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寒冬，諾貝爾獎經濟學獎戳中了誰的痛處？

在這個沉悶的經濟寒冬，諾獎經濟學獲獎新聞好似一道暖陽，從理想照進現實，帶來一抹溫暖。

這個時代注定所有人都活在風口浪尖，伴隨著諾獎經濟學獎項的公佈，業界精英與坊間吃瓜群眾各抒己見又激盪出了新一輪網絡輿情。對於201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教授，有人認同，有人不認同。但這些交織的愛恨情仇終將成過眼雲煙，不妨礙歷史將他們二位載入史冊。

經濟學獎能緩和市場矛盾嗎

如果把這兩位學者的研究放在當前的貿易摩擦語境下解讀，或許能為我們探究經濟矛盾背後的原因指明道路，那就是各政治勢力之間對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創新能力的爭奪。

由美國精英道破的這道玄機，無疑刺破了貿易矛盾中的某些利益爭奪方的遮羞布。 2018年4月以來，美國以知識產權為藉口的貿易摩擦，深刻地揭示了揮舞於經濟世界的政治這只有形的手。

看過《毒液，致命守護者》這部電影嗎？裡面的毒液是來自外太空的共生生物，如同地球上的共生生物一樣,需要一個宿主來生存。這像極了經濟和政治這對寄生體，相互矛盾又相互成就。

誠然，在宏觀經濟法則面前，政治這隻手在跨界時還是很謙抑的，然而當政治懸疑不定時，經濟法則會失靈嗎？

遙望2008年金融危機，歷史不曾遠去。在危機四伏的重重陰影下，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恰合時宜的出爐，似乎也寄託了人們對打破經濟寒冬的希望。

他們的理論指導和實證分析是否能被政治尊重並付諸實踐，成為政治新說，或許成為化解對抗引發共鳴的新途徑。

跨界，經濟學也玩新概念

時下紛繁蕪雜的各色資本路演和商業業態，都在不斷衝撞和摧毀著傳統經濟學的規則和秩序。先是科技迅猛發展帶來的經濟變革，互聯網+衍生出各行各業的迭代升級，再到如今面臨再度轉型的十字路口，經濟變遷中所呈現的千姿百態無不向人們宣示，坐賈行商的舊世界已去，新經濟當道。

以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打破了傳統理論的桎梏，率先指出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也從側面印證了這個知識經濟時代。

諾德豪斯開創了全球變暖的經濟學先河，這個將自然科學納入經濟學研究的生僻學科，一度不為人知。 20世紀70年代，當人類還未足夠重視生存環境時，他就已經開始嘗試用經濟學解決生態問題。

他們通過構建模型來解釋市場經濟如何與自然和多學科知識交互，幫助人類如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結合兩位獲獎精英的研究可以看出未來經濟學跨界統籌和多領域融合是趨勢所在。傳統經濟學亦在不斷地豐富演變，而跨界帶來的綜合效應也讓其在社會頂層設計上大有可為。

西學東漸，中國式吐故納新

兩位學者從氣候變化角度和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對處於後工業化、環境惡化、能源危機時代的我們來說，是有現實意義的，與中國高質量發展不謀而合。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的發展願景，是要一個“山青水秀”的生存環境。諾德豪斯教授著力於對全球變暖、碳排放等能源、環境、生態經濟學的政策的研究，設計出一系列測算技術，為衡量經濟增長，提供絕佳依據。

英雄所見略同，自2018年國家開始推行環保稅制度，倒逼企業轉型升級，形成了有效的經濟和生態制衡。

此外，羅默的經濟學模型也為中國經濟政策的擬定，奠定了有益基礎。例如，保障企業家和科學家的激勵機制、提高生育率以保持人口優勢、進一步開放信息和人員的國際交流等，也是國家近期力推的施政方針。

鳥瞰改革開放40年，中國已然融入廣闊世界。昔日，亞當·斯密影響西方經濟數百年的“看不見的手”，被中國吐故納新，成為彌補中國市場 “看得見的手”的創新之舉。

在經濟寒冬，本屆經濟學諾獎，更引發社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度關切。引用《蚯蚓日記》裡的一句話，“地球給了我們一切，我們也要順便照顧下地球”。同樣我想說，當我們發展經濟的同時，是不是也能順便照顧下地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