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寬松不是靈丹妙藥 財政政策成最後選項

在沉寂數年或甚至數十年後，被打入冷宮的財政政策似乎又流行起來。原因很簡單：我們依然未能從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完全恢復過來。

歐洲在這方面的表現是最差的：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在過去四年幾乎沒有增長，人均GDP仍低於2007年的水平。此外，對經濟增長的預期也相當悲觀。歐洲央行於今年7月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歐元區負產出缺口為6%，比先前估計的要高出4個百分點。歐洲央行的結論是：「這一調查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是旨在刺激總需求的政策（包括財政與貨幣政策）應當在經濟政策組合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這可以說是相當明顯的表態了。

財政政策自2010年以來基本上就被廢止了，因為大蕭條讓政府在二戰後面對前所未有的巨額赤字，和急劇上升的負債占GDP比率，緊縮成為了唯一的選擇。

這讓貨幣政策變成了唯一可用的刺激手段。英格蘭銀行和美國聯邦儲備局通過「量化寬松」——大量采購長期政府和公司債券——來為本國經濟體注入巨量現金。歐洲央行也在2015年啟動了資產購買計劃，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Draghi）承諾將一直這樣做，「直到我們看到邁向通脹的持續調整」。

但量化寬松不是靈丹妙藥。它雖然有助於防止經濟陷入另一次大蕭條，但資金連續注入也導致其作用遞減。歐洲央行的政策宣言，縮小了歐洲的核心與外圍國家之間的債券收益率差距。但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forNewEconomicThinking）的托馬斯·法齊（ThomasFazi）的研究指出，量化寬松對銀行貸款、不良貸款的增加及慘淡的產出和通脹數據都缺乏影響力。此外，量化寬松還存在負面的分配性後果，因為它把錢給了那些本已富有的人，而就算變得更加有錢，這些人的經常性支出也很少受到影響。

決策者對出現這一不痛不癢結果的可能性，本來就應該有警惕性。當央行試圖通過將流動性抽離系統，來降低通脹的時候，其政策效應往往被商業銀行通過貸款，來重新注入流動性的能力給逆轉了。在當今通貨緊縮的大環境下，相反的情況發生了。當央行注入流動性來刺激經濟活動時，商業銀行卻增加儲備並拒絕貸款來抽出流動性。

這使得財政政策成了最後選項。當前經濟狀況的邏輯，意味着政府應該利用超低利率的時機，來投資於可以刺激需求和改善經濟結構的基礎設施項目。問題在於圍繞這一預期的氣氛究竟有多濃厚。正如牛津大學經濟學家約翰·穆爾鮑爾（JohnMuellbauer）所說，財政部和央行已經「將減少政府總負債相對GDP比率的重要性，深深地根植到私人部門的意識中了。」

這種正統思維源於將貸款簡單視為「遞延稅項」的想法。根據這一觀點，如果私人部門認為，稅收將上升以支付政府債務，人們就會增加儲蓄以支付更高的稅收，從而消除任何經濟刺激效應。正統思維錯誤地假設，政府的支出不會帶來任何額外收入；但只要這一思維繼續盛行，由債務融資的財政政策，就無法被用作重振經濟增長的手段。

因此，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已經開始提出一些非常規財政政策，來輔助非常規貨幣政策。他們正在討論所謂的直升機撒錢的各種方式。這是源自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於1969年提出的著名思想實驗——「有天一架直升機......從天上撒下了本不存在，面值為1000美元的紙幣。」包括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BenBernanke）等的一些人，對以「直升機撒錢」來振興衰退的經濟體表示了有力的支持。

直升機撒錢有兩種形式，可以（也應該）同時被撒下來。首先是把購買力直接注入消費者手中——比如發給每個選民或公民內含1000美元的智慧卡。在上世紀初首先提出「蓋戳錢」（stampedmoney）方案的瑞士經濟學家西爾維奧·格塞爾（SilvioGesell）補充說，未花掉的金額應當在一個月後征稅以防囤積。

另外，直升機撒錢可以用於資助基礎設施建設。這種「貨幣融資」的好處是，雖然支出增加了赤字，又導致貨幣供給的永久性增加，但卻不會增加國家負債，因為政府只是「欠」自己銀行的錢。這將抵消提高稅率的負面預期。

當然，發行不用償還的債務顯然有點不靠譜。這的確存在明顯的危險，即政府可能會很容易沉溺於用貨幣資金，支付私人和公共開支，這是為何除非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否則不可能明目張膽地使用這一手段的原因。但袖手旁觀而導致我們再次陷入另一次衰退（看起來很可能發生）的政治風險顯然更大。不管你喜歡與否，非常規的財政政策很可能就是下一個受歡迎的選擇。（文章來源：聯合早報網）

作者RobertSkidelsky是英國上議院議員，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