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危機背后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中東研究通訊》刊文指出，持續四年之久的敘利亞衝突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其激烈程度與其它經歷了所謂“阿拉伯之春”的阿拉伯國家相比，亦屬罕見。。對於這場衝突的起源，學術界大體給出了三種解釋，即教派衝突說、國際干預說和民主起義說。然而近日，喬治梅森大學敘利亞裔教授bassam haddad在《社會運動》上發表《敘利亞、阿拉伯起義及威權適應性的政治經濟學》(syria, the arabuprising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一文，他指出了這三種學說的局限性以及政治經濟因素的作用。這篇分析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三種學說解釋的局限性

教派衝突說的基礎是作為敘利亞宗教少數派的什葉阿拉維派政權統治著占人口多數的遜尼派。但事實上，敘利亞還存在著為數不少的其他少數教派，包括什葉派、基督教派和德魯茲派，他們同樣處在阿拉維派政權的統治之下。

haddad教授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隸屬阿拉維派的阿薩德政權並沒有制定任何有利於阿拉維派的政策，阿拉維派也並不支援政府的做法，因為這將會導致對阿拉維派本身的報復。敘利亞的遜尼派則主要由城市工商業者和中產階級組成，他們也往往被認為是自由派的主力。然而，即使被普遍認為是自由派的遜尼派也並不都反對阿拉維政權，這主要是因為遜尼派在一定程度上被吸收進了軍事和政治經濟體制內。

就像haddad提到的，遜尼派的企業主和資本家被國家逐漸吸納進了尋租資本家集團里，他們不希望看到維系他們利益的政權覆滅。敘利亞局勢的急轉直下讓遜尼自由派也擔心未來局勢的混亂會對自身更為不利。教派衝突論折射了敘利亞危機起源的復雜性，但不足以完全解釋起因本身。haddad稱，以教派衝突等文化決定論解釋中東問題本質上是“東方主義”的，包含了自認為現代化的西方文明的很多偏見。

國際干預說更多出自於反對西方霸權的左翼學界，然而他們往往忽視了敘利亞起義得以存在的內在緣由，因此也無法提供起義起因的解釋。國際干預說更多地可以用來解釋在國際勢力介入后的敘利亞局勢發展的復雜性，而不是內在起因本身。此外，相比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敘利亞也並沒有接受任何國際組織的有條件貸款，因此也並不存在國際經濟體系內的行動體施加的直接政治影響。

至於民主起義說，haddad認為它在今天的西方主要被用來描述敘利亞衝突的表面現象（symptoms），而無法提供可以解釋驅動衝突的實質性因素，它將持續了幾十年的制度性失敗和戰略關係的變化簡化為獨裁者和民主派的衝突。民主起義說通過各種學術作品以及大眾傳媒的觀點新聞媒體滲透到了西方世界，其惡果是人們只會關注西方外交政策議程中阿薩德政權是否垮臺或敘利亞能否民主化的問題而不是敘利亞自身的實質性問題，這無益於未來敘利亞問題的解決。

從計劃經濟到混合制經濟

bassam haddad進一步指出政治經濟因素在敘利亞危機中的重要性。包括敘利亞在內的中東國家和其他地區的后殖民國家一樣，在獨立后建立起了或威權或專制的政治體制以及國家主導型經濟模式。敘利亞政權長久的高壓政治造成了教派族群之間、不同社會階層間的分裂和不滿。正如有的敘利亞問題研究者包括haddad本人所言，過去幾十年里，敘利亞民主政治權利的呼聲不斷，內部政治經濟動盪，且經常處在對外戰爭的環境里。然而，敘利亞威權體制竟然存活下來了，這讓人難以相信。

除了穆斯林兄弟會短暫的叛亂，長久的政治高壓在過去並沒有大規模引發敘利亞社會的不滿，這可能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因於經濟結構因素對於威權體制適應性的影響。和敘利亞長久的政治高壓並行的是其經歷了多次調整的經濟發展模式。敘利亞和埃及、伊拉克等其他實行過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國家一樣，都曾經深受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通過確立國有制建立起計劃經濟體系。

在這種計劃經濟模式下，公民的社會福利包括就業、生活補貼等都由國家體制提供保障。今天的敘利亞、埃及等國家依然高度依賴政府、國有單位等公有部門提供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體制的產物。但是，國有體制主導的計劃經濟扼殺了私有領域的發展創新能力，同時后殖民的敘利亞政府低效的官僚體系亦不足以滿足國家主導型的發展模式。結果是敘利亞經濟長久以來一直高度依賴油氣出口和農業。

在薩拉•賈迪德（salah jadid）當政時期，激進的社會主義改造加深了商業群體對於敘利亞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權的不信任，為日后的經濟體制改革失敗埋下了伏筆。現任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父親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於1970年通過不流血的政變奪權后，改變了原先薩拉•賈迪德的激進政策，開始允許並鼓勵私有經濟的發展，以維護政權的穩定，但敘利亞依然是國有制主導的計劃經濟體系。

1986年，隨著油價和匯率暴跌沖擊，敘利亞迎來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個關鍵節點。阿薩德政府開始逐步解體計劃經濟體制，並大規模鼓勵或者說利用私有經濟的發展來形成新的支撐威權體制的利益集團。八十年代末的改革催生的是大量非正式經濟領域的新官商和裙帶資本主義集團，1991年，這些利益集團的制度性存在被官方以“經濟多元主義”（al-ta‘addudiyya al-iqtisadiyya或者 economic pluralism）的政策確立下來了。到了1993年，非正式私有經濟占了敘利亞經濟總量的65%，而在1986年它還只占35%。

社會市場經濟改革

歷史的發展卻往往並不如行為體（agent）所愿，大規模的非正式私有經濟的發展和政商精英團體的壯大卻讓敘利亞經濟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陷入了長期的停滯，一直到2005年才開始復甦。

2000年哈菲茲•阿薩德逝世，巴沙爾作為一個開明的改革派逐漸穩固了自身作為新任統治者的權力，這讓他得以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來解決敘利亞嚴峻的經濟形勢。2005年，巴沙爾▪阿薩德在第十屆敘利亞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大會上提出要建立德國式的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這在法律上合法化了非正式的私有制經濟，並隨之建立了新的官方投資機構和第一家證券交易所。

同時，為了應對石油租金收入減少的問題，2005年之后的改革更開始了第一次大幅消減包括石油和食物補貼在內的社會福利，讓原本能夠通過過去的政府補貼政策緩解的貧困和就業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和加速的貧困化讓中產階級逐漸減少，非正式經濟則因為貧困人口加劇而大幅增長。

敘利亞經濟自由化是以大多數敘利亞消費者的利益為代價的，這一政策的出臺幾乎摧毀了敘利亞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摧毀了敘利亞人的尊嚴（dignity）。同時，國家的勞工法律政策變得更為傾向外國資本和經濟精英，忽視勞工權益的現象變得普遍。原本應該代表勞工權益的工會組織開始和私有企業和國家公共部門合作。勞工組織的精英官僚和私有經濟的精英之間存在著普遍的賄賂和利益輸送關係。這讓以社會主義起家的復興社會黨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也受到了挑戰。

在敘利亞和埃及等具有民族社會主義傳統的國家里，社會階層分化和以發展為理由排斥社會大眾群體被認為是“錯誤”和無法接受的。自由化改革后的敘利亞，“投資”和“增長”成為了官方宣揚的意識形態，對勞工等社會群體權益的逐步剝奪成為了新常態。結果卻證明這種只求增長的政策帶來的是零和遊戲。

改革后的敘利亞經濟政策還有加強發展城市化和非生產化產業的特點。城市化的后果是大量農村居民涌入了原本基礎設施較差，同時缺乏就業機會的城市。敘利亞自從2003年以來的持續干旱造成了農村水資源嚴重短缺，農業生產的衰退和生活用水的匱乏讓數百萬計的農村人口轉移至城市中，加重了城市資源的負擔。

另一方面，敘利亞私營經濟領域里的旅遊業等服務業發展迅速，2008年金融危機后，敘利亞經濟相對較快的恢復就得益於此，但同時農業和制造業卻進一步衰退。然而，旅遊業的快速發展並不能解決就業問題，它低技術含量的特性不利於人力資本以及固定資產的積累。和敘利亞經濟發展相對欠缺相比，敘利亞的失業率自從2005年之后一直維持在8％以上，在衝突發生前的2010年達到了將近10％。

敘利亞年輕人的失業率則達到了四分之一左右，並且是所有年齡段中失業率最高的。和很多后發國家類似，敘利亞同時也是個年輕的國家，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在15到24歲之間，其人口每年在以遠超就業崗位增速增多，但私營經濟的增長並沒能彌補公有領域就業消減帶來的持久影響。

由此可以看到，敘利亞在很多方面都和埃及、突尼斯等國有很多相似點，顯然敘利亞人對此認識也很清楚。突尼斯、埃及以及利比亞的局勢讓敘利亞人感到了表達不滿時機的成熟，同時也讓穆兄會和各種流亡團體看到了改朝換代的契機。所以和2000-2001年知識分子和自由派活動人士的抗議不同，2011年的運動真正成為了一次威脅政權的大眾運動。

商業網絡和政治經濟體制

haddad通過對敘利亞的結構性因素和其他阿拉伯國家類似因素的比較考察，提出了解釋阿拉伯世界內在衝突起因的路徑研究方法。敘利亞包括其他阿拉伯國家的自由化改革都形成了舊有的壓迫性政治精英和不負責的經濟精英的網絡紐帶（nexus），這種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產生的是能夠同時維持舊有威權政體合法性和合理化經濟自由主義政策的新精英主義（new elitism）。

haddad認為真正能夠解釋敘利亞政治經濟困境乃至衝突發展的正是這種新精英網絡紐帶和政治經濟體制的關係。這種新精英網絡紐帶是由舊有的國有計劃體制下的精英的后代和新晉自由化改革下催生的新商業精英所組成。在haddad的研究中，前者是國家資本家（state bourgeois），后者被稱為尋租資本家（rentier bourgeois）。國家資本家本身往往位居政權高層和官僚體系的關鍵位置，具有極強的官商特性。尋租資本家則更多是中層公務員和依靠與政權聯系的私營資本家。這些身在其中的商業群體逐漸建立起了各種獨立的經濟封地，極大地影響著經濟和公共政策的實施乃至法律的執行。

阿薩德政權在鼓勵私營經濟名正言順地發展的同時，通過官僚體系來控制這些新經濟精英的經濟封地。國家資本家的一個很好例子當屬巴沙爾•阿薩德的表弟rami makhlouf。作為敘利亞首富，makhlouf據稱掌握著敘利亞將近一半的資產，其所在家族也是阿拉維派政權中僅次於阿薩德家族的政治力量，往往對關鍵經濟政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2011年春，敘利亞民眾抗議針對的正是這樣的裙帶利益集團以及長期偏袒性的政治經濟體制帶來的對大多數群體的利益侵害。相比這些大型政商集團，其他私營企業主在敘利亞的生意則要更多地依賴和政治精英的網絡紐帶，包括遜尼派的資本家也離不開政權的庇護。復興社會黨政權和經濟精英的關係在haddad的著作《敘利亞的商業網絡：威權適應性的政治經濟學》（business networks insyr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中有詳細論述。

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結成的非聯盟化的網絡紐帶在經濟體制內具有內在的獨立性和能動性，可以用來彌補國家中心論(state centered theory)和社會中心論(society centered theory)的不足，因為兩者忽視了新精英在互動中產生的關係本身這個解釋變量。同時，網絡中的行動體往往包括了不同階級和社會文化族群等屬性，這讓原本較為單一的階級和族群身份政治得以在政治經濟互動關係的視野里得到體現。

在其書中，haddad提出了兩階段的解釋框架。第一階段在於分析敘利亞新精英網絡的形成，第二階段分析這種精英網絡和經濟體制發展的關係。通過持續了十五年之久的大量實地采訪和數據對比分析，haddad得出了敘利亞的政商網絡的特性和它與經濟發展結果的內在聯系。

與自由化改革前產生的完全依靠政權控制的國有制尋租的國家資本主義集團相比，這種新商業網絡紐帶本身是脆弱的。主要原因在於復興社會黨政權和遜尼派商業群體之間深深的不信任（mistrust）。復興社會黨政權主要是由來自缺乏經濟資本紐帶的農村少數族群組成，而遜尼派商業群體則主要是城市中上層群體。復興社會黨不希望遜尼派商業群體不受其掌控地獨立壯大，由此威脅政權的政治經濟基礎，因此采用了逐漸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將遜尼派商業群體逐漸包容進了自身打造的體制內。

其次，敘利亞作為一個典型的食利（租利）國家（rentier state），其國家財政收入依然主要依靠著油氣收入出口和海灣國家的援助貸款(兩項租金合計達到60%以上)。租金的流入讓敘利亞政府得以補償為了支援新商業精英集團的政策帶來的社會福利方面的削減。租金的短缺則會造成敘利亞政府對商業群體的更多攫取。影響這種政治經濟網絡紐帶的第三點是這種經濟網絡以外行動體力量的發展或者可以說是責任制的發展，包括公民社會的活躍度、司法體系和媒體的獨立性問題等。

從結果上來說，這種新精英主義的網絡紐帶在增強了威權體制應對經濟社會沖擊的能力同時，也禁錮了經濟體制本身的發展和改革動力。在新世紀里產生的新精英主義商業群體更多投資的是服務業和旅遊業等非生產性行業，而這些產業並不能解決嚴峻的就業問題。

一方面是社會階層的極化導致內需疲軟，另一方面是商業群體尋租式的過度投資，這樣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更為重要的是，新精英主義政治經濟網絡讓尋租活動變得異常有效，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卻被這種新網絡本身大為削弱。社會市場經濟正是在這種狀況下被提出來，期望通過經濟體制轉型來解決國家和商業群體之間的政治經濟權力再分配的問題。

金融危機之后的敘利亞雖然名義上在建立混合制市場經濟體制上進展迅速，但卻壯大了尋租集團本身並且激化了社會矛盾。haddad對於巴沙爾本人在敘利亞變局之前進行的改革抱有遺憾，認為“阿拉伯之春”的爆發打斷了巴沙爾改革的步伐。

haddad對敘利亞政府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議，其中包括廢除復興社會黨在經濟事務上的專政地位、建立獨立的經濟改革小組、有選擇地限制尋租集團對於經濟資源的攫取、建立公開透明包容勞工群體的經濟政策協商機制以及完善和明確政府與執政黨兩者在新社會市場經濟下的職能等。敘利亞危機雖然本身詮釋了阿薩德政府改革的失敗，但是卻也有可能成為新的改革契機，這對於處於戰亂中的民眾來說未必不是一絲希望。

參考文獻

haddad, b. (2012a）syria, the arab uprisings,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a journal for and aboutsocial movements，article volume 4 (1): 113 - 130 (ma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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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dad, b.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middle east policy, volume 18, issue 2, pages 46–61,summer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