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究竟要不要加息最終將取決于兩黨博弈勝負

國際時事評論人陶短房在其撰文中認為，美聯儲究竟要不要加息，不但投資者和外國“觀眾”心里沒譜，就連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財政委員會成員們也同樣沒個準數。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恐怕全球金融媒體、投資機構從業人員和各國央行官員都早已聽膩了美聯儲主席耶倫（janet louise yellen）“2015年內某個時段美國加息是合適的”這句自去年10月底美國“臺面上”宣布退出qe后每逢“節點”便絮叨一番的老生常談，因為從那時開始，美聯儲的加息便如同傳統相聲《扔靴子》里那遲遲不扔下的第二只靴子般，讓人既不敢放心睡覺，又總等不到訊息兌現。

如今離新的“節點”——9月17日美聯儲議息會議已進入“倒計時階段”，“耶倫之歌”照例高高唱起，而許多聽眾卻早已懶得去多猜了，反正根據去年公布的時間表，2015年內美聯儲總共召開8次議息會議，9月17日是第六次，“年內”還有兩個節點，如果真的要加，橫豎不外這三次。

問題在於究竟要不要加，不但投資者和外國“觀眾”心里沒譜，就連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財政委員會成員們也同樣沒個準數，否則控制參眾兩院的共和黨部分議員，如參議員圖梅伊pat toomey就不會在7月中旬呼吁“美聯儲必須停止根據主觀構想制訂和執行貨幣政策”，並抱怨“身為國會議員卻不得不每天早晨爬起來看電視上網去了解美聯儲利率”了。

盡管美國大選要在明年下半年舉行，但美國這架選舉機器卻早早開始運轉，人們自然會關心兩黨政治會否對美聯儲加息進程構成影響。

從理論上講，美聯儲的成立和職能設置，初衷恰在於擺脫兩黨選舉政治對需要穩定性、戰略性和前瞻性的貨幣政策構成太多、太頻繁的沖擊，這家機構在法律上被確定為中立機構，且不受行政和立法部門制約。

自1977年開始，就被國會授權，在穩定物價、推動勞動力市場達到完全就業和維持長期穩定利率方面獨立制定政策。

不僅如此，美聯儲7名委員任期分別長達14年之久，這相當於美國總統最長任期（兩屆8年）的175%，且各委員任期交錯，不會因同時屆滿而出現美聯儲“大換血”的現象。

因此盡管委員的產生程式是總統提名、參議院表決批準，但每一任總統所能提名的委員總數是有限的，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政黨因素對美國貨幣政策的沖擊。

正因如此，盡管自去年中期選舉以來就有不少觀察家議論“兩黨政治對美國加息的影響”，甚至有人直白地認為，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后同時控制美國參眾兩院，將對美聯儲的加息進程構成促進作用。

因為在中期選舉前有不少共和黨國會議員表示“是時候加息了”，而耶倫“2015年年內加息”的老生常談，最初實際上是應付這部分共和黨議員的“標準化臺詞”。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美聯儲的加息進程並未因共和黨對參眾兩院的控制而提速，如今8次議息會議已開到第6次，2015年“年內”也只剩下不到1/4，美聯儲的加息“靴子”卻扔高懸著舍不得扔下。

更耐人尋味的是，如果說去年中期選舉前，共和黨人在國會內外還曾不斷鼓噪，呈現美聯儲加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質疑和責難耶倫“令人費解的貨幣政策決策”，並有意無意將責任往民主黨和奧巴馬政府身上靠。

今年隨著大選日期的臨近和共和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爭奪的開始，共和黨政要們質疑現行利率政策、催促美聯儲加息的聲音反倒變小了，非但國會議員們“悶聲大發財”，就連多達17位的總統候選人黨內提名競逐者，也不約而同地回避在這個話題上浪費寶貴的口水。

這並不意味著共和黨人不關注美聯儲或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和利率調整，恰相反，他們比過去更關注了，只不過關注和著力的切入點，放到了更高的層面，即利率政策的制訂原則和制訂權。

事實上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並非奧巴馬任內或民主黨執政所獨創，恰相反，一直主張自由經濟，強調市場調節作用的共和黨人傳統上比民主黨更“熱愛”低利率，去年部分共和黨政要對低利率“開炮”，與其說是對利率過低不滿，毋寧說是一度達到頂峰的“凡奧巴馬和民主黨贊同的我們必須反對”邏輯作祟所致。

正因如此，當2016年大選周期進入到第一階段，共和黨內提名爭奪成為共和黨人當前“主戰場”時，加息這個原本不在共和黨傳統重點關注范疇的話題，自然也就形不成討論熱點了。

共和黨人在利率和貨幣政策層面真正關注的，是如何從美聯儲手中奪回利率和貨幣政策制訂權，並將之在法律層面“固化”。

早在2014年4月，美國參眾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jec）主席、共和黨人布拉迪（kevin brady）就在國會提出，應成立一個旨在“改革美聯儲作用”的“跨黨派聯合委員會”。

去年7月，耶倫在國會作半年度例行貨幣政策證詞前一周，共和黨眾議員們更提出推動立法，以限制美聯儲制訂貨幣政策的權利。

今年7月，圖梅伊等共和黨議員更明白不過地表示，美聯儲應該明確采取一種“可用數學公式推斷的”、固定的貨幣政策調整原則，即明白無誤地告訴大家，在何種情況下將觸發貨幣政策作怎樣的改變。

一些分析家（如布魯金斯學會的賓德爾sarah binder）曾認為，共和黨人控制參眾兩院后，會向美聯儲施壓，迫使其加快收緊貨幣政策，以滿足自己的利益，並削弱民主黨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力。

但大半年來的軌跡表明，共和黨人的邏輯與此正好相反——不是為了推動緊縮貨幣政策的落實而力促美聯儲角色轉變，而是為推動美聯儲角色轉變而拿緊縮貨幣政策說事。

由於黨內競爭白熱化，“小矮人”眾多卻缺乏有公認號召力和凝聚力的出類拔萃者，共和黨內對2016年大選能否戰勝民主黨入主白宮，恐怕並沒有太大把握。

但鑒於美國選民獨特的“找平衡”特性，民主黨人在白宮掌權越穩當、行政權把握得越牢靠，共和黨人在參眾兩院中的優勢地位，以及他們在立法領域的話語權也就越容易得到維持。

在這種情況下，促使美聯儲職能轉變，讓國會在貨幣政策決策中發揮更顯著作用，就變得特別符合當下共和黨人的根本利益。

布拉迪等共和黨人去年起推動的“貨幣政策調整原則固定化”看似意在強調貨幣政策變化的科學性、公正性和透明度，實則有“摻沙子”之嫌——共和黨人提出。

一旦貨幣政策調整原則實現了“固定化”，而美聯儲所推出的貨幣政策和利率調整被認為與“固定化原則”偏差太多，國會就有權要求美聯儲向國會作出“為什么不照原則行事”的解釋。

很顯然，這意味著美聯儲獨立制定長期貨幣政策，且不受立法和行政權直接干預的基本原則從此不復存在。而今年7月托梅伊則說得更加直言不諱：“我不認為讓國會來控制貨幣政策是什么離經叛道的事”。

事實上不僅國會和共和黨，政府和民主黨同樣不會放過任何可以影響美聯儲貨幣暨利率政策制訂、修改權的機會，奧巴馬上任之初適逢美聯儲7名委員中出現3名空缺，他毫不猶豫推薦了3位“合乎胃口”的人選，去年底起美聯儲又出現兩名空缺人選，奧巴馬同樣“只選對眼的”，且屢敗屢戰不肯罷休，究其原因也不外乎此。

當然，享受“超脫特權”長達38年之久的美聯儲也絕不甘被任何黨派權利——不論是來自白宮的行政權，還是來自國會的立法權——套上籠頭，他們勢必一面繼續抵抗這種在他們看來“不合規矩”的干預企圖，一面繼續保留自己“舉著靴子總不扔”的“模糊權”。

至於兩黨暫時就只能在權限范圍內相互惡心一把——共和黨參院繼續憑借席位優勢阻擊奧巴馬的新美聯儲委員人選提名（下一位到期的是2016年1月31日的拉斯金sarah bloom raskin，因此奧巴馬任內被阻擊的看來只有兩位），而奧巴馬則繼續高舉否決權制約國會任何試圖借立法程式讓美聯儲政策軌跡向有利於共和黨或不利於民主黨方向滑落。（商業見地網）

本文作者：陶短房，國際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