。“當前，要把差別化發展落實到十二五規劃各個環節。”李毅中說。

他指出，我國中西部差距太大，不能用一刀切的辦法，有總體的要求，還要結合地區的實際。2020年能否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關鍵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要實現全面小康，必須跨越式發展，在發展中調整轉變。欠發達地區要根據地區的資源稟賦、環境容量、市場需求和產業基礎，選好自己的優勢產業，實現差別化發展或者叫錯位發展。

李揚：全球經濟低迷將延續5-1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認為，當今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長期波動和低速增長時期，這個時期可能還要延續5-10年，這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與此同時，伴隨著通脹見頂，經濟增速放緩，中國經濟也已經出現了趨勢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宏觀政策應當進行一定的調整。

“我們認為危機根本沒有過去，所以就無所謂二次探底或者三次探底的問題。”李揚表示，從2007年3月份開始的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其嚴重程度可以和上世紀30年代、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相比，其恢復過程也將相當漫長。李揚表示，此次全球經濟危機集中反映出發達經濟體多年來在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金融結構、財政結構等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扭曲，它根源在經濟的發展方式上。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方式是過度依賴消費，收入不能支持消費，不僅不能產生儲蓄，還有負儲蓄。這次危機，是全面的資本主義負債經濟不可持續的危機。

李揚認為，當今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長期波動和低速增長時期，這個時期可能還要延續5-10年。這種情況對于中國來說，是機遇，也是挑戰。所謂挑戰，如果全球經濟長期低迷的話，發達經濟體經濟需要平衡國際收支，中國的外部環境將收緊，貿易順差可能就會被定格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上。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其他條件不變，僅這個條件發生變化，就會使得GDP增長率下降1.5%，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但另一方面，這種國際形勢，也為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現在有一個非常強的外部環境迫使對長期以來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進行調整，我們不能夠，不應該長期依賴出口。”李揚認為，目前國內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已經顯現。從國內消費來看，七、八、九三月的實際消費逐月下降；出口方面，一到十月順差同比下降15.4%，預計明年還會繼續下降；投資方面，雖然前三季度同比增長24.9%，但制造業投資是在下降的。“外需已經靠不住了，國內消費需求很平穩，投資，制造業投資也相對穩定，真正可控的，真正可能采取一些措施的，那就是基礎設施、住房投資。”李揚認為，如何完成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以及如何處理好地方融資平臺，將成為決定我國投資能否成功的關鍵。

李揚強調，保障性住房的籌資結構和籌資機制，基本上復制了地方融資平臺，可能會增加融資平臺的問題。不僅如此，他還認為，在資金結構上，中國也存在著多方面的扭曲。一是在政府主導和市場主導關系上，中國傾向于政府主導，而且最近兩年，特別是應對危機之后，比較明顯；另一方面，在中央和地方財力分配上，中央集中過多；在資金供應結構上，則是以債務性資金為主，股權性資金較少。李揚認為，這三方面的扭曲可能會構成未來投資風險的基礎，中國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

李揚建議，應當積極推動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城市基礎設施、保障性住房建設領域，同時要明確城市基礎設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設應當主要走市場化的道路；在下一步改革發展過程中，要重塑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目標；要多渠道增加股權資本的供應，發展為小企業融資服務的資本市場，鼓勵民營資本進入，繼續引進外資，發展各種集合類投資，像PE、房地產信托，促進債務性資金轉變為權益性資金。

“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可能已經發生了趨勢性變化。”李揚認為，美國經濟、歐債危機正在繼續發酵，國內在一系列緊縮政策疊加作用下，增長也出現了減速現象，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應當可以確認。在物價上漲已經見頂的情況下，宏觀調控應該進行及時的調整，應當致力于在控制物價上漲與經濟增長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這應當是今后一段時間宏觀調控的基調。

李稻葵：中國經濟需要三個軟著陸

李稻葵在論壇上說，當今的國際形勢可能不是一個簡單的周期性調整，而是一個格局性的危機，會影響到未來世界長期的經濟、金融乃至于政治格局的變化。中國經濟過去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必須要轉型。這需要先讓資產價格實現軟著陸，再進行深層次的改革。軟著陸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經濟增長速度和對外依賴程度要平穩下降，房地產價格不要出現大幅度的波動，合理有序的引導民眾出國投資。

李稻葵表示，中國經濟要轉型，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經濟從過去那種增長速度比較高，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廣義過熱的狀態中調下來，實現軟著陸。之后，還要進行一系列的深層次的改革。其中第一件事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做了，而且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已經取得一些成效。

中國當前重點有三件事需要軟著陸。首先是增長速度和對外依賴程度，這點正在實現。根據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預測，今年中國國內經濟同比增長9.2%，比去年的10.4%明顯下降，明年的增長速度將進一步下降到8.5%。大概到2013年，中國基本實現外貿平衡，甚至略有逆差。

第二個軟著陸正在進行，就是房地產的軟著陸。這個問題現在爭議很大，李稻葵認為是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客觀上會實現，也必須實現軟著陸。對整體經濟而言，地產價格高漲肯定有問題，但是地產價格如果大幅度下降的話，帶來的問題也將是全面的。

所以房地產調控的近期目標，李稻葵認為是應該放在軟著陸上，而不是簡單地讓價格大幅度下降。如果大幅度下降的話，對經濟的影響一定是不良的。事實上，如果講一般原理的話，任何的資產泡沫，最佳的處理方式都是慢慢地讓它軟著陸。而且中國有讓房地產軟著陸的條件，畢竟中國經濟是快速增長的經濟，按照預測，明年同比增長8.5%，物價上漲2.8%，名義GDP超過10%。只要房地產的價格不出現大幅度的波動，兩三年以后任何的泡沫都會慢慢做實。

至于房地產調控的遠期目標，那就不是價格的問題，而是體制問題了。就是要找到一條更加可持續的、更加合理的房地產發展方式，可能的辦法是采取雙軌制，讓居民住房中既有政府提供的福利房，也有政府監管比較得力的商品房。

第三個軟著陸則是中國金融的軟著陸。李稻葵說，中國金融行業現在出現了一些亂像，這個風險怎么化解？當然首先需要采用傳統的方式，增加監管，尤其是承認民間借貸的合法性，把民間借貸納入監管體系。可能還有一個思路也非常重要，就是合理有序地引導中國的百姓出國投資。這個出國投資并不完全指企業家出國并購。

舉個例子，比如從鄂爾多斯或者溫州試點，允許溫州的家庭，直接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出國投資，買美國、歐洲的股票，給他們500億美元的上限。這首先對老百姓有好處，雖然現在世界經濟低迷，但是美國和歐洲的金融市場并不是一團糟。中國經濟拉動了寶馬、蘋果這些企業收入的增長，也導致了世界資源需求的上升，具有投資價值。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大量的外匯儲備掌握在政府手里可能導致世界各國都緊盯中國的外匯儲備，而民眾出國投資則可以讓國內的貨幣存量下降，而且老百姓手里的余錢也就不會在國內瞎折騰，擾亂國內市場了。

如果這三件事都軟著陸的話，那就為中國的下一步改革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賴小民：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賴小民在發言時指出，我國的中小企業融資難，有多方面原因。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根本還在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其中包括大力發展二板市場、區域性小微資本市場和風險資本市場，形成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

賴小民指出，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社會生活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0年，我國中小企業數量突破5000萬戶，占整體企業數量的99%以上，稅收收入貢獻接近60%，提供就業崗位比例達80%。中小企業融資難是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國際國內金融困難、經濟復蘇過程當中的集中體現，也是必然現象。只不過在中國表現得更為突出而已。

“我國的中小企業融資難，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從中小企業自身來看，管理水平比較低。大多數中小企業現代經濟管理理念不強，市場預測、開發的能力比較弱，難以抵御市場風險，其財務行為也不規范，以致銀行難以了解其真實的財務狀況。企業貸款難和銀行難貸款兩個問題同時并存。其次，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比較窄，目前上市公司主要是大企業，中小企業在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機會不多。第三，銀行信貸管理體制不利于中小企業融資，商業銀行現有的機構設置、授權授信制度和內部管理機制等都造成信貸向大企業集中，貸款集中度過高，大中小三類企業獲得貸款的平均概率大約為40%、30%和30%。其中，微小企業能獲得貸款的比例僅為16%左右。”賴小民表示。

賴小民指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根本還在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毫無疑問，作為銀行來說，按照資金效益原則它一定會傾向大企業。雖然目前銀行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設置了中小企業貸款部或者是創新部，但是實際上很多都形同虛設，解決不了多大問題。“一定要搞一些社區銀行，甚至是微小銀行。”賴小民強調。

賴小民說，徹底改變中小企業融資現狀的重要舉措之一，關系到對傳統的信貸模式進行戰略調整，是要完善對中小企業金融支持的信貸機制，創新金融產品。一是轉變信貸模式的指導思想，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商業信貸戰略模式。第二，細分中小企業，建立機制分成的中小企業服務金融體系。第三，創新中小企業信貸管理機制。在風險定價機制方面，在中小企業貸款方面積極引進有彈性的貸款利率的風險定價機制。

“這些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擔保機制方面，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擔保方面要扶持，對上下游關聯中小企業的互保行為要持審慎態度。在激勵約束方面，銀行要制定針對中小企業特點的政策，充分發揮信貸人員在有效控制風險前提下，加大對中小企業貸款支持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另外，加強政府、銀行、境內投資者，包括民間資本之間的合作，形成多層次的中小企業融資格局。”賴小民說。

孫杰：經濟結構調整已經越來越緊迫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孫杰認為，在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歐美經濟體要擺脫目前的困境，勢必要擴大出口，因而中國將面臨貿易保護主義是必然的。在投資拉動不可持續，消費短期難以改善的情況下，中國應當在通脹與增長中尋求新的均衡，更要注重經濟增長。

孫杰認為，美國經濟在2010年增長勢頭平穩，但是從2011年開始增長明顯下降，在高失業的壓力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正在下降；失業率仍處于20年來的高位，而通貨膨脹已經接近美聯儲的上限。這兩個矛盾的信號使得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決策左右為難；危機沖擊和經濟刺激政策造成的財政赤字迅速推高美國國債水平，帶來了主權信用危機的風險，政策空間用盡，經濟增長的前景高度不確定；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的可能性在上升，零利率和流動性過剩也可能成為一種常態，貨幣政策至少不會在2013年前收緊。

美國的情況將對中國經濟產生三方面影響，一是美國寬松貨幣政策造成中國資本流入，加大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如果要抑制通貨膨脹，那么要提高利率，而提高利率要增加資本流入的吸引力，這是一個矛盾的狀態；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無就業復蘇，加上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的預期，均會誘發新的貿易、投資和金融保護主義；同時，美國經濟增速下降和人民幣升值造成出口下降，也增加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

孫杰認為，在現在的情況下，美國要刺激經濟增長，從宏觀經濟來看，消費是很難控制的，投資也很難控制，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增加出口。因此，中國當前面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必然性。

而從歐洲方面來看，從2006年、2007年以后，歐洲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如果歐債危機帶來了歐洲的經濟衰退，毫無疑問，對中國貿易渠道的影響非常大。總的來看，歐債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以肯定地說，不會比美國次貸危機那次的沖擊更大，但是真正令人擔心的是，如果由于歐債危機帶動了美債危機，帶動了全球經濟第二次探底，這將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孫杰表示，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已經越來越緊迫。中國現在消費對GDP增長支撐越來越減弱，而投資越來越上升。2009年由于受外需迅速下降的影響，進出口對經濟增長拉動是負的，投資變成了一個絕對的拉動因素“任何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單純靠投資來支撐。投資之后形成產能，如果最后產出的產品不能被最終消費，不能出口，經濟增長模式肯定要出問題。”孫杰表示。另外，中國大概在2014年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供給開始下降，這個時候單純靠勞動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也會出現問題。

他認為，從長期的增長前景來看，中國內外需要進行交接。但目前面臨的問題是，一方面，投資不僅要維持原來的水平，而且還要不斷加速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消費上，需要進行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但這個問題短期內很難解決。另外，在外需方面，隨著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需要，中國也需要改變依靠進口來推動經濟增長這樣一種經濟模式。

孫杰表示，中國貨幣政策應當在通脹與增長中尋求新的均衡，要兼顧通貨膨脹，但是更要注重經濟增長。中國在改革當中付出了很多成本，而這個成本可能是經濟增長當中的一些隱患，而這些隱患，只有靠經濟增長來消滅。(經濟參考報)

(付影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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