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明年或難有大動作

2010年人民幣不斷“被升值”，在各界輿論的相互推動下，人民幣匯率呈“雙向波動”的特點，與國際外匯市場的波動聯系正趨向于緊密。近日，有不少經濟學家表示人民幣可以繼續升值來緩解通脹壓力，不少機構預測2011年人民幣匯率將升值5％以上。2009年低時也有許多機構預測今年人民幣將升值，甚至稱人民幣將升值10％，但實際卻是差強人意，明年人民幣到底是“被升值”還是“升值”？

日前，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在上海表示，可以適當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以應對輸入型通脹壓力上升。這與此前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不謀而合，即人民幣通過小步升值的方式來緩解國內的通脹壓力。數字顯示，11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1%，在刷新年內紀錄的同時，也創下了繼2008年7月上漲6.3%之后，中國28個月以來CPI漲幅新高。

四年前的2006年11月7日，樊綱曾在《華爾日街日報》發表了文章，稱人民幣每年最多升值5%，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將遭受災難性的沖擊。四年過去，人民幣升值壓力猶在，而人民幣遭遇的國際環境遠遠復雜于四年前。

全球經濟復蘇冷熱不均，發達國家期待新興市場國家通過讓本幣升值的方式來緩解國際貿易失衡的現狀，新興市場國家期望改變進出口結構來緩解貿易失衡，同時由于升值預期所導致的熱錢流入和通貨膨脹也在沖擊著經濟。本幣升值與貶值存在著兩難選擇。

2010年人民幣為何不斷“被升值”

2010年，國際上有關人民幣升值的聲音似乎從未停歇。在發達國家語境里，與人民幣升值相伴隨的概念，還有貿易失衡、國際收支不平衡、全球經濟失衡等。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2010年人民幣面臨的三次較大的升值壓力，這三次壓力均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

第一次發生在3月15日。當天，100多名美國國會議員致信奧巴馬，要求美國政府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并對中國輸美產品征收反補貼稅。3月16日，以舒默、格雷厄姆為代表的十余名議員，宣布開始起草有關匯率問題的新議案。

郭田勇認為，此次源于國際經濟形勢的外部壓力，是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啟匯改的重要原因之一。重啟匯改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積極回應與認可，截至7月23日，25個交易日人民幣兌美元已經累計升值0.72%。同時，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明顯降低。

第二次發生在美國11月中期選舉前的兩個月。民主黨為提高支持率，重提最易調動美國民眾情緒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因此，9月13日，美國國會93名眾議員聯名簽署信函，敦促民主黨人采取行動，針對中國匯率政策采取強硬立場。最終，針對來自國會和一些工會越來越大的壓力，奧巴馬政府改變了對人民幣匯率較為謹慎的態度，公開對人民幣“升值過慢”表示不滿。

來自美國的壓力，對9月以來人民幣的較快升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月14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再度上漲131個基點，達到6.7378。連續第三日創2005年7月匯改以來的新高。郭田勇就此分析，“人民幣匯率彈性存在加大的趨勢。”

第三次發生在10月初。10月1日，美國會眾議院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旨在對所謂低估本幣匯率的國家征收特別關稅，使備受矚目的中美人民幣匯率之爭再度升級。隨后，歐盟16國于10月5日集體向中國施加壓力，敦促人民幣升值,指出人民幣低匯率影響到歐洲的經濟復蘇。

“這次施壓對10月份人民幣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動作用。”郭田勇表示，10月15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報價6.6497元，再度刷新匯改以來新高。

“國際上壓人民幣升值，一方面可以抑制中國的出口，擴大中國的進口，從而降低中國經濟復蘇與繼續增長的速度，抑制中國發展。另一方面，能彌補自身競爭力不足造成的國際收支逆差，坐享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財富轉移。”郭田勇分析說。

“美國害怕中國強大，威脅其霸主地位，而人民幣大幅升值會抑制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郭田勇說，同為發達國家，歐洲諸國很希望通過壓迫人民幣升值擠占中國的出口空間、打開中國龐大的新興市場。

從發展中國家來看，墨西哥、印度、巴西、中國等很多發展中國家處在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階段，彼此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競爭性。“很明顯，如果人民幣升值，就將削弱中國產品的優勢，這些國家的出口優勢大大增加，包括向中國的出口。同時，也會削弱中國的成長。”郭田勇說。

人民幣升貶兩難

由于人民幣升值及其預期會進一步刺激大量熱錢涌入中國資本市場，導致資產價格攀升并進一步引發資產泡沫；而央行為吸引國際游資，被動投放貨幣，將加劇中國通貨膨脹的嚴峻形勢；從而陷入通脹怪圈。

與此同時，人民幣相對美元的升值，也意味著國家外匯儲備貶值，中國人民多年辛勤所得頃刻間縮水。

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出口品價格上升，從而抑制出口，造成部分企業經營困難和就業減少，并且削弱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挫傷中國的經濟復蘇。而且，匯率的變動會給許多進出口企業帶來額外的負擔和慌張，勢必帶來外匯風險成本的加大。

長期以來，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對外需的依賴一直過高。而且，從出口產品的構成來看，郭田勇表示，一直以來，中國在出口方面的比較優勢主要來自于廉價勞動力的成本優勢，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出口產品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處于產業鏈的低端水平，經常存在單純的無技術加工，主要以量取勝，一些企業存在產能過剩。

從進口角度，同樣可以解釋大量外匯儲備的形成邏輯和風險規避之策。大量的外匯儲備風險累積，說明國內尚未回答好“如何用好外匯儲備”這一問題。

若人民幣急于升值，中國進出口企業可能受到巨大沖擊，尤其是那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可能再次探底，結構性失業可能大幅上升。通脹問題或得到解決但可能轉化為通縮。

人民幣國際化任重而道遠

繞過匯兌風險的最好辦法，當屬人民幣國際化。因此，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立時，郭田勇認為，人民幣國際化邁出了重要一步。

他認為，與東盟國家建立區域合作機制，可以促進進一步開放市場，以創新求發展。在貿易中可實行人民幣結算，從而繞過美元。避免美元儲備的進一步增加。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出席《財經》年會時表示，在當前國際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化的背景下，我國應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長期且充滿挑戰的過程，必須堅定不移地努力，必須明確所需做的事情。

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配套，李揚認為，國內至少有4個方面的改革需要推進，分別是利率市場化、建立有彈性的人民幣定值的債券市場、匯率彈性化以及國內資本項目進一步開放。他還表示，應重視香港的特殊優勢，在明確其作為人民幣離岸市場地位后，依托其機制，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化建設。

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表示，中國要立足于貿易大國的地位，特別是近十年來，在亞洲已經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貿易流，“首先在東盟10+1的經濟合作框架內逐步謀求貨幣合作，待時機成熟后，可以用強勢的人民幣替代其他的貨幣或以人民幣為主導創造單一貨幣實現貨幣統一。”他特別強調，“人民幣是否能成為區域內主導性貨幣，同樣有賴于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中國經濟必須轉為內需主導。”

要通過推動人民幣跨境使用從貿易循環擴展到金融循環，強化人民幣在投資、價值貯藏等方面的吸引力，不斷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形象和地位。專家認為，應該增加境外人民幣供應。當前，中國內地與港澳臺的經貿聯系已日益密切，以兩岸四地為主的“中華經濟圈”已具雛形，可以選擇在港澳臺開展跨境資本交易項目可兌換試點，以降低資本和資源在四地間流動的成本。

機構暢想人民幣

高盛駐香港首席亞太經濟學家Michael Buchanan指出，2011年最好的風險回報機會來自于中國，即使歐元遭逢主權債務危機的打擊，人民幣依然極有可能升值。Buchanan預期，至明年年底，人民幣兌美元上升逾5.8%至6.29；2012年上升7%。人民幣兩年期不可交割遠期在未來兩年或將上升4.2%。
　　
野村證券的亞洲外匯策略師表示，人民幣明年的主要升幅將在明年第一季度發生。該外匯策略師預期，明年3月底，人民幣兌美元上升2.4%至6.50； 至2011年底，人民幣上升7%至6.22。

渣打銀行預計2011年上半年人民幣年率化后的升值幅度為7%，先前預期為升值4.4%。該行認為，為了遏制通脹上升，預計中國央行在明年上半年前將再升息四次。

國泰君安宏觀策略分析師江亞琴表示，“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趨勢是確定的，不過每年的升值幅度可能不會太大，大概會維持在3%～5%的范圍內。”

在一篇題為《世界主要貨幣匯率走向與明年演變趨勢》的報告中，國家信息中心認為2011年，美元繼續下行的空間十分有限，未來將主要保持弱勢震蕩，限制了其他貨幣兌人民幣匯率進一步上升的可能；歐元由于歐洲債務問題的長期存在，也將呈現震蕩調整態勢；日元更是存在極大的下行風險。同時，美、歐、日經濟低速復蘇的局面短期內也難以出現大的改變，基本面并不支持各國貨幣走強，因而人民幣兌美、歐、日匯率有全面升值的可能。

(王森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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