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孵化NGO:公益組織的成長路徑

6月底，北京瓷娃娃關懷協會會長王奕鷗和同事，搬離NPI北京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免費提供的辦公場所，回到原來的辦公室。

之前一年，從NGO組織框架，到項目運營，再到與政府及資方磨合等諸方面，瓷娃娃等6家尚未注冊的草根NGO，接受了NPI的全程指導孵化，從生澀漸趨成型。

6月22日的6家NGO出殼儀式甚至吸引了來自北京市及部分區縣民政局的有關負責人，他們手中握有從幾萬元到幾十萬不等的政府公共服務項目，期望在這里尋覓到可以幫助細化實施的NGO群體。

類似的場面，最近兩三年頻頻出現在上海、深圳、成都等大城市。地方政府甚至免費拿出數千平方米辦公用地，方便NPI和接受孵化的草根NGO共同辦公，手把手推進。

據民政部新近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43.1萬個。這當中還不包括眾多未注冊的草根社團。

“可以預見，在政府扶持下，通過公益孵化模式，NGO將要成海。”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如是說。

“瓷娃娃”和它的孵化人

6月底，北京瓷娃娃關懷協會會長王奕鷗和同事，搬離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免費提供的辦公場所，回到原來的辦公室。

他們的關注群體是脆骨病等罕見病種。罹患該病者，由于先天性膠原纖維病變，骨骼強度耐受力變差，嚴重者動輒裂骨。

瓷娃娃的發起人、27歲的會長王奕鷗是該病輕度患者，她推測，類似的患者在中國約有10萬，大多尚未被政府和社會關注，在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

帶著這些思考，她于2007年大學畢業后創立了瓷娃娃協會。當時專職人員僅兩名，另一位是28歲身高不足1米的黃如方。

去年初，他們看到NPI在北京招募，并認為這是個機會，于是，兩個年輕人帶著志愿者，熬夜寫成申請書。

“同時有三四十家機構提出申請。但我們覺得，瓷娃娃關注的群體，是社會暫時忽視的，對此我們不能回避。并且，他們的服務設想也很好，也有熱情持續做下去，我們找不到理由不幫他們。”NPI北京辦總監宋波對本報介紹。

入殼后，他們和其他5家NGO一起，入駐NPI提供的免費辦公室。每次機構遇到重要項目決策乃至與政府溝通，與資方洽商等，他們都會向NPI工作人員請教。

這一年，他們收獲頗豐。在NPI支持下，他們甚至在去年11月召開了首屆全國脆骨病患者北京見面會。

看著瓷娃娃等機構開始獨當一面，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主任呂朝很欣慰，這與他們助推草根NGO的初衷完全吻合。

2006年NPI在上海浦東新區注冊為“民辦非企業”后，呂朝開始專心做起NGO的“培訓學校”、“公關代理人”。他們對NGO 的支持，從物質到精神層面全面覆蓋。

在地方政府及一些民間基金支持下，他們免費為這些NGO提供一年期的辦公場所及設備，每月發兩到三千元小額補貼。他們也負責幫助NGO理順外部環境，“如果一個項目可行，無論他們需要資金還是人力支持，我們都會發動我們的網絡資源，幫助他們”。呂朝介紹。

政府大力扶持

作為公益信息匯集地，政府對NPI是歡迎的。

也因此，NPI得以超乎預期的發展。繼上海后，他們的模式在深圳、北京、成都相繼開花。呂朝的團隊也從初創期的一兩個發展到近40人。這3年他們已成功孵化NGO幾十家，另有30余家正在孵化中。

“轉型期，政府需要解決的公共治理問題越來越多，但觸角和人力都有限，需要草根組織。同時，登記注冊短期內不可能放開，他們擔心大量批準登記后失控。通過公益孵化器的平臺，剛好可以在滿足需求的同時，又把風險控制住。”楊團指出。

在公益界，部分先行者也開始自發朝著這個方向走。不只是NPI，公益界知名人士、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也看到發展公益中介平臺的必要性。

徐永光著手搭建的平臺“中國基金會中心”即將開通，將集成全國數千家公益基金會資金及項目信息，力促信息的共享和公開。

“我們想推動這若干家基金會成為若干個公益孵化器，幫助他們找到草根組織，及時把錢花出去，真正用到公益事業上，這樣公益產業鏈就通了。”徐指出，在他們籌建過程中，得到了民政部等有關部門支持。

當然，政府的支持并非沒有選擇。

“一般而言，他們信任登記注冊過的NGO，信譽度較高的NGO，或者由NPI等公益平臺推介的草根NGO。”楊團介紹。而一些沒有注冊的草根組織，政府更傾向于讓“NGO中介”把關。

由此，NPI遴選和把關標準變得關鍵。“公益、草根、初創、社會需求”，這是北大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錦萍等專家建議的入殼標準。

進一步的法律政策考慮出臺

楊團介紹，汶川地震中井噴的民間慈善力量在地震過后依然得到蓬勃發展，各類NGO組織、非公募基金會數量高速增長。

可以看到，近年來，對于大量“青年人自發成立、自主發展、自我運作”的組織開始得到認可。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陸昊在團十六大上就曾提到，“要深入研究青年自組織產生同發展的趨勢，加強同青年自組織溝通聯系，配合有關部門做好對青年自組織的引導同管理，同時要主動培育同發展具有自組織特點的青年社團。”

作為諸多NGO政策制定的參與者，金錦萍直言，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各種社會公共服務需求驟升。政府無疑是社區服務的主要提供者，但其提供的服務往往是條線的、單一的和行政的，在社區服務領域“政府失靈”問題日益顯現。

“這一切，都將民間組織推到了前臺。而初期通過有公信力的NGO以大代小進行孵化，也符合國情。”楊團說。

伴隨各地的探索，下一步，有關部門也在考慮出臺進一步的法律政策，予以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