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消滅貧富懸殊就別迷信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

想消滅貧富懸殊就別迷信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

有文章指出，經濟學家認為每個團隊成員應該得到等於其機會成本的報酬，也就是說，得到他被踢出情況下仍能夠獲得的最高收入。在這一情形中，如果市場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完全競爭市場，則一旦所有投入的機會成本都得到補償，就不會剩下什么可供分配。但在現實生活中，團隊的價值總是高於團隊成員的機會成本。

關於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還得回歸到在再分配和包容之間二選其一的問題上，但再分配只有緩和之效，沒有治療之力，解決問題得投資在包容之上。

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是今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一個重要議題。眾所周知，美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里顯著增長，但中位家庭收入卻沒有增加。頂層1%（事實上，是頂層0.1%）攫取了大部分收益，社會已難以繼續忍受這一局面。

許多人擔心這種現象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而且促使其在各地出現的原因都差不多；這是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其熱門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中提出的關鍵觀點。然而，這觀點或許具有極大的誤導性。

區分企業之間的生產率不平等和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至關重要。傳統的勞資之爭是關於后者的，是工人和所有者之間爭奪餡餅。但企業生產率之間也存在大得驚人的不平等，這意味著餡餅的大小區別迥異。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省際和州際生產率差距達到十倍以上稀松平常，市際差距更是極其巨大。

這兩個原因常常被混淆，導致兩者都得不到清晰的思考。兩種不平等與現代生產的相似特征有關：生產需要許多互補性投入。這些投入不但包括可從國外運輸的原材料和機器，也包括許多專業化勞動技能、基礎設施和規則，它們無法輕易轉移，因此存在空間設定。缺少這些投入的任何一種，都可能對生產率帶來災難性影響。

互補性讓許多發展中國家不適應現代生產，因為它們沒有關鍵投入。即使在城市內部，較窮的地區也常常交通不便、稟賦不足，導致生產率低下。結果，企業之間的效率存在巨大差異，它們可用來分配的收入亦然。

考慮到生產率的約束，再分配只有緩和之效，沒有治療之力。解決問題需要投資於包容，用技能武裝人民，並讓他們把與投入，以及可以給他們帶來生產率的網絡連接起來。

困境在於窮國缺少將所有地方和所有投入之間全部連起來的辦法。它們必須選擇一些地方，讓它們與大部分投入品相連，並獲得高生產率，或者選擇將一些投入送往所有地方，讓所有地方的生產率都低下。這就是發展總是傾向於不平等的原因。

現代生產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分配所有互補性投入所創造的收入。如今，生產不但由個體乃至企業內部的團隊實現，也由企業團隊或價值鏈實現。因此，互補性創造了一個歸屬問題。最終產品的功勞應該如何分配，分配給誰？

傳統上，經濟學家認為每個團隊成員應該得到等於其機會成本的報酬，也就是說，得到他被踢出情況下仍能夠獲得的最高收入。在這一情形中，如果市場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完全競爭市場，則一旦所有投入的機會成本都得到補償，就不會剩下什么可供分配。但在現實生活中，團隊的價值總是高於團隊成員的機會成本。

誰能獲得這一“團隊剩余”？傳統假設是團隊剩余都積累給股東。但皮凱蒂和其他人指出，美國超級ceo高薪的出現也許反映了ceo有能力在他得不到部分剩余的情況下破壞團隊。畢竟，如果被炒魷魚，ceo的收入將大幅縮水，這表明其報酬遠高於其機會成本。

在成功創業企業，被收購或上市所獲得的報酬都流向了搭建團隊的人。至於比較傳統的價值鏈，剩余總是流向市場實力更大的投入。商學院教育學生，要獲得價值鏈的最大剩余，可以將注意力放在其他人難以提供的投入上，同時保證其他投入被“商品化”，從而無法獲得高於其機會成本的報酬。

收益並不流向最應該獲得收益的人。皮凱蒂指出，在法國和其他國家，“資本”的崛起主要是因為房地產升值，其唯一原因是好地段在日益網絡化的經濟中變得更有價值。與土地一樣，目前的知識產權制度過於保護舊思想，其所提供的市場實力也許不僅放大了收入不平等，還阻礙了創新。

這意味著旨在確保平等結果的政策，要么依賴於擁有獲得“團隊剩余”的投入，要么對這些投入征稅。新加坡盡管稅率低，但政府從不缺錢，原因之一是其成功的政策讓其所擁有的土地和房地產價值暴增，形成了巨大的收入流。

類似地，哥倫比亞的麥德林市通過其成功的電力公司（如今已是跨國公司）的利潤籌集資金。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最近指出，政府應該通過投資於公共風險資本基金而獲得的分紅為自己融資，從而將創新收益社會化。

當然，獲得團隊剩余也許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讓收入再分配成為可能，但更大、更加可持續的巨大收入只能來自讓收入為包容提供的資金。最終，包容增長可以創造更繁榮、更平等的社會，而再分配既不能有利於包容，也不能有利於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