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10年中國式財閥將在經濟中扮演什麼角色？

財閥這個詞在日韓比較常用，但現在也不怎麼提了，因為有評論指出，不要一提到財閥，大家就噴口水，日本和韓國迄今為止均都是財閥驅動性質的經濟體。所不同的是，日本和韓國的財閥，大都是家族控制性質的（當然會影響到上層建築），三菱、三井、住友等財閥掌握日本經濟命脈長達近200年，三星、現代等財閥是韓國經濟的定海神針，而中國式的新型財閥，真正稱得上財閥的，現在和未來，事實上只有央企，而我們的這一定義無任何負面意義。文中觀點值得思考。

為什麼中國經濟開始回暖？

為什麼股市、樓市、大宗商品一個勁地往上漲？

未來10年，中國經濟走向何方？

中國式的新型財閥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獨守書齋，率性評點天下，可坐享自由的快意。

但是，走出去，深入了解中國經濟的微觀截面，我們或許才能更准確地感受中國經濟的脈動。

很幸運，最近參與到一起央企與地方政府的項目對接，在零距離接觸之後，切實地感受到中國經濟的驅動模式，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必將影響中國經濟的未來10年。

與之相呼應，在中國經濟的驅動模式轉變之下，央企的核心功能、地方政府的職能、以及民企的運營模式，也將發生巨大的變化。

中國需不需要投資拉動？

許多人認為，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之下，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理應從「投資拉動型」轉變為「內需拉動型」。

這沒有錯！但是，我告訴你，這是一種美好的預期，內需拉動型經濟增長，起碼在未來10年不可能主導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投資拉動依然是主導中國經濟的主要力量。

為什麼這麼說？你看看周邊的日本和韓國，日韓是早已邁入發達國家序列的亞洲大國，但是，即使是現在，投資拉動依然占到其經濟總量的相當一部分，日本和韓國尚且如此，何況，當下經濟發展水平遠遜於日韓的中國呢？

其實，自近代以來，在悠久的儒家文化浸淫下，相比於歐美，亞洲國家一直缺乏源頭性的創新能力，大都以模仿式創新為主。而模仿式創新的比較優勢，就在於快速的技術轉化能力和規模性的生產加工能力，而規模性的生產加工，必然會導致投資拉動之於經濟增長的慣性存在。

投資拉動本是一個經濟學的中性詞。但是，很奇怪，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近幾年，卻日漸淪為一個貶義詞——好像「投資拉動」是一個惰性十足的經濟思維，好像「投資拉動」從來都是落後的。

基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位勢、人口超級龐大、以有區域發展不平衡這一現實，中國仍然需要投資拉動，起碼在未來10年內，投資拉動依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性力量。

投資拉動不是洪水猛獸，投資拉動也不必然等於制造落後產能。問題的關健在於，中國需要什麼的投資拉動？在中國式的投資拉動中，央企、地方政府和民企應該分別扮演什麼的角色？

全新的中國經濟驅動模式？

今年以來，股市已發出階段性觸底回升的樂觀信號，鐵礦石、煤炭和螺紋鋼等大宗商品狂漲30%—60%，一線城市房價的瘋漲態勢再次到來……

這與寬松的貨幣政策有關。但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充其量僅是這一輪經濟回暖的必要條件，而絕對不是不可或缺的充分條件，因為，在過去3年間，中國的貨幣政策一直是寬松型的。

為什麼中國經濟回暖在這一刻出現？其間雜夾着諸多的因素，但最為核心的因素、亦即是不可或缺的充分條件——全新的中國經濟驅動模式，在多重利益主體沖撞、妥協、並磨合近3年之後，當下已經成為「頂層設計」，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的主導性力量。

全新的中國經濟驅動模式，其仍然屬於投資拉動型的，但卻又與既往的投資拉動模式截然不同。在全新的中國經濟驅動模式中，央企、地方政府和民企的職能之間，已經構成全新的優化配置組合。

在我們既往的投資拉動模式中，央企與地方政府（地方國企）、以及民企之間，是相互獨立、甚至是相互沖突的。央企本應以能源、軍工等涉及國計民生的行業為主，但是，央企卻頻頻介入、並逐漸主導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房地產等領域；地方政府本來應該是服務型政府，但實際上，卻早已借道地方國資平台，成為主導市政建設等行政性投資的主導性力量；民企在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的過去3年里，其債務壓力已經導致無數企業破產、以及瀕臨破產邊緣。

而在全新的中國經濟驅動模式中，投資拉動依然是主導性力量，但是，央企、地方政府（地方國企）、以及民企之間的職能，卻取得了基於市場化效率基礎上的優化組合，彼此之間相互融合、相互支撐的跡象已經日益明顯。

這種全新的中國經濟驅動模式，耳熟能詳的是PPP（公私合營）模式，但其中內在機理就很少有人說得清楚，因為，中國式的PPP與歐美的PPP存在天然異樣性，中國式的PPP模式在實質操作中也會演化為多種形式。

全新的中國經濟驅動模式，央企提供整體規劃和資金，是絕對主導性的一方，地方政府借助地方國資平台給予資源配套和行政支持，民企則充分發

揮其成本優勢和靈活機制。

打個具體的比方，某地計劃啟動一個5平方公里的產業園，產業園從規劃到投資建設、再招商，整體可能需要30億元的資金，投資建設周期可能需要5年。

在10年前，這個項目可能是地方政府操控地方國企自行主導，在5年前，可能是某大型民企忽悠式整體開發，而現在，則幾乎都是央企整合地方政府和民企，牽頭進行協同式投資和運營——具體方式可能是，央企和地方政府（地方國企平台）聯手組建5億元規模的引導基金，其中央企出現金、地方政府出資源（主要是土地），在此基礎上，引導基金作為劣後（兜底），引入作為優先級的金融資本（固定收益）共同打造產業基金。然後，再根據5平方公里內所規劃建設的不同項目，針對性地選擇實力民企，產業基金作為大股東、民企作為小股東成立具體的項目子基金，待項目建成後再交由民企具體運營。

在未來10年，上述央企主導型的投資拉動模式，將成為引導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模式。這種模式的可行性，遠勝於地方型主導型投資拉動和民企忽悠式整體開發：

其一，在資產價格大幅下行之下，民企不可能進行重資產性質的投資，也不具備進行重資產投資的實力（資金成本也偏高）；

其二，當前地方政府的債務負但普遍較重（多數城市債務率超過100%），更何況，地方政府主導性的投資開發，市場化意識偏低，存在普遍的自我保護和政績沖動；

其三，基於上述兩大因素，由央企牽頭進行投資拉動、整體開發的優勢就突顯出來了，央企存在經濟增長維穩和托底的職能，其啟動中長期的投資建設，可以相對忽略資產價格的短期浮動，更何況，央企的融資通道更廣、融資成本更低、協調各項政策資源的能力也更強；

其四，央企主導投資拉動、整體開發的優勢明顯，但是，在具體的區域進行開發建設，首先離不開地方政府的資源配套，其次運營交由具體項目小股東的民企進行具體運營，這從成本比較優勢上講，是一個絕對不錯、有可能獲得三方共贏的選擇，也有助於讓地方政府逐漸完成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新型財閥托底中國經濟？

未來10年，在新一輪投資拉動中突穎而出的央企，將作為新型財閥，成為中國經濟的特色、並很有可能起到全面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不要一提到財閥，大家就噴口水，日本和韓國迄今為止均都是財閥驅動性質的經濟體。所不同的是，日本和韓國的財閥，大都是家族控制性質的（當然會影響到上層建築），三菱、三井、住友等財閥掌握日本經濟命脈長達近200年，三星、現代等財閥是韓國經濟的定海神針，而中國式的新型財閥，真正稱得上財閥的，現在和未來，事實上只有央企。

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在最近幾年，在中信、光大等近乎具有全系列金融牌照的央企外，華潤通過收購的形式成立了華潤銀行，其他近乎所有的央企也均成立了具備同業拆借資質的財務公司。央企普遍性的介入到金融領域，徹底打破產融結合的阻礙，也事實上使央企具備了成為中國式新型財閥的基礎條件。

中國式新型財閥的逐漸出現，是帶有明顯的頂層設計色彩的，在對內引領投資拉動托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肩負着將中國優質過剩產能轉移到欠發達國家的責任。從這一層面講，國有資本完全控制的中國式新型財閥，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與日韓家族控制性質的財閥在日韓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經濟托底之效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經濟分析永遠沒有亘定不變的理想模型，經濟學歸根到底是一門研究資源最優配置的學科。而立足於當下，無論是從政治民生，還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講，央企成為中國式新型財閥，均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和階段必要性（未來10年），本屆高層在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同時，也會日漸強化「社會主義」這一特征，市場化改革與「社會主義」並不矛盾（改革之父小平同志的觀點），關健在於央企和民企參與市場的形式不同而已，而做大做強央企恰恰符合本屆政府的這一施政邏輯——在未來10年，中建、中治、中核等一級開發央企，其年產值可能將高達10萬億元，萬億級別的央企，未來10年更是起碼會增加100家。

當然，在全新的中國經濟驅動模式下（央企、地方政府和民企各自發揮所長），重資產投資是央企的優勢，輕資產運營則是民企的優勢。在央企重資產投資托底中國經濟的基礎上，民企的運營優勢、以及民企在創新型領域的勢能，也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最後，再說一點，全新的中國經濟驅動模式、新型的中國式財閥，其適合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嗎？當然符合！供給側改革的傳導路徑是「通脹預期→拉動投資→帶動消費」，而同樣傾向於供給端刺激的安倍經濟學則是「通脹預期→拉動消費→帶動投資」。

當你詳細讀完這篇文章之後，你或許會明白，當下，為什麼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明確回暖？為什麼一線城市房價漲得停不下來？為什麼大宗商品頻頻報復性狂漲？為什麼市場化改革暫停的A股也能迎來一陣陣「牛氣」？

注：財閥這個詞在日韓比較常用，但現在也不怎麼提了，現在是指以銀行為中心的企業集團化，是一種橫向型集團制。

日本6大企業集團：1.三井集團（月曜會）、2.三菱集團（金曜會）、3.住友集團（白水會）、4.芙蓉集團（芙蓉會）、5三和集團（三水會）、6.第一勸銀集團（三金會）。

韓國4大企業集團：1.大宇集團、2.現代集團、3.SK集團、4.三星集團。（商業見地網）

本文作者：楊國英，資深財經評論員，理財電視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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