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主動適應「深度信息社會」的變化

安邦咨詢授權和訊網智庫發布

今年以來，國內揭示出的電信詐騙案讓人觸目驚心，尤其是幾名困難學生因被詐騙而死亡的事件，更把電信詐騙問題推向社會關注的焦點。不完全統計顯示，近10年來，我國電信詐騙案件每年以20%-30%的速度快速增長。2015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電信詐騙案件59萬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經濟損失222億元。

今年1月至7月，全國共立電信詐騙案件35.5萬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損失114.2億元。日前媒體披露了一個案例，浙江嘉興一名家長接到一家社會培訓機構的電話，對方能直接報出孩子的姓名、學校、年級等信息，這引起了家長的恐慌。根據家長提供的線索，警方抽絲剝繭，突破了6道信息販賣關，破獲了一起教育培訓機構售賣學生個人信息案件，並找到售賣學生信息的源頭：一名技術人員從一家教育公司盜取學生數據，共涉及浙江全省10個地市254所學校，共計50余萬條，以均價約2毛一條的價格賣給教育培訓機構。

類似的信息泄露事件在國內大量存在。在從刑事角度懲處電信詐騙犯的同時，也要看到，大量居民個人信息幾乎毫無阻礙地泄露，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的一個普遍而嚴重的現象。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個信息社會的信息管理問題，不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社會，對於這樣一個「深度信息社會」的到來，顯然還沒有做好准備。所謂「深度信息社會」，不僅指信息獲取和傳播的技術手段非常發達（在傳統互聯網時代已能做到），而且個人生活與消費也在不斷創造大量的信息內容，信息內容已成為消費和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部分。

然而，在「深度信息社會」，中國目前存在兩方面的困窘：一方面是該開放的信息不開放，如很多政府信息、經濟和產業的統計信息，被分割、封閉在許多政府手中。另一方面，該保密的信息（如個人隱私信息）被普遍盜賣，非法披露，甚至引發犯罪。而對於後者，中國還缺少足夠的法律去監管，缺乏足夠的資源去打擊。對這些矛盾和問題，中國政府恐怕要轉變觀念，適應信息社會的最新發展，把該做的事做好，把該管的事管住。應該開放的公共信息資源一定要加大開放；應該保護的居民個人信息，一定要嚴加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