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行與攻堅：供給側改革下一步怎麼辦

和訊網消息由萬博新經濟研究院與新華社《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的「躬行與攻堅：供給側改革下一步怎麼辦」圓桌會11日在京舉行。與會專家和企業代表就供給側改革的進展狀況及難點，新供給、新動能的發展方向，醫療、教育、交通等關鍵行業供給側改革如何破冰攻堅等問題展開了研討。

以下為精彩發言要點節錄：

滕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供給側改革到了真刀真槍時刻

滕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我覺得到了真刀真槍的時候了，以醫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例，不論是魏則西事件還是廣東的傷醫案，僅僅是醫療供給側矛盾的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矛盾到了相當的程度，一個微小事件迅速引發了全社會的不滿。一提到醫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人就提出這是世界性難題等等，所以這種情況下要盡快展開醫療供給側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竹籃打水，也不能搞形式主義換湯不換藥，更不能把什麼問題都推到機制上或者是所謂世界性的難題上，畏難推諉無所作為，而應該短期治本，增加醫療有效供給，中期疏通經絡，改善供給結構和質量，長期治本，提高醫生公信力，建立醫護人員的培養機制。在教育、金融、土地、能源、交通運輸等行業部門也是一樣，不是這些行業和部門的人不專業不懂，而是他們太專業，懂得太多了。

比如拿教育而言，哪個大學校長的手不是通天的？哪個中學校長不享受着千千萬萬家長的供着，他們對醫療的情況和教育的情況非常清楚。但你一談教育改革他們就講一堆的客觀原因，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終結果這就是中國現實非得這樣，而且他們還一肚子苦水，你怎麼看？金融也是一樣我這些銀行行長們，監管部門的領導他們對金融的情況非常清楚，對地上水怎麼流很清楚，地下水怎麼流很清楚，溝溝坎坎怎麼拐也清楚，但一談金融改革就把事情搞得非常復雜，造出一堆專業名詞，讓領導和領域外的人聽不懂。但金融本質那麼復雜嗎？

在我看來金融本質就是在儲蓄者和企業之間用最低的成本架設一座橋，中國錢最多，中國錢最貴，一邊是有老百姓(603883,股吧)100多億人民幣的儲蓄資產配置荒，另一方面是中小企業融資貴貸不到錢，我們不但沒有在二者之間架設橋梁，還在二者之間挖了深不見底的鴻溝，這由於金融體制的問題。你們把這些銀行行長監管部門的領導請來談什麼，所以改革這些行業不是沒有辦法改，也不是不能改，也不是頂層設計不能出來，而是真正懂的人不想改，想改的人不讓你懂。

劉世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劉世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發言節錄：最近北京、上海、深圳房價飆升，當然有它合理的局面，中國現在進入大都市圈進一步加快發展，各種資源都朝着城市匯集，房價需求是上升的，這是合理的方面。但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不合理的因素。比如像我們城市的發展戰略。這些年我一直在想，上海有多少人口，北京有多少人口，這個規劃指標應該有。2002年時，中國鋼鐵產量超過1億噸。有一次開會，有一位冶金部的老同志說中國的鋼鐵不可能超過1.2億，因為前蘇聯、美國、日本都沒有超過這個數，中國怎麼會超過呢？當時我們搞了點研究，我當時說根據我們的估算，中國的鋼鐵產量會到3.8億。當時大家覺得不可思議，認為不可能。但現在都看到了3.8億還少了，如果中國只生產3.8億噸就太少了，中國不會有這麼多年的高速發展。當然現在是多了，現在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大概90年代的時候，計劃部門說中國的電風扇不能超過3000萬台，因為中國沒有那麼多電，包括電冰箱都規定有指標。現在電風扇、電冰箱到底有多少？中國現在電還是多了，這都是規劃出來了。我覺得現在城市搞規劃一定要多少人，我不知道這個和過去行業規定的發展指標中間的區別在哪里？城市的發展是有規律的，我們怎樣知道某個城市應該有多少人？大都市圈，大多數GDP和創新都發生在這個地方，我們是否能夠事先知道，一定事先做出規劃呢？這個問題要反思。如果你規劃的指標和最後應該達到的指標差距太大，最後各種資源都會出現問題

王忠民（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

王忠民（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

發言節錄：供給端市場化邏輯到今天都沒有完成。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大的歷史任務是讓任何一個生產要素，不管它在哪個行業、哪個企業、哪個產品中發揮作用，能夠存在一個動態的生產要素市場，這個市場衡量出公司怎樣在這個過程中尋找自己的最佳效率和最佳配置，具有充分市場的流動性和充分市場的競爭性，最終都能流動到最有效率的使用的地方去，讓要素的最後的持有者得到最佳有效的回報。結果我們今天看生產要素市場發現有很多的約束制度。其他的資本要素，土地等就不說了。我所在的是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關注社會保障，涉及到勞動要素，在這個要素中，我們會發現也存在較多問題。比如今天正處於糾偏過程的一個問題，就是計劃生育問題。

本來我們是人口紅利最大的國家，結果突然發現我們人口紅利馬上要消失，未來勞動力供給存在斷崖式下降的風險，所以我們提出了單獨二孩，後來又完全放開二孩，這是我們在勞動端口和勞動市場這樣形成的過程中，在計劃生育這件問題上的糾正措施。社會保障繳費也存在問題，最基本的，個人轉異地所交的社會統籌帳戶的資金拿不走，只有個人帳戶可以拿走，拿走還要費很多的程序，這些攜帶、轉移的問題都成為了勞動市場中的障礙。近年來我們提出要降低企業成本，綜合社會保障費用如何降低？國務院下了很大的工夫，綜合費率仍然難以降低，當這些問題影響多供給側的勞動要素回歸市場的時候，同時影響了這個企業能不能破產，而不能破產就不能把要素回歸到要素市場中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有的去產能、去槓杆、去庫存、補短板都沒有辦法解決。

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發言節錄：在我的理解中，三中全會提出的任務簡單說就是開放土地市場。現在我們實行的建設用地的政府征地和政府賣地，這樣一套制度，是否可行？它的利弊在什麼地方？我想可以大致概括一下，為什麼現在這套土地制度存在很大的問題。

首先，它不是一無是處，它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其中一條是地方政府通過獲得大量的土地出讓收入彌補了地方財政不足，這和我們現在的一套財政分配制度有關。大家知道，在實行地方政府出讓土地這套辦法前，地方普遍面臨財政不足的問題。通過土地出讓彌補地方財政，當然在發展過程中解決了一些問題。

第二，通過行政手段征地，避免了土地買賣雙方之間的討價還價，避免了很多投資項目久拖不決，它起到的作用能夠保證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快、見效快。這是有利的方面，但弊病也非常多。

弊病之一：地方政府低價征地，高價賣地，首先侵犯了農民的合法權益。憲法規定，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政府征地，而且獲得土地的全部出讓收入侵犯了農村的土地所有權，常常導致強拆強征，造成官民沖突，加劇社會矛盾。

弊病之二：地方政府在利益推動下，過度鼓勵房地產開發，造成房地產大量空置，造成資產泡沫和資源浪費。

弊病之三：地方政府獨家征地賣地，排除了競爭，抬高了地價房價，因此加重了居民負擔，抬高了商業成本。

弊病之四：高價賣地的同時，保留了大量的低價或者免費供地，這樣一種不均衡的土地制度造成土地資源的低效率使用和浪費，助長了不公平的競爭，不同的企業面臨的是不同的地價。

弊病之五：通過權力配置土地資源，實際上導致了官商勾結，助長了腐敗，導致了資源的錯誤配置，導致了公共資源的流失。

這些情況概括一下，可以看到現行的土地制度，明顯的弊大於利，是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所以，這樣一套土地制度是迫切需要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