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庫：中國農村改革要重視三大議題

高級研究員 賀軍

中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好農業、建設好農村是個關鍵。一是因為中國現存的約6000萬貧困人口絕大部分位於農村，二是因為農村發展中的改革空間已經基本利用完了，亟需拓展新的改革空間。當中央把未來發展的主要注意力轉向城市時，農村改革突破的重要性再度顯得迫切起來。

日前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預示著中國農業將進行一次結構調整的改革。當前中國農業面臨諸多矛盾和難題，比如，中國糧食生產今年取得了“十二連增”，與此同時，今年糧食進口規模可能會再度創下記錄，而國內托市收儲的糧食庫存也將保持高位，呈現出生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怪現象。此外，我國農業生產還面臨著農產品(000061,股吧)價格“天花板”封頂、生產成本“地板”抬升等新挑戰。

根據國內學者伍振軍的研究，2015-2016年度我國玉米、小麥、稻谷庫存合計高達2.54億噸，將創歷史最高紀錄。以棉花為例，2015年度我國棉花庫存占全球庫存的50%左右，自2013年以來棉花庫存連續三年超過1000萬噸，近兩年國內棉花與進口棉花價差很大，棉花高價收儲國家潛虧在600億元以上。此前，中國每年僅糧食儲備的虧損就達600億以上，再加上農民的補貼，總供要超過千億。

與此同時，國內國際農業資源設定扭曲問題很嚴重。國內國際大宗農產品價格差距很大，以糧食價格為例，2010年以來國內小麥現貨價比國際現貨價高出1000-1200元/噸，稻谷高出1100-1600元/噸，玉米高出900-1200元/噸。如此高的糧食生產成本，在國際上完全不具備比較優勢，只能是增產越多，虧損越多。

這些問題的“病根”都出在中國農業的結構問題，以及一些扭曲的農業政策問題。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延伸至農業領域，就必須通過調整農業結構，提高農產品供給有效性，增強市場設定農業資源，才能推動中國農業提質增效，從根本上破解農業發展難題。

在安邦咨詢（anbound）的研究團隊看來，未來中國農業的發展需要重點解決幾個問題：

一是調整糧食生產基本規則，調整糧食自給戰略的彈性，從國際著眼綜合保障糧食安全。要調整過時的糧食自給率目標，在國內確保口糧生產的同時，加強對全球農業開發潛力、環境與風險的分析，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來加強保障糧食供給。正如安邦研究人員過去所說：進口糧食就是在進口土地和水資源。以中國進口糧食1億噸來計算，相當於國際上有7億畝土地為中國生產糧食。

二是在農村土地制度上應該尋求突破。中國的改革發端於農村，承包制改革了農業生產關係，這個紅利吃了幾十年，現在到了變革的時候。以農民個人承包制為代表的小農生產的邊際效率提升的難度越來越大，必須要有新的制度改革突破。在我們看來，最大的制度突破應該在土地制度上，簡稱為農村“三塊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承包地和農民宅基地的改革。我們認為，土地制度改革將是下一步中國農村發展是否具有活力的最重要因素。比如農村宅基地如果能上市交易而且保障土地權屬，那將在中國刺激起一輪城市資本下鄉發展小城鎮的高潮。全國人大常委會12月27日表決通過，中國將在232個試點縣（市、區）、天津市薊縣等59個試點縣（市、區）分別開展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農民住房財產權（即“兩權”）抵押貸款試點，也是在擴大農村土地改革的經驗。

三是農業產業發展面臨改革與提升。從種植來看，不能只是為糧食而糧食，要兼顧農業的經濟產出和效益問題。國家發改委提供的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蔬菜平均每畝凈利潤為2069.78元，是稻谷的10.1倍，小麥的23.6倍，玉米的25.30倍，而棉花、糖料、大豆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生產凈利潤都是負值。這顯示我國糧食、棉花等土地密集型產業與水果、蔬菜、水產品等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之間資源設定不合理。從組織方式來看，個人承包制只是改革了生產關係，但在農業生產組織化程度上，仍然是個體小農經濟，這在未來沒有出路。應該在土地流轉制度、農業組織化發展、產業資本下鄉等方面，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

農業和農村發展對中國實現“十三五”目標至關重要，未來中國的農業發展要再上臺階，必須建立在大力度的制度改革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