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tpp很難讓美國人受益

作者系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

長達五年之久的tpp談判終於達成協議。盡管協定尚需要得到相關成員國國內的認可，但這項涉及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12個國家和地區，涵蓋全球40%的經濟產出的貿易協定勢必會對全球經濟帶來影響，進而影響到全球地緣政治。鄭永年教授的這篇文章幫助我們理解tpp將帶來的震盪。

有關tpp(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定)談判，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的談判的任何進展，經常成為本區域人們的關切。

人們一直把tpp作為一種國際貿易和投資形式，一種比世界貿易組織[微博](wto[微博])更高標準的形式。因此，人們總是算計著加入tpp能夠為國家帶來多少的經濟收益；如果被排擠在tpp之外，國家又會遭受多少經濟收益。再者，人們也注意到了tpp所隱含著的地緣政治和戰略考量。像越南、馬來西亞那樣的發展中國家被包括在內，而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則處於tpp之外。這里主要大國，尤其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和戰略的考量是顯見的。因此，也不難理解，中國不僅要擔憂tpp所帶來的經濟貿易影響，而且更是其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

其實，人們可以從更深層次來思考tpp這樣的貿易投資形式，提出類似這樣的問題：從非經濟的角度來看，tpp是什么、它的實現會對當地社會帶來什么影響？跳出簡單的投資貿易方式，人們不難發現，形成中的tpp實際上是一種新型的資本運作方式，一種超越主權國家的資本運作方式。可以預見，一旦成功運行，tpp意味著一個新型資本帝國的形成。這個資本帝國和現在的資本全球化不同，是一個更高層次的資本帝國，也就是超越民族國家、不受民族國家影響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國家影響的資本帝國。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形式源於西方，自西方擴展到非西方世界。盡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國，傳統上也有些資本主義因素的產生，但資本從未形成過一個自主的制度。從西方資本主義演變的歷史來看，簡單地說，資本已經走過了兩個大的歷史階段，現在要步入第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民族統一市場的形成階段；第二階段，是世界統一市場形成階段；第三階段則是今天的資本帝國階段。就資本和國家政權的關係來說，在第一階段，資本依靠政權力量而形成統一國家市場；在第二階段，資本依然依靠主權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擴張；而現在的第三階段，資本則試圖建立自己的帝國，趨向於超越民族國家、脫離民族國家的控制。

在每一個階段，資本運作方式的變化會深刻影響資本和政治的關係，從而是政府和社會的關係。在第一階段，也就是西歐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資本和國家力量互相支援。在羅馬帝國解體之后，歐洲就不再存在統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國家自下而上產生，而統治城市的則是商人。國王需要擴張其統治地域，而資本需要擴張其市場，兩者具有高度的一致的目標。資本出錢，幫助國王統一國家，同時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統一的民族市場。民族國家統一市場的形成，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

在第二階段，資本在國內市場開始飽和，過剩的資本需要走出國門，開拓海外市場。這直接導致了帝國主義體系的形成。帝國主義強調的往往是資本和商品的輸出，和對非西方世界的資源的掠奪和勞動力的剝削。作為帝國主義核心的殖民地主義，更是西方資本主義對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統治。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的歷史是血淋淋的歷史。西方自由主義一直相信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但歷史的事實根本不是這樣。帝國主義往往動用國家的力量，用槍炮打開非西方世界的大門。

去資本“主權國家化”

隨著反殖民地運動的崛起，西方資本對非西方世界的關係也開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有了比較大的轉變，最終形成類似於世界銀行[微博]、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這些組織都是西方資本和本國政府協調的產物，意在協調西方資本的行動。這些組織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西方資本更加有效地擴展到非西方國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護；另一方面使得資本的行為更加具有軟性，即“文明”。很顯然，在這個階段，西方主權國家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資本現在進入第三階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資本“主權國家化”，實現資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權國家控制的資本帝國。資本帝國的形成起始於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如同從前的全球化，這波全球化也是資本促動的，主權國家在背后支援。形成這波資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資本逐利的本質之外，至少還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首先是西方大眾民主對本國資本的影響。二戰之后，隨著大眾民主化時代的到來，選票決定政治權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擴張。福利的擴張表明對資本的高稅收，而高稅收意味著資本必須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犧牲)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觀察家所早已指出的，通過全球化，資本可以逃避本國的高稅收。

其次是資本通過全球化逃避本國的規制。二戰以來，西方普遍形成了規制型政府，對資本的運作進行各種形式的詳細規制。對資本的規制也就是節制，有效地限制了資本的運作空間。這導致了資本很大的不滿。1980年代英國和美國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革命”的核心，就是給企業(資本)“松綁”，即大大減少甚至取消對企業的規制(de-regulation)。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新自由主義減低經濟規制是直接關聯的。

其三是工業資本主義轉型成為金融資本主義。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工業資本需要主權空間，具有主權國家邊界，但金融資本則沒有邊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國家這個邊界。西方金融經濟本來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但也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金融經濟開始脫離實體經濟，本身成為一個自主的經濟系統。而包括資訊技術和互聯網在內的高技術發展，更強化了金融資本超越主權國家的能力。金融資本也就是今天資本帝國的核心。金融資本的一個特點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貨幣化，並且能夠在全球內流動。

今天的資本帝國對主權國家和社會正在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首先，資本脫離主權國家的控制。如果把一個社會的權力分成資本權力、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只有資本是可以流動的，而政治和社會是不可流動的。資本的流動性決定了它有能力脫離本國政治和社會的控制。從前人們說是跨國企業，但今天的跨國企業實際上已經演變成為全球企業，獨立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業不僅其經濟規模可以和很多國家的經濟規模相比擬，也很難說是屬於哪一個國家的，受哪一個國家控制。例如華爾街是自主的，美國政府很難主導華爾街。例如，華爾街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但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政府除了拯救華爾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盡管深處危機，但華爾街投資銀行總裁仍然享受天價的工資和獎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對龐大的資本說什么、做什么，但資本反過來則是可以綁架政府的。

其次，國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國際化”。政治本來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國家。不過，在資本帝國的情況下，國家政治尤其是行政當局的關切越來越“中央”或者國際化，即國家和國際層面的事情。這是因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資本是一對矛盾。全球化是一個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國都想加入的進程。因為加入全球化意味著資本的進入，和資本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資本，資本就會跑掉，而導致國家的發展問題。這使得各國政府必須關切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問題，而往往和本國地方政治脫節。這在歐盟內部表現尤其明顯，各成員國往往忽視本國內部的問題，而過度關切歐盟甚至國際問題。

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

其三，與第二點緊密相關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為執政黨過於注重中央和國際層面的事務，國內的地方事務經常被忽視。這次英國的選舉所體現的變化很能說明這個趨勢。傳統的保守黨和工黨是整合英國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兩大支柱，但現在都開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質並沒有改變，保守黨和工黨的衰落，導致了兩個主張“地方獨立”的地方政黨崛起，一個是主張蘇格蘭從英國獨立出來的政黨(蘇格蘭民族黨)，另一個是主張英國脫離歐盟的政黨(英國獨立黨)。盡管保守黨繼續執政，但國內政治版圖的碎片性質很難改變。保守黨仍然必須履行國內大規模分權、舉行脫離歐盟公投的承諾。其他歐洲社會也都有類似的政治情勢。希臘和歐盟之間的緊張關係，便是一個主權國家和一個超主權組織之間的矛盾。

美國的黑人種族問題由來已久，但經濟全球化在惡化著情況。全球化使得美國內部的收入極端不平等，黑人的經濟弱勢地位凸顯出來。黑人的憤怒表明對整個體制的不信任。實際上，與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在扶持資本進行全球化，對國內事務的關切遠不如對國際事務的關切。奧巴馬成為總統之后，想進行一項只涉及到3000萬人口的醫療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脫節，已經使得西方政治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向，對西方政治會產生長遠的影響。

在資本的巨大推動下，美國政府在大力推動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夠為美國的資本帶來巨大的利益，但能夠為美國人民帶來同樣巨大的利益嗎？從過去數十年全球化的經驗來說，答案幾乎是否定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激進化成為必然。美國已經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從長遠來看，現在“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便會不可避免地演變成為“一元一票”的民主。盡管美國社會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體，但多元背后都是由資本操縱，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資本之間進行選擇之外，並無任何權利。有美國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國民主是富豪的民主。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在考量tpp這樣的貿易投資組織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必須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會政治風險，尤其是國內內部的社會政治治理結構問題；否則，一旦資本帝國掌控一切，社會會變得越來越不公平，也越來越難以治理。

本文發表於《聯合早報》，僅代表專家觀點，不代表機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