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基建投資怎樣才算合理高效

本文由安邦咨詢授權和訊網智庫發布

英國牛津大學的數名教授近期在《牛津經濟政策評論》聯合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核心觀點認為中國逾半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在運營生命周期內並無經濟價值，並稱管理不善的基建投資是中國經濟和金融問題日益浮出水面的主要原因，除非換檔至較低水平、但更高質量的基礎設施投資，否則中國將滑向一場基礎設施引領的全國金融和經濟危機。該論文還認為，基建投資遠遠不是經濟增長的引擎，所謂中國增長主要歸功於大量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錯誤觀念，中國的增長歸功於大膽的經濟自由化和制度改革，但這種增長現在面臨低水平基礎設施投資過熱的威脅。

應該說，圍繞基建投資的討論在國內是一個老話題了，該文提到的基建投資效益低下問題確實一直存在且並非個案。但在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團隊看來，西方學者的上述批評有欠公允，對問題的分析也不全面，因此有必要做進一步分析。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增長放緩、有效投資嚴重不足而基建投資被賦予更多「穩增長」任務的情況下，似乎就更有必要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能取得今天的成績和進步，無疑是得益於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逐步引入了很多市場經濟制度和做法，並對我們的傳統觀念和思維方式加以改造。但不可否認，以「鐵公基」為代表的大量基建投資，對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的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是有目共睹的。

實際上，很多基建投資具有公共服務的性質，並不能完全以投資回報率來衡量。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經濟體而言，基礎設施投資都是經濟發展、騰飛所不可或缺的，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之初同樣如此。而現在西方國家普遍遇到基礎設施落後的困擾，認為這是制約他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之所以受到很多沿線國家的歡迎，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基礎設施長期落後的狀況成為已嚴重阻礙其經濟進一步增長，而基建投資恰恰是「一帶一路」構想的主要內容之一。

當前，基建投資被中央和地方政府視作「經濟穩定器」，也成為政府財政支出的最大頭。根據財政部的統計，2014年和2015年，全國「基建投資/財政支出」比例大概在0.75左右。今年全年基建投資增速，預計也要維持20%的水平，當前國內基建投資規模確實龐大，不免給人以「過剩」之感。特別是一些對如何發展本地經濟感覺無計可施的地方政府，更是將其當成「救命稻草」或「靈丹妙藥」，當成刺激經濟的抓手，這也意味必然會有一定數量的低效基建投資存在。可盡管如此，從整體上看，國內基礎建設還是欠缺的，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和廣大農村地區，存在大量基礎設施歷史欠賬。在經濟發達地區，很多基礎設施也需要補充、完善（比如城市管網、海綿城市等）。

在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團隊看來，未來繼續保持一定規模的基建投資是必要的，國內的基建投資與其說總量過剩，不如說區域分布不均，折射出了投資區域結構的不合理。況且，基建投資留下的是資產，從目前來看，投資基建總比大量投資給更低效的國有企業要好。但另一方面，政府要控制基建投資的規模，合理布局基建投資的分布，最好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和經濟發展程度「因地施策」，梯次推進基建為好，並應該在有需要的時候才搞基建。另外，需要高度關注基建投資的負債方式和負債規模，如果債務擴張太大太快，風險也會迅速累積。

我們還認為，基建投資會占用資源，而中國的經濟轉型也需要有大量資源來配合，也要求資源使用方式的轉型。正如中央政府指出的那樣，我們在諸如科技創新、環保生態，社會人力智力投資、醫療、扶貧等一些關鍵領域和環節，仍存在着很多短板亟需彌補，相關投資需求體量巨大。這實際上也反映了投融資體制改革、投融資效率和投融資風險問題，反映出政府投資結構還需要進一步優化。在安邦智庫研究團隊看來，既然中國經濟的L型走勢將維持不短的時間，那麼我們就應充分利用這個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期，把更多資源向上述存在短板的領域傾斜，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進一步。如果各地區仍一味依賴基建投資推動當地經濟，那2008年錯過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幕恐怕將再次上演。

盡管中國的基建投資存在低效問題，國內經濟實際情況決定了未來仍有必要繼續保持一定規模的基建投資。另一方面，政府要控制基建投資的規模，合理布局基建投資的分布，並高度關注基建投資的負債方式和負債規模。同時，要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將更多資源向存在短板的領域傾斜，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