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入籃倒逼國內金融業改革開放

傅子恆

從今年10月1日起，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成為國際貨幣基金框架內各成員國之內使用的儲備記賬單位。筆者認為，人民幣加入SDR將可以成為促進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與政策優化的一個契機。

人民幣加入SDR預示中國將取得相應的實際與潛在權益，筆者認為這種權益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SDR籃子貨幣通常被視為避險貨幣，獲得此地位將增加人民幣在國際范圍內更廣泛的使用，從而成就與持續強化人民幣成為國際主流貨幣的地位。而隨着國際市場對人民幣需求逐步上升，人民幣匯率將從需求端得到支撐，這將有利於境內企業對外投資、交易、收購、兼並、購買資源、勞務、技術等資本活動，從而增加境內企業在全球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能力。

二是人民幣國際化與可接納程度提升，也將會吸引境外資本對人民幣資產進行更多配置，比如伴隨更加開放、更可預期的貨幣與金融市場制度穩定前景，A股納入股票新興市場指數(MSCI)的可能性進一步提升，國際資本的流入有利於中國境內各類資產(包括金融與實物資產)保值與增值。而人民幣應用范圍向外擴展同時將增加國內居民境外貿易、投資、旅游、購物等方面的便利程度，帶來交易成本的降低，提升境內居民參與國際事務之中的比較優勢與福利水平。

三是人民幣入籃有助於增強人民幣主權信用，提升境內企業國際資本市場融資能力，同時也將增強中國經濟與金融改革與決策的政策彈性與信心。

四是SDR構成貨幣與人民幣國際化前景，也將使得中國能夠取得國際貨幣的“鑄幣稅”，這是國際化貨幣的一項權利溢出。鑄幣稅體現出一個國家貨幣政策的回旋空間，以及一國對國際經濟、金融規則制定與具體事務上的主導權，這是經濟與金融強國的一個最有代表性體現。

上述權益的獲得需要持續的經濟發展與金融改革努力才能實現，同時也需要與相應的義務與責任對等匹配。筆者認為，加入SDR與人民幣國際化的義務承擔要求，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概括:

首先，加入SDR與人民幣國際化，對保持幣值持續穩定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國貨幣政策目標很長一段時間將經濟增長放在首要地位，經濟增長拉動了就業與居民收入的增長，但經濟增長所要求的“貨幣適應”，出於有意或被動而常常被漠視，通脹困擾傷害幣值穩定，從而影響貨幣的長期購買力(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比較層面)。人民幣加入SDR與國際化路途中，如何更好協調、匹配貨幣政策目標與幣值穩定這一更加本源的要求，將是未來金融改革與政策優化過程中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其次，加入SDR要求人民幣擴大在國際間的自由流通度。IMF對人民幣加入SDR的評估有兩個條件:一是人民幣貨物在國際貿易中進出口比例的份額，目前中國占世界的18%，穩居世界第一；二是貨幣的“自由可兌換”程度，人民幣“入籃”預示着國際市場對人民幣流動性方面的需求增強，壓力增大，而保持高度的貨幣流動性也是央行需要承擔的國際義務。這一義務使得我國長期以來通過犧牲資本自由流動來維持貨幣政策獨立與幣值穩定的做法面臨沖擊，如何平衡貨幣更自由流動與幣值穩定、政策獨立三者之間的關系，需要進行有效的應對。

第三，加入SDR與人民幣國際化應當滿足市場對貨幣政策一致性與預期穩定性方面的合理要求。我國貨幣政策決策在透明度與連貫性方面仍有待完善，如何探索在政策效率、效果與長期穩定預期之間進行兼顧性管理，也將是貨幣政策決策優化的題中之義。

最後，加入SDR與人民幣國際化要求國內貨幣決策與國際間保持更多的政策協同。世界經濟高度融合，當一國、尤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出現問題的時候，其他各國很難獨善其身，問題解決需要多國進行共同的應對，各國之間就需要進行更多的政策協同，國內政策決策就需要考慮這種協同。

總而言之，幣值穩定、流動性、政策連貫、預期穩定、政策協同等應當是人民幣加入SDR與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的主要國際承擔。實際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福利水平生活質量持續提高的內在要求，也決定了中國金融改革與貨幣政策優化應當朝着這個方向努力。同時幣值穩定、市場預期穩定、政策連貫一致以及內外政策的協同，其共同的要求是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保持健康、穩定，需要經濟體自身具備強大的抵抗各種內外部風險的能力，這需要健康的經濟發展與金融綜合制度與管理能力提升進行相互的保障。在這一認識基礎之上，人民幣加入SDR可以視為國內經濟、金融改革的“外力加錨”，人民幣入籃為改革提升良好的外部氛圍與條件，同時也是國內金融改革與政策優化、推進經濟金融體制繼續改革開放以及政策優化的外部倒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