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與張維迎21年口水戰到底爭什麼？

21年隔空激辯中國經濟「林張之爭」今日約戰未名湖畔

素日雅靜的北大朗潤園將迎來一場舌尖和智慧的大比拼——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張維迎將就產業政策進行當面激辯。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安排，這場名為「關於產業政策問題的討論」將持續4個小時。是時候結束兩人間21年的論戰了？還是延續真理越辨越明的傳統一直走下去？今天（11月9日）下午，和訊行動新聞客戶端將全程圖文直播大戲，敬請關注！可掃碼直接觀看或分享。

林毅夫與張維迎之爭，是一場在學術界紛擾良久的爭議，雙方都在為自己堅持的立場而正名。回到本質，這是一場關乎市場與政府的命題。這是一個值得點讚的爭鳴，最起碼經濟學的圈子不至於是死水一潭。

繼上月國內經濟學界為紀念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逝世10年而舉辦追思會，由此引發林張論戰之後，近期烽煙仍在延燒。

2016年8月21日在復旦大學召開的「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研討會上，林毅夫發表主題演講，這場演講後來被定名為「經濟發展有產業政策才能成功」在網絡流傳。「尚未見不用產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和保持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一時被當成林毅夫的代表言論在媒體上廣為轉載。

8月25日，同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的張維迎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西安峰會上發表演講「為什麼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針鋒相對地提出「產業政策不過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

隨後，微信公眾號「經濟學家圈」翻出2014年11月14日，兩位教授在林毅夫著作《中國的奇蹟》出版二十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記錄，先是張維迎直指林毅夫的「四個錯誤」，隨後林毅夫逐條回應，原來產業政策之爭早已有之。

9月14日，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在發布會上回應此次爭論，「從目前的國際情況看，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個國家都在運用產業政策。」

之後，張維迎在「企業家精神論壇與中國新商道論壇」、「《米塞斯大傳》發布會暨米塞斯思想研討會」上，林毅夫在「北大博雅講壇——南南合作機制與中國企業機遇」等論壇上一再分別闡述着各自觀點。以10月15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為節點，此輪爭論暫告一段落。

兩位教授對「產業政策」各持己見，林毅夫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張維迎則看中「企業家精神」在創新中的作用。

爭論的7大焦點

1、產業政策：該如何定義？

張維迎對產業政策的定義較為狹義和具體，即政府以補貼或行政干預的形式幫助某些特定產業優先發展。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則較為廣義，不僅將政府對企業的補貼等算作產業政策，他將政府根據可能的回報來配置有限的科研資源也算作產業政策。

2、創新：是否可預見？

張維迎認為，人類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而所有重要的創新，所有因創新而成功的新企業，所有新產業的出現，都是不可預見的。因為創新的過程充滿一系列的不確定性。這意味着我們沒辦法對新產業、對創新做任何規劃，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而不是通過產業政策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

3、技術進步：是企業家精神在推動，還是政府支持在推動？

張維迎認為，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存在矛盾。社會進步和人類富有的本質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來源是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林毅夫則認為，基礎科學的革命不受企業家精神的影響，是政府支持的科學家在推動。企業家的創新主要是在產品層面的創新，或者技術運用方面的創新，這些創新建立在基礎科研和公用技術的突破之上，而基礎科研和公用技術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

4、「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政府應不應干預市場？

林毅夫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所謂「有效市場」，是指，具備能夠很好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的充分競爭的市場。所謂「有為政府」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需要給企業家以必要的激勵，更重要的是要完善交通、電力、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和法律、法規等軟的制度環境的建設。對於發展中國家，產業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不僅需要企業家的個人努力，也需要政府幫助企業家解決企業家自身所難於客服的外部性和相應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

張維迎也贊同政府的核心職能是保護知識產權，最重要的職責則是法治，維護市場遊戲規則的公正。但同時強調，政府行為超出了這個範圍，就不可能出現一個「有效市場」。

5、五種類型：產業政策應否分類？

林毅夫認為，當前中國的產業可以分成五種不同類型，分別適用不同的產業政策。

五種類型即追趕型產業（汽車、高端裝備業、高端材料）、領先型產業（白色家電、高鐵、造船）、退出型產業（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建材行業）、彎道超車型產業（資訊、通訊產業的軟件、手機）、戰略性產業（大飛機、航天、超級計算機）。

對追趕型產業，政府應支持海外併購或吸引發達國家高端製造業到中國來。對領先型產業，政府應支持其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所需的基礎科研。

對退出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政府應支持其轉移海外（如非洲），對產能過剩的建材行業，政府應支持企業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將產能轉移帶「一帶一路」沿線基建投資需求大的發展中國家。

對彎道超車型產業，政府可以提供孵化基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鼓勵風險投資、制定優惠的人才和稅收政策，支持創新性人才創業。對戰略性產業，應由中央政府財政直接撥款來補貼

6、比較優勢：應如何發揮？

林毅夫強調經濟發展要利用比較優勢，同時也強調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來利用比較優勢。

張維迎則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發揮比較優勢的制度。所有的市場交易都是基於比較優勢的，企業家更是發現比較優勢的天才。

7、「吃螃蟹的企業家」：政府應該給予補貼鼓勵嗎？

林毅夫認為政府應該對的某些產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進行補貼。

張維迎則認為，政府既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也沒必要為吃螃蟹買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中國經濟學界圍繞「產業政策」展開爭鳴

伴隨林毅夫、張維迎兩位教授將產業政策之爭置諸聚光燈下。中國其他學者也逐漸參與到這場爭論中來。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就在長安講壇上發表題為「什麼是結構性改革，它為何如此重要」的演講，他認為結構性改革真正要改的是體制機制的結構。通過行政的手段對產業的結構進行調整，往往會導致經濟結構的扭曲更加突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才能解決問題。

同為北大國發院教授的黃益平表示絕大部分產業政策不成功。但他也認為在中國當前階段產業政策是必要的。「近年經濟增速持續下行，背後有周期性和趨勢性因素的作用，但最大的變化是過去長期支持經濟增長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和資源型重工業失去了活力，現在迫切需要培養和發展新的有競爭力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支持下一個階段的經濟增長。」他提出有效的產業政策的五個特點，順應市場、不限制競爭、謹慎干預、有退出機制和做事後評估。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認為，需要有必要的國家干預或者政府幹預，去彌補市場失靈。不能因為政策設計可能失誤，貫徹機制可能走偏，就完全對產業政策、供給管理棄而不用，那是一種無所作為的狀態。但他也認為產業政策是一把雙刃劍，處理不當就會產生「設租尋租」這種扭曲。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持「政府在新興產業的投資效率不如企業和市場」的觀點。他認為，政府要在本國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變遷中起到積極的「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作用，在新產業的催生與發展中起到「助產士的作用」。但政府可能會有自己個人的喜好、偏好以及個人、家庭甚至親友的關係在其中。如果不考慮制度約束和體制變量，而只是理想地提出決策者當怎樣行為和怎樣才是最優選擇，其現實有效性、可實施性和操作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林毅夫弟子、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發表「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之我見」，認為在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都是理想狀態的概念，都是目標，要實現都需要各種條件，而未見得都已經實現。不要見了一個現實中政府「亂為」的例子就說「有為政府」是荒謬的。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則發表「產業政策十日談」系列文章，表示政府幹預是否有必要的問題其實並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政府如何干預，或者說政府幹預能否以順應市場機制甚至強化市場機制而不是破壞、扭曲甚至取代市場機制的方式來進行。

林毅夫與張維迎歷史上的三次爭論

本次爭論是林毅夫、張維迎兩位中國著名經濟學家的第四次大爭論。

1995年，林毅夫、張維迎就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問題發生爭論。被外界稱為「北大交火事件」。張維迎認為，企業的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必須匹配，因此掌握國企實際控制權的管理層應該獲得國企產權，國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民營化。林毅夫認為國企的主要問題是承擔了太多的社會負擔和政策負擔，導致國企缺乏活力，因此國企改革的方向是營造一個競爭性市場環境。

2004年，林毅夫、張維迎在北大CCER創辦十周年活動上就中國經濟發展預期發生爭論。林毅夫認為，只要沿着當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國經濟再增長二三十年沒問題，到2030年經濟總體規模一定趕超美國。張維迎則擔心在未來的二十年裡，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將發生根本性轉變，這將會使中國企業面臨很大的挑戰。如果企業制度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將非常令人擔憂。

2014年，林毅夫、張維迎在復旦大學舉辦的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上就「政府定位與後發優勢」展開爭論。張維迎認為，沒有國家和政府參與，市場或變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場，後發優勢就要轉變為後發劣勢了。林毅夫則認為，後發國家需要政府發現和扶持企業的比較優勢，不然就是無效市場。

新古典經濟學與奧地利學派的區別

「產業政策」背後的本質其實是兩種經濟學範式之爭。曾在芝加哥大學留學的林毅夫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基礎，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概念。而早年在劍橋師從研究企業理論和博弈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的張維迎，則對米塞斯與哈耶克等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十分推崇。

林毅夫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是要「以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經濟體中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和其變遷。」簡言之，林毅夫認為經濟增長是一個結構——包括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安排等不斷變遷的過程，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是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則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資源稟賦，促進產業的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而由「邊際革命」三傑之一的卡爾·門格爾創始的奧地利學派則與新古典經濟學諸學派有着根本的不同。奧地利學派所走的完全是另一條道路，它堅持認為社會科學或人類科學研究的是人類的有意識、有目的行為，而非自然界物質，因而應有其自身的方法體系，決不可以是非目的論的和實證主義的。經濟學作為人類科學最發達的一個分支，其分析對象並不限於所謂的經濟行為。所以奧地利學派堅持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強調最好的社會秩序是自發秩序，反對干預主義。

按照新古典理論，市場是一個資源配置的機制，研究在給定資源、偏好和技術的情況下，如何使得資源得到最佳位置的問題。按照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市場是一個認知機制，其主要功能是發現和傳遞資訊，使得每個人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這兩種範式對「市場」概念理解的不同，一定程度上成為本次「產業政策爭論」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