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羅奇：中國模式的兩大轉變“惹惱”美國

耶魯大學教授史蒂芬-羅奇撰文指出，現在，中國正在發生變化，而這是美國所不喜歡的。中國不但將經濟模式從出口轉向消費，還開始重新定義國家角色。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中美兩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都日益依賴對方，結果缺陷入典型的相互依存陷阱，而且，因為互動規則的改變，雙方發生摩擦。

中美相互依存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當時，美國經濟陷入嚴重滯脹。兩國都需要經濟復興與增長的新途徑，因此，情投意合地走到了一起。中國提供廉價商品，讓囊中羞澀的美國消費者收支相抵；美國提供的外部需求，則成為鄧小平出口增長戰略的基礎。

多年來，這種模式演化為更深層次的關係。美國想要增長，但缺少儲蓄，因此，日益依賴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來實現收支相抵。中國則將貨幣盯住美元，囤積巨量美國國債，讓美國能夠在預算赤字屢創新高時融資。

美國為中國提供了經濟穩定和增長之錨。中國讓美國安然度過儲蓄不足、魯莽財政政策和家庭收入增長萎靡所帶來的危險。然而，經濟相互依存就像兩人相互依存那樣不穩定。一方最終會發生變化，讓另一方會因為對方的變化，而感到不知所措和備受鄙視。

現在，中國正在發生變化，而這是美國所不喜歡的。中國不但將經濟模式從出口轉向消費，還開始重新定義國家角色。中國在南中國海采取更強硬的外交政策，同時表現出對民族復興的渴望——習近平稱之為“中國夢”。中國還開始塑造國際金融格局，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型國家開發銀行和絲綢之路基金等機構。

美國的反應讓中國深感不安，尤其是所謂“重返亞洲”或“戰略再平衡”，潛臺詞都是遏制中國。美國認識到，有必要增加中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角色。然而，華盛頓不僅沒有這樣做，還對中國成立新機構感到不滿。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敦促中國把增長模式轉向私人消費，但又對這一轉變的許多影響感到不安。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不安反映出，美國無法解決核心經濟問題——主要是美國國內儲蓄不足。2015年年中，美國凈國民儲蓄率只占國民收入2.9%，還不到20世紀最後30年平均儲蓄率6.3%的一半。隨著中國從儲蓄剩余轉向吸收儲蓄——利用其剩余儲蓄為中國人構建安全網，而不是補貼美國人的儲蓄——儲蓄不足的美國將發現難以填補空白。

美國貨幣政策顯示雙方另一層面相互依存。美聯儲以國際顧慮——特別是中國增長放緩——為主要理由，推遲今年9月加息計劃。這凸顯美國維持依舊脆弱的經濟復甦時，中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這是有很好理由的：2013年第四季，美國出口占gdp的比重，從2009年第一季10.6%增加到13.7%的新高，但在2015年年中又回落到12.7%。在美國內需依然萎靡的情況下——實際消費在過去7.5年中只增長了1.4%，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出口增長。因此，作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和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中國對美聯儲來說至關重要。美聯儲在危機后的非常規貨幣政策，並沒帶來很大的經濟增長動力。

這個層面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性的。過去10年，中國平均每年為世界gdp增長貢獻1.6個百分點——比所謂發達經濟體貢獻總和還多出不止一倍。今年中國gdp增長率下降到6.8%，即使如此，其對全球增長的貢獻仍將高於發達世界。因此，中國的增長前景，對全世界決策者來說都茲事體大，不足為奇。

習近平9月22日在西雅圖演講時強調，中國和美國需要深化對“相互戰略意圖”的理解，這是雙邊關係的關鍵目標。但他和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談缺少的正是這一點。習近平訪美議程更多是由不相關議題主導——網絡安全、氣候變化和市場準入，而並沒有對兩國各自和共同面對的戰略挑戰理解。

就網絡犯罪問題進行高層次交換意見的新承諾，雙方都表示歡迎，但美國即將對從駭客中獲益的中國公司制裁。同樣，雙方再次強調，有必要簽訂“高標準”雙邊投資條約，但沒跡象顯示，雙方對“負面清單”有什么實際行動。誠然，中國宣布環境政策的重大變化——一個全國性的溫室氣體排放限額交易系統，並於2017年生效，但如果美國不采取類似行動，中國也難以緩解全球氣候變化的危險。

陷入相互依存之網的中美關係，充滿摩擦和相互指責。從人類行為來看，這個問題的結果往往是痛苦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