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客觀看待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

安邦高級研究員 賀軍

中國城鎮（市）化建設快速推進，從1978年的城鎮化率17.9%，到2011年首次突破50%，目前我國城鎮化率約在55%左右。橫向比較，中國的城鎮化率低於發達國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於發展中國家60%左右的水平。在官方政策中，中國的城鎮化與工業化一樣，都只走完了上半場，城鎮化的下半場仍然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中國城鎮化的下半場在規模和質量方面都需要提升。一方面，中國的城鎮化率仍將會提升，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中設定的目標是到2020年，城鎮化率將要達60%左右，大約有1億農民將會轉移到城鎮。另一方面，城鎮化下半場將更加重視人的城鎮化，突破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不完全城鎮化。

不過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國內也開始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現象，部分城市人群離開城市，流向更小的城市或者返回農村地區，逆城市化現象在東部發達地區表現得更明顯一些。

逆城市化是相對於城市化而言的。美國地理學家波恩於1976年提出逆城市化概念，指的是西方國家的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伴隨交通擁擠、犯罪增長、污染嚴重等城市問題日漸突出，城市生活壓力增大，一些城市人口開始遷往郊區或農村居住，市區出現“空心化”，以人口集中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發生逆轉。逆城市化的人口流動一般呈現出特定的階層秩序，富人最先搬出，隨后是中產階級，伴隨著新居住地功能完善，最後形成新型小城鎮。

從城市化進程來看，逆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成熟階段、城鄉差距大大縮減后的一種自然現象，是城市化發展的一種高級形態。因此在波恩的概念中，“逆城市化”是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階段，並且是出現在城鎮化后期的。諾瑟姆通過對西方國家城鎮化過程的實證分析得出結論，城鎮化率大於70%的階段屬於穩定發展階段，此后城鎮化增速趨緩甚至停滯，進而出現逆城市化現象。

2014年中國常駐人口城鎮化率為54.77%，遠低於發達國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於人均收入與中國相近的發展中國家60%的平均水平。根據世界城鎮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中國仍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不過，國內在城鎮化進程中，已經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現象。近年來浙江、江蘇、江西等省部分地區頻發農村籍大學畢業生“非轉農”現象，越來越多的農村籍畢業生將戶口遷回農村。此外，一些城市的市郊拆遷項目增多，加上國家各類惠農政策出臺，農村土地帶來的利益不斷增厚，不僅一些農民工不愿意舍棄農村戶口，甚至於很多原有城市戶籍的人口，也希望換成農村戶籍，分享發展紅利。

實際上，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還表現在戶籍變更之外。部分城市人口已經遷移到小城鎮或農村地區，在那里買房、置業、生活，雖然他們沒有農村戶籍，但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逆城市化。

有一種看法認為，在我國城鎮化發展仍處於低水平的階段，過早出現的這類逆城市化現象，這對今後的城鎮化發展不利，對於處於工業化后期以及人口紅利衰減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非常不利。尤其是當前政策希望未來有1億農民變為城市居民，還要繼續提高城鎮化率，而且要以戶籍城鎮化率考核城鎮化工作時，逆城市化就變得與當前政策目標背道而馳。

不過在我們看來，對於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應該客觀分析，不能輕易得出對錯的判斷。首先，逆城市化是城市發展的規律，城市化進程到了一定程度，城市化與逆城市化就會同時出現，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逆城市化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隨著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他們有更多的休閑需求，對更好的生態環境的需求，也有逃離城市喧鬧的需求等，並非只是低收入人群因為高生活成本而離開城市。

其次，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有制度因素。目前，中國的城市與農村土地制度不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景是驅動逆城市化現象的原因之一。比如拿到農村戶籍后，可以擁有農村土地、林地的承包權（如果是長期承包，相當於變相擁有產權）。農村宅基地也存在制度改革的前景，如果未來宅基地產權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宅基地能夠上市進行產權交易，將會賦予農村居民一筆可觀的財產性收入，還能夠刺激數量可觀的城市資本下鄉。國內目前數量極為可觀的小產權房，就是城鄉土地制度落差的畸形結果。目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這應該是中國討論逆城市化應該考慮的一個焦點，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經嚴重帶后，跟不上形勢發展。如果在制度改革上突破，中國的逆城市化並非壞事，對於推進資本下鄉、促進小城鎮建設和發展，實際上大有好處。

與發達國家的歷程類似，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也是城鎮化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在此基礎上疊加了土地制度改革滯后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的扭曲。如果客觀看待這一現象，並借勢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逆城市化現象完全可能成為助推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