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勛們:為什麼越來越難只做商人?
金色財經
隨著AI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部分,矽谷企業家越來越難只做商人。技術成功擴大了他們的影響力,也讓他們面臨商業利益與公共責任的衝突。
黃仁勛在毫無徵兆的個人風波和輿論重壓下就這樣辭去英偉達首席執行官職務,結束了長達33年的掌舵生涯。隨後宣布,由首席財務官科萊特•克雷斯(Colette Kress)暫時接任CEO,董事會啟動繼任者遴選。對於一家長期由創始人主導、幾乎與其個人形象融為一體的科技企業而言,這是一次重大變化。
黃仁勛是矽谷超級創始人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憑藉對GPU和CUDA的長期押注,將英偉達從一家圖形晶片公司帶入人工智慧時代。但隨著英偉達成為全球AI產業的關鍵企業,他的工作也發生了變化。除了決定技術路線、經營企業,他還需要與各國政府打交道,參與國家AI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政策討論。
過去,技術突破、商業成功和公共影響力往往相互成就。如今,這三種身份開始對同一個人提出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要求。
黃仁勛不再只是技術領袖
矽谷向來推崇那些敢於挑戰既有規則的企業家。喬布斯堅持自己對產品的判斷,馬斯克不斷挑戰傳統汽車和航天產業的經營方式,黃仁勛則花費十餘年時間,押注一條當時尚未得到市場充分認可的技術路線。
2006年,英偉達推出CUDA,讓GPU能夠承擔圖形處理之外的通用計算任務。彼時,深度學習遠未成為科技產業的主流,GPU的主要市場仍然是遊戲和圖形應用。為一個前景不明的計算平台持續投入研發資源,短期內很難看到商業回報。
2012年,AlexNet使用英偉達GPU在圖像識別競賽中取得突破性成果。此後,深度學習逐漸成為AI研究的主流,CUDA多年積累的開發者、軟體工具和應用生態,也成為英偉達難以被競爭對手複製的優勢。到了生成式AI時代,這項長期投入終於迎來了規模空前的商業回報。
矽谷超級創始人模式的優勢正在於此。創始人擁有較強的個人權威,能夠堅持那些短期內不被市場看好的技術路線。黃仁勛的技術判斷幫助英偉達建立了競爭優勢,也進一步強化了他在公司內部的地位。
但當GPU成為AI產業的重要計算資源,英偉達的影響力開始超出一家晶片公司。它的產品影響着大型科技公司的研發投入、雲端運算服務商的基礎設施建設,甚至不同國家發展人工智慧的能力。
黃仁勛仍然需要判斷下一代GPU應該採用什麼架構、CUDA生態如何發展,但他的工作已經遠不止於此。近年來,他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各國政府和產業政策活動中。穿着標誌性黑色皮衣的黃仁勛,在技術大會上介紹新一代GPU,也向政府官員解釋為什麼人工智慧需要新的計算基礎設施。英偉達的商業版圖越大,他就越越發不只是一名技術領袖。
當英偉達的生意成為國家戰略
過去幾年,先進計算晶片受到越來越嚴格的出口限制,英偉達不得不多次調整產品設計和銷售策略。對於一家晶片公司而言,技術研發通常追求更高的性能、更低的成本。但現在,產品設計還必須考慮政策允許的技術指標和銷售範圍。技術上能夠實現的產品,未必能夠進入所有市場。
過去,黃仁勛可以根據對計算技術發展方向的判斷,決定英偉達應該投入什麼、開發什麼。如今,即使技術路線正確、市場需求存在,商業決策也可能受到政策限制。
科技企業受到監管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微軟曾經歷漫長的反壟斷爭議,蘋果也長期需要處理用戶隱私與公共安全之間的關係。但隨著AI技術與科研、國防和國家產業戰略的聯繫越來越緊密,科技企業的產品選擇正在成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黃仁勛近年來積極推動的「主權AI」,則體現了這種關係的另一面。
所謂主權AI,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建設並掌握本土AI能力,包括算力基礎設施、數據資源和模型應用等。對於希望發展人工智慧產業的政府而言,這關繫到未來的產業競爭力和技術自主性。
2023年,黃仁勛訪問印度,與當地企業推動AI基礎設施合作。英偉達與Reliance、Tata等企業的合作,涉及超級計算、雲端運算平台以及本土語言模型。此後,英偉達又參與英國等國家的AI基礎設施建設計劃。這些合作為英偉達打開了新的市場,也讓黃仁勛越來越多地參與各國AI發展戰略的討論。
但主權AI本身存在一個矛盾:各國希望通過建設本土AI基礎設施增強技術自主能力,卻可能因此更加依賴英偉達這樣的全球技術供應商。
英偉達提供的不只是GPU,還有圍繞CUDA建立的軟體工具、開發者生態和技術標準。使用這套平台,可以幫助一個國家更快建立自己的AI能力,但一旦形成大規模投入,未來轉換技術路線的成本也可能隨之提高。對英偉達而言,主權AI意味著新的客戶和長期市場。對政府而言,卻是一項可能影響未來十幾年技術路線的戰略選擇。
當黃仁勛向各國政府介紹AI基礎設施建設方案時,他究竟是在推銷英偉達的產品,還是在參與制定這些國家未來的產業發展路線?事實上,兩者已經很難完全分開。
英偉達的商業利益未必與相關國家的產業利益衝突。它的產品確實具有競爭優勢,也能夠幫助政府更快發展本土AI產業。但商業上最成功的技術平台,對相關利益方來講,未必就是公共投資中唯一值得選擇的方案。
如果未來出現更便宜的替代技術,政府是否應該繼續沿用既有平台?如果某項技術標準有利於英偉達,卻提高了本土企業的轉換成本,又該如何權衡?
黃仁勛可以向政府證明英偉達的GPU有多麼出色,卻很難僅憑這一點證明政府應該長期依賴英偉達。
矽谷企業家的角色變了
黃仁勛面對的變化,在其他AI企業家身上也能找到類似的影子。
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同樣需要在技術創新、商業利益和公共責任之間不斷調整選擇。2023年,奧爾特曼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支持為能力最強的AI系統建立監管機制。此後,隨著AI產業競爭加劇,OpenAI又在政策建議中強調創新自由,主張避免過度限制技術發展。
奧爾特曼並沒有放棄AI安全立場,但一家處於技術競爭前沿的企業,很難完全置身於監管規則的制定之外。OpenAI既是先進AI模型的開發者,也是相關政策的積極參與者。奧爾特曼向政府解釋AI的潛在風險,同時也在爭取有利於技術發展和商業競爭的政策環境。
黃仁勛與奧爾特曼面臨的問題並不完全相同。英偉達涉及算力、全球供應鏈和基礎設施,OpenAI更多面對模型開放、安全和商業化。但他們都已經不再只是經營一家科技公司的企業家。
這與矽谷過去幾十年推崇的企業家文化形成了反差。矽谷一直欣賞那些敢於挑戰規則、在市場尚未形成共識時堅持自己判斷的人。技術創新需要這樣的企業家。如果所有決策都服從短期市場回報,CUDA可能不會獲得十餘年的持續投入。
但當這些企業成長到足以影響整個產業,甚至成為公共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時,創始人的個人判斷就不再只關繫到企業自身的商業風險。過去,矽谷企業家主要通過技術突破和商業成功證明自己的判斷。今天,他們還需要回答這些決定對公司之外的人意味著什麼。
黃仁勛的辭任,並不能證明矽谷超級創始人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在過去的職業生涯中,他已經證明了這種模式能夠創造多大的商業價值。
33年前,他創辦英偉達時,最重要的任務是讓一家初創晶片公司在激烈競爭中生存下來。後來,他需要證明GPU能夠成為一種全新的計算平台。到了AI時代,他開始向全球政府和產業界解釋,為什麼需要建設AI基礎設施,以及未來的計算平台應該是什麼樣子。
矽谷過去最欣賞那些敢於挑戰規則的人。但當這些人創建的企業開始影響規則本身,他們也必須學會接受規則的制約。
來源:金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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