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入型增長是俄羅斯經濟困局根源

來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年第5期

【內容提要】俄羅斯面臨經濟困局，追根溯源，“輸入型增長”值得重點關注。這種增長模式對於拉動投資、促進內需、減少國債、增強抗風險能力等有其歷史貢獻，但卻存在三大弊端：第一，不斷擠壓“自主型增長”的空間，使俄羅斯經濟過度依賴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第二，嚴重扭曲企業經營追逐利潤的本原動機，導致俄羅斯經濟有增長而無效率和競爭力；第三，將政府調控鎖定為需求管理，嚴重忽視生產要素優化設定、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制度轉型適時深化等供給管理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俄羅斯只有痛定思痛，徹底更新政府的經濟管理思路，根本轉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才有可能走出經濟困境。

【關鍵詞】俄羅斯 輸入型增長 經濟困局

【作者簡介】程偉，遼寧大學轉型國家經濟政治研究中心、遼寧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沈陽110036）

引 言

2014年，是俄羅斯繼上一年經濟表現明顯欠佳之后，其形勢更加嚴峻的一年。一方面，處於低位的gdp增速繼續下滑，由2013年的1.3%降為0.6%；另一方面，宏觀經濟穩定出現問題[1]，2009年以來，經過五年反危機措施，經濟基本面仍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是2014年，通脹率重新突破兩位數（2008年的通脹率為13.3%，2009~2013年的通脹率依次為8.8%、8.8%、6.1%、6.6%、6.5%[2]），為11.4%。如果說俄羅斯政府對於經濟增長的下行態勢是預料之中的話，那么，對於通脹高企以及盧布貶值、財政吃緊、外儲銳減等宏觀經濟不穩定因素卻是始料不及的。2015年以來俄羅斯的經濟形勢喜憂參半，第一季度gdp為負增長2.2%，但cpi有所回落，為7.4%[3]。可以認為，俄羅斯經濟的問題不再只是近幾年來顯現出的gdp增速的明顯下降，而是開始面臨增長與穩定的雙重挑戰。

如何審視2014年以來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成為俄羅斯舉國上下熱議的焦點。俄羅斯著名經濟學家馬烏撰文提到的三點[4]，集中體現了俄羅斯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第一，2014年俄羅斯經濟的困難局面是多種因素相互交織與疊加的結果，其中油價下跌和西方制裁等外部因素，對於經濟滑坡，尤其對於出現盧布匯率大幅貶值、通脹高企等宏觀經濟不穩定現象，無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盡管如此，外部因素的作用還是第二位的，它們不過是激化或者加重了本國經濟的固有矛盾。也就是說，主要原因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來自於內部，即源於經濟增長方式自身的問題。第二，經濟衰退與宏觀經濟不穩定並行顯現，一方面表明俄羅斯的經濟問題在加重，另一方面導致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更加難以抉擇，因為有利於增長的舉措未必有利於穩定，反之亦然。正因為如此，目前俄羅斯關於應對經濟困難局面的意見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經常是尖銳對立的。第三，因烏克蘭危機誘發的包括經濟制裁在內的負面因素，客觀上為促進俄羅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相應的制度變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不難看出，在經濟困難的現狀之下，俄羅斯人對於本國經濟的發展前景並不是不抱有希望的。

的確，要真正搞清楚當前俄羅斯經濟困局的成因，必須眼睛向內，深度探究其既有的經濟增長方式的作用機理，尤其是隨后所導致的日益加重的負面后果。只有以此為前提，才可能做到對症下藥，研制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否則，對經濟發展前景的希望必將成為失望。

不久前俄羅斯前財政部長庫德林提出了“輸入型增長”的概念，本文借助這一概念聚焦俄羅斯的經濟增長方式，進而對其當下的經濟困局追根溯源。

一 輸入型增長及其歷史貢獻

庫德林提出的“輸入型增長”，基於對俄羅斯“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的形成、膨脹，以及由此迅速左右經濟增長進程這一客觀事實的描述。所謂“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事實上主要是石油額外收入，俄羅斯的天然氣生產主要還是面向國內市場），是指以1999年的國際市場原油、天然氣價格為基準計算出來的價格超出部分。2000~2013年俄羅斯獲得的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總計為2.1萬億美元，其中世界金融危機之前的9年，即2000~2008年，所獲得的該項收入為0.9萬億美元，占總計的43%，之后的5年，即2009~2013年，該收入為1.2萬億美元，占總計的57%。再來看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對gdp的占比：2000~2008年期間平均為9.4%，而2010~2013年期間的最低年份也高達12.5%，最高年份為14.5%，平均為13.5%左右，即危機后比危機前高出大約4個百分點。這兩組數據共同表明，俄羅斯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與gdp的內在關聯呈現出不斷加大的態勢（圖1略）。根據庫德林的計算，危機前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增長對gdp增長的相關係數為0.57，危機后提升到0.93。可見，對於闡釋或者解讀俄羅斯的經濟特征而言，“輸入型增長”這一概念是成立的[5]。

1999年，正當亞洲金融危機基本過去、國際市場原油價格開始走高的時候，俄羅斯政府頒布檔案，決定對出口石油、天然氣征收關稅，其稅率與出口價格直接掛鉤。普京主政后，又於2002年1月啟動了開采稅改革（1992~2001年期間俄羅斯實行的礦物利用強制支付和礦物、原料基礎再生產收費，是完全與國際市場價格行情脫鉤的），新出臺並立即付諸實施的“礦產開采稅”，其稅收標準也是與國際市場價格直接掛鉤的。這兩項舉措，尤其是后者，使得新世紀以來俄羅斯所獲得的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的絕大部分（70%左右），被直接地納入到了國家預算之中。也就是說，俄羅斯政府是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的主要掌控者，也便是輸入型增長模式作用后果的責任主體。客觀地看，俄羅斯政府主導下的輸入型增長模式無可厚非，有其歷史貢獻的一面。

其一，拉動了投資需求。輸入型增長對於拉動投資需求起到的積極作用，在世界金融危機以前表現得比較明顯，而且這並不是僅指石油、天然氣等原料部門因受到產品價格持續攀升的激勵而積極主動地去擴大投資，還表現為，在國家擁有了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這一日益豐厚的財源背景之下，俄羅斯政府大幅度地降低了非原料部門的稅收標準，使其驟然間增加了利潤所得，進而也成為促進投資增長的重要力量。有資料顯示，2000~2008年期間，俄羅斯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大多保持了兩位數的水平，年均為13%，2007年達到尖峰，為23.8%[6]。還需提及的是，在企業以自有資金擴大投資規模的同時，企業投資中源於外部的銀行信貸資金也呈現出迅速增加的態勢：2000~2008年，俄羅斯銀行部門對企業和居民個人的貸款額度增長了11.3倍，對gdp的占比從10%躍升至41%[7]。

其二，促進了內需的擴大。進入新世紀以來，俄羅斯的內需不斷擴大，集中表現為消費在gdp中的占比不斷走高，危機前的2000~2008年為66%，危機后的2009~2013年不降反升，為70%[8]。俄羅斯的內需較大，消費對於gdp的占比較高，事實上恰是與輸入型增長模式密切相關，按照庫德林給出的數據，國際市場原油價格每上漲1%，俄羅斯的內需就提高0.22%。其主要的關聯機制在於，一是政府將已進入國家預算體系中的部分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用於購買教育、醫療、養老、失業保險等公共服務，以及用於發展其他社會事業，從而直接或者間接地起到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的作用；二是，留在生產者手中的、占總額30%左右的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在政府參與指導下用於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工資增長[9]。正是源於這一重要因素，普京治下俄羅斯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直至2013年就從未間斷過[10]，這就更加直觀地反映出輸入型增長對於促進內需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其三，減輕了國家的債務負擔。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作為法律繼承國承擔起了全部外債。普京主政伊始的2000年，俄羅斯的公共外債總計為1 610億美元。自從有了穩定且不斷增加的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以后，普京政府動用其中的一部分用於償還外債，到他第二屆總統任期結束的2008年，外債余額大幅降至410億美元。再從俄羅斯外債對gdp的占比看，2000年的這一指標接近100%，而從2005年起一直到現在，該項指標始終保持在15%以下，使其成為當今世界對外負債水平較低的國家（目前美歐等西方國家公共債務對gdp的占比低的也接近100%，日本最高，超過200%）。

其四，增強了宏觀經濟的抗風險能力。2003年年底，普京精英集團采納合理化建議，正式建立起“穩定基金”，其來源是石油和石油產品出口關稅的一部分、石油的礦產開采稅的一部分，以及上一年度聯邦政府財政盈余的一部分。顧名思義，建立穩定基金的宗旨，就是在外部市場行情發生不利變化，尤其是在出現國際油價大幅下跌的情況之下，及時地用於補充政府支出的財源，以及相機制宜地增加貨幣的投放，以緩解經濟波動，確保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當下烏克蘭危機引致的西方經濟制裁，均足以證明穩定基金所起到的“救駕”作用是十分關鍵的。倘若沒有穩定基金這一預案，那么，俄羅斯的經濟乃至社會后果則不堪設想。

在充分肯定輸入型增長方式歷史貢獻的同時，還必須看到在其作用之下俄羅斯經濟的隱患以及逐漸釀成的嚴重后果。這便是本文接下來要重點分析和討論的問題。

二 輸入型增長弊端之一：擠壓自主增長

2000~2008年是俄羅斯經濟增長較快的時段，gdp年均6.9%的增速，比同期中全球經濟4.3%的平均增速高出2.6個百分點。按照庫德林的估算，因石油天然氣價格上漲因素，這一時期gdp實現了年均3%~3.5%的增長，即gdp年均6.9%增速中的將近一半來自於此；另外的一半多，即3.5%~4%的gdp增速，來自於與“輸入型增長”相對應的“自主型增長”。看上去，這一時段俄羅斯在有利的世界市場行情之下既發揮出了自身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同時也實現了本國經濟再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促進了本國物質生產能力的恢復與發展。

危機后的2009~2013年，俄羅斯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對其gdp增長的相關係數由危機前的0.57升至0.93，這意味著，輸入型增長的貢獻幾乎是包打天下了，而自主型增長的貢獻被擠壓得所剩無幾。出現這種情況，很容易被直觀地想象為是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出口量劇增的結果。其實不盡然。表1數據顯示：2009~2013年期間俄羅斯的石油出口量始終沒有增加，而且后3年是連續減少的，總體上是小幅下降；石油制品的出口量有3年是增加的，但增幅不大，有2年基本持平，總體上是小幅上揚；二者加總后，由於后者的升幅略高於前者的降幅，總體上呈現小幅增加的基本態勢。天然氣出口量的變動趨勢與之雷同。表1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的出口量（略）。

自主型增長貢獻的驟降主要源於石油價格因素。前文曾提及，世界金融危機前的9年，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為0.9萬億美元，之后的5年，該項收入為1.2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危機前的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年均數額為1 000億美元，而危機后，陡增至2 400億美元。不難看出，盡管危機后以實物表示的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的出口量只是小幅上揚，但國際市場石油價格上漲因素使得俄羅斯所實現的貿易利得的增加卻是巨大的[11]。然而，在嚴重擠壓自主型增長作用空間的條件下，輸入型增長的紅利越大，意味著經濟增長中的潛在風險也就越大。

有必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俄羅斯輸入型增長對於自主型增長的擠壓不只是相對的，即自主型增長的發育極大地落后於輸入型增長的膨脹，而且很有可能還是絕對的，即自主型增長停滯不前，甚至萎縮或者倒退。來看兩項指標：一是投資。2009~2013年的5年中，俄羅斯的固定資產投資有2年是負增長，年均增長率僅為1%，我們有理由將其視為自主型增長停滯甚至倒退的佐證之一。二是進出口。2000~2008年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等礦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的平均值為60.9%，而2009~2013年的這一平均值上升為71.2%，提高了10個百分點；2000~2008年俄羅斯機器、設備及運輸工具的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41.7%，而2009~2013年上升為46.9%，提高了5個百分點[12]。自主型增長的停滯乃至萎縮，致使俄羅斯可供出口的產品選擇余地愈來愈小，進而必然加大對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出口的依賴；在自主研發和制造能力下降的條件之下，增加機器、設備等工業制成品的進口數量，又成為俄羅斯的另一項無奈之舉。

歷史上的蘇聯，高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大旗走上了經濟發展之路。無論是從當時的國情看，還是從斯大林的相關理論闡釋看，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重大的戰略抉擇，有其毋庸置疑的合理成分。問題的要害是，在實踐過程中“優先”變成了“片面”，重工業一枝獨秀，農業、輕工業極其落后，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貫穿於蘇聯存亡的始終。可以認為，今日俄羅斯犯下了與昔日蘇聯極具相似性的錯誤。蘇聯在重工業的發展上沒有把握好“度”，“優先”變成了“片面”。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如果是“適度”依賴石油天然氣的出口，那么顯然是可取的。然而，輸入型增長嚴重擠壓自主型增長的現實卻遺憾地表明，這種依賴已經遠遠不是“適度”，而是“過度”，甚至幾乎到了“完全”之地步。

三 輸入型增長弊端之二：扭曲經營動機

增長與效率，是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永恒課題。有增長未必就一定有效率。是否有效率，固然取決於許多因素，但首先取決於生產經營者的動機。俄羅斯輸入型增長的另一個問題恰是出在這里。

普京總統執政伊始，與自己的前任葉利欽大規模迅速私有化的做法背道而馳，決定立即將關係國計民生的一些行業、企業收歸國有。於是，一大批國有公司以及準國有公司（即國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應運而生，石油、天然氣等礦產企業，自然成為普京主政下俄羅斯國有化首當其沖的對象。這一重大舉措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設想一下，如果石油天然氣行業或者企業不是國有的，那么，它們勢必就被少數私人寡頭所控制，俄羅斯政府就難以掌控和支配輸入型增長的紅利，也就不可能做到拉動投資、促進內需、減少國債、增強經濟的抗風險能力等，甚至還極有可能產生諸多其他難以想象的嚴重后果。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了。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因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而聞名於世。他從描述計劃經濟中的“短缺”現象入手，先是將造成短缺經濟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歸結為企業預算約束的軟化，即企業不是必須用自己的收入補償自己的支出，不承擔倒閉或者破產的風險，當然也很少擁有對自己生產經營所得收益的支配權。之后，他揭示出造成短缺經濟的深層次因素在於“父愛主義”，即國家對企業予以絕對的保護，為其提供幾乎所需的一切並承擔經濟風險，與此同時，國家對企業實行家長式管理，事無巨細地干預企業事務。這樣一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就是圍繞國家下達的計劃指標轉，既無內在動力，也無外在壓力，預算約束形同虛設，追求利潤和效率的本原動機被扭曲得蕩然無存。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俄羅斯業已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新形勢下，隨著工業領域國有以及準國有企業的大量涌現，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父愛主義”死灰復燃，只是涵蓋的范圍不再是無所不包，可稱之為“工業父愛主義”。

我們對輸入型增長的分析表明，俄羅斯的國有石油天然氣公司顯然是新形勢下企業經營動機遭受嚴重扭曲的典型案例。如前所述，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的70%被國家拿走，公司對余下的30%也不能自主支配，這種情形之下，公司對利潤或者效率的訴求根本無從談起。至於石油天然氣生產規模的擴大，也主要源於政府的意志或主張，而非源於企業本身的利益動機。可以認為，今日俄羅斯以石油天然氣為代表的國有以及準國有公司，事實上扮演的是政府代理人或者中間商的角色。這就決定了，以國有企業為重要引擎的俄羅斯經濟可以有增長，但因企業經營動機的嚴重扭曲而必然導致效率的缺失。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有增長、無效率的現象不僅存在於俄羅斯的國有經濟中，在其非國有經濟領域同樣也是隨處可見，而這又與輸入型增長有著內在的關聯。首先來看國家采購。在俄羅斯聯邦政府擁有豐厚的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的背景下，國家采購發展迅速。在國家采購的供貨者當中，非國有企業事實上不是少數，其中的相當部分不過是以國有企業生產鏈條中下線的身份出現的。由於是為國家供貨而不是直接面對市場消費者，加之國家采購的行政監督薄弱與低效，非國有企業的經營動機同樣被嚴重扭曲，即不是去努力地改善經營，提高效率，而是經常以討價還價乃至賄賂等各種手段人為地抬高生產成本，進而以簽約理想的產品定價來實現謀利。

再來看自主型增長。俄羅斯的輸入型增長促進了內需的擴大，內需的擴大進而又促進了自主型增長的發展。關於這一點，在世界金融危機以前的實踐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然而，俄羅斯內需擴大激勵之下的自主型增長，追逐的主要是生產規模的擴張，而不是產品質量以及整體經營效率的提高。2003~2008年，俄羅斯非貿易部門產值的年均增長率為9.6%，比gdp的增速還高。但同期中，貿易部門產出的年均增速卻不及前者的一半，僅為4.2%，甚至低於4.8%的世界平均水平[13]。這又從自主型增長的角度進一步證實，俄羅斯經濟確有增長，但無效率。

不難看出，俄羅斯的輸入型增長先是造成國有企業經營動機的扭曲，再以形形色色的傳導機制將其負面后果外溢擴散到國民經濟中的各類企業。既然企業追逐利潤或者效率的本原動機被嚴重扭曲，它們對於創新發展的興趣勢必淡薄甚至喪失。這里，我們以2012年關於企業創新狀況的兩組對比數據為例。一是從事技術創新的企業占企業總數的比重：西方發達國家最低的也接近30%，如日本為28.0%，英國為32.7%，法國為34.3%，意大利為40.4%，德國高達64.2%；東歐轉型國家要低許多，但也都是雙位數，如匈牙利為18.4%，保加利亞為17.7%，波蘭為16.2%，羅馬尼亞為14.3%；相比之下，俄羅斯極差，僅為9.1%。二是企業創新積極性的總體水平：西方發達國家均在40%以上，如英國為44.2%，日本為48.5%，法國為53.5%，意大利為56.3%，仍是德國最高，為79.3%；東歐轉型國家一般在30%上下，如保加利亞為27.1%，波蘭為28.1%，羅馬尼亞為30.8%，匈牙利為31.1%；相比之下，俄羅斯又是極差，僅為10.3%[14]。

有增長、無效率，這就是俄羅斯輸入型增長演進過程的真實寫照。無效率的增長不可能長期為繼，這已被今日俄羅斯的經濟困局所證明。有必要指出的另一點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有增長、無效率不過只意味經濟的體量變大，卻並不意味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提升。真正有生命力的經濟體，不在於它的體量有多大，而在於它是否擁有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創新發展的能力。

四 輸入型增長弊端之三：鎖定需求管理市場

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學說，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古典經濟學中以“供給總是會創造出它自身的需求”為其核心要義的“薩伊定律”包括兩點基本內涵：第一，均衡國民收入的水平主要是由經濟中的總供給決定的；第二，市場經濟制度會自動地使總供給與總需求達到均衡狀態，所以，無須來自政府的任何調節或者干預。然而，凱恩斯主義徹底地顛覆了薩伊定律，它針鋒相對地提出：第一，經濟中的供給是不成問題的，實現均衡國民收入的關鍵在於有效總需求的水平；第二，只靠市場這支“看不見的手”解決不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必須再加上政府這支“看得見的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無疑早已在西方世界成為居於支配地位的主流經濟學，可是，現實中的宏觀經濟管理學說似乎在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二者之間走了一條折中的路線，即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存在兩種類型：一是需求管理，其主要實現方式是指通常所說的“三駕馬車”，即政府通過擴大投資、消費和出口的途徑來拉動國民經濟的均衡增長；二是供給管理，指政府主要從要素、結構和制度的提供以及改進的層面助推國民經濟的均衡增長。

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關於均衡國民收入主要決定因素的不同看法以及不同的政策主張，實際上源於它們各自所處時代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古典經濟學整體上處於物品匱乏的歷史發展階段，因此，它集中關注總供給水平對於實現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性作用。而凱恩斯經濟學誕生的歷史背景卻是供給嚴重過剩的經濟大蕭條，由此，需求管理橫空出世。按照這一邏輯線索，執政伊始的普京，面對葉利欽“產量下降”年代留下的物品極度匱乏的遺產，按理說，應該率領他的精英團隊走供給管理之路。而事實卻是相反，受輸入型增長的誘導和牽制，需求管理成了俄羅斯政府的一直所愛。

普京總統剛剛接手俄羅斯的時候，政治領域的工作重點是整頓憲法秩序，恢復國家權威，維護和加強社會穩定。經濟領域的工作重點是奠定市場經濟的最基本、最緊迫的制度基礎，如迅速出臺了新的預演算法、稅收法、勞動法、土地法等等，還通過了“去官僚化”等一些旨在強化市場機制作用的重要檔案，試圖為啟動和促進供給管理創造必要的條件與環境。然而，很快產生的輸入型增長模式，誘導普京精英集團改變了實施供給管理的初衷。

供給管理指向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體制機制的完善與創新。對於經濟增長而言，供給管理的優點是質量高，缺點是見效慢。顯而易見，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的大量且持續的涌現，對於拉動俄羅斯經濟快速增長的作用是供給管理所望塵莫及的。鑒於此，俄羅斯政府不再熱衷於研制和實施供給管理的宏觀經濟政策，而是將其工作重心轉移到了集中財源和分配財源方面。有利的國際市場行情激勵了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出口的擴大，稅制改革以及公司國有化等舉措使得資源紅利主要落入政府手中，政府對資源紅利的分配極大地促進了消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投資，這就是俄羅斯政府運用需求管理拉動經濟增長的基本脈絡。

在普京的前兩屆總統任期中，由輸入型增長誘發並鎖定的需求管理取得了諸多實效，如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生活與福利的明顯改善，宏觀經濟形勢的愈加趨穩，政府抵御經濟風險能力的大為增強，等等。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慶幸的是，普京總統也還清醒地看到了問題的另一個方面。他在2008年2月8日俄羅斯國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尖銳地指出：“俄羅斯經濟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主要就是效率極低”；原因在於“我們尚未擺脫慣性地依賴能源、原料這一發展版本”；“為了避免事情繼續沿著這個版本滑下去，唯一現實的選擇就是要過渡到創新發展道路上去”；“為了實現這一任務，必須對國家管理提出全新的要求”[15]。可見，俄羅斯一度明顯地出現了由政府的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的跡象。

但不幸的是，2009年俄羅斯經濟因遭遇世界金融危機打擊而出現的大幅下滑，使其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的原有意圖化為泡影。正如馬烏所言，“為使經濟盡快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俄羅斯延續了傳統發展模式的存活時間。”[16]隨著新一輪石油天然氣額外收入的大量涌入，俄羅斯政府又開始一如既往地關注於財源的集中和分配，然而，也開始糾結於投資、消費和出口對於經濟增長每況愈下的拉動作用。

結 語

新世紀以來10余年的輸入型增長，對於“俄羅斯作為一個強國重新回到世界的舞臺上”（普京語）功不可沒。今日俄羅斯經濟困局的成因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輸入型增長絕對是一個值得重點關注的源頭因素。如此看待普京治下俄羅斯經濟的經驗與教訓，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俄羅斯輸入型增長暴露出來的三大弊端，並非平行而是遞進的關係：自主型增長空間的萎縮意味著俄羅斯經濟對不可控的輸入型增長依賴的加重，出現不良后果自然只是時間問題；輸入型增長大面積地扭曲企業追逐利潤的本原動機，這種增長帶不來效率和競爭力，必然使俄羅斯遲早出現的經濟問題雪上加霜；俄羅斯政府嚴重忽視生產要素優化設定、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制度轉型適時深化等供給管理因素對於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一味地熱衷和依賴於需求管理，致使輸入型增長的負面作用與影響日益加深加重。

反向審視輸入型增長三大弊端的遞進關係便可發現，今後俄羅斯能否走出經濟困局的關鍵，首先在於能否徹底地更新政府的經濟管理思路。繼續在需求管理的框架內做文章、施對策已經無濟於事，必須轉向供給管理，深化改革，推動制度創新，激勵和保障微觀經濟主體求發展、重效率、提高產品與服務的國際競爭力，進而才能盡快擺脫對於傳統發展版本的不適度依賴，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

事實上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兩種方式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前者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短期內國民收入的均衡增長，后者是做長線，即旨在實現國民收入長期而穩定的均衡增長。俄羅斯作為轉型國家，市場發育不成熟，制度建設不完善，容易產生較大較強的經濟波動，因此加強需求管理非常重要。問題在於，實現國民經濟長期的健康穩定增長，顯然更為重要。顧此失彼，本末倒置，乃俄羅斯教訓之要害。

注釋：

[1]2014年以前，俄羅斯的宏觀經濟形勢是穩定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增速銳減。關於這一點，可詳見拙文《冷靜聚焦普京新政下的俄羅斯經濟頹勢》，載《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6期。

[2]2008~2013年《俄羅斯統計年鑒》。

[3]俄羅斯經濟發展部:"о текущей ситуации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1 квартала 2015 года"

[4]маув.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2014 году:выход на новые рубежи?//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2，2015.

[5]本段中涉及的概念和數據來自：кудрин а,гурвиче.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12，2014.c.6，12.

[6]мау в.в ожидании новой моделироста: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в 2013 году//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2014.с.9.

[7]кудрин а.，гурвич е.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c.10.

[8]根據2004~2013年《俄羅斯統計年鑒》和《俄羅斯數字》計算得出。

[9]以2000年的實際工資水平為100計算，2012年增幅最高的部門是衛生和教育，分別為417和413；其次是農業和國家管理（包括強力）部門，分別為386和355；再次是加工業、建筑業和交通通訊業，分別為279、265和263；采掘業反而最低，為229。詳見кудрина.，гурвич е.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с.8.

[10]就是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機重創而gdp大幅下滑7.8%的2009年，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也還是增長了1.9%。2014年，這項指標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為1%。

[11]根據俄羅斯新聞網公布的有關數據計算，2000~2008年石油的國際市場均價為每桶48.3美元，2009~2013年為每桶96.5美元。

[12]根據2004~2014年《俄羅斯統計年鑒》和《俄羅斯數字》計算得出。

[13]кудрин а.，гурвич е.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с.15.

[14]"индикаторы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2014"，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москва，2014，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с.444，446.

[15]《普京文集（2002~2008)》中文版，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70~689頁。

[16]мау в.в ожидании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роста: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в 2013 году.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