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一力：為何埃博拉疫苗過了40年時間還沒現身？

許一力：為何埃博拉疫苗40年無法現身

埃博拉病毒傳播越來越厲害，按致死率高達90%的來說，這個病毒影響之惡劣超越了近年來任何一次大規模疫情的爆發。

說實話，總覺得這個名字似曾相識，查了資料，才知道，埃博拉還真不是第一次出現。

人類第一次發現埃博拉病毒是1976年。首次爆發肆虐了剛果埃博拉河沿岸的55個村莊，就在三年之后，埃博拉又在蘇丹展開殺戮。

很想不通的是，都40年過去了，科學家怎么都還沒研發出針對這一致命病毒的特效藥物或疫苗？

解答這個疑問之前，覺得還是應該先來看另一個問題。包括烈性的埃博拉以及慢性的艾滋病在內，我們看到近代史上很多臭名昭著的疫病都是源自於貧窮的國家和地區。起源於貧困國，肆虐於貧困國，並且也同樣對貧困國家傷害最深。

舉幾個不恰當的例子。美國，1918年爆發的全球大流感使得美國的死亡人數達到67.5萬之多，並且相當部分屬於勞動力人口。這次疫情的爆發，導致當時美國人均預期壽命下降近12歲。驚訝的是，疫情的爆發並沒有拖累其經濟發展。美國的兩個學者曾經進行了大流感對其后10年經濟影響的測算，結果是驚人的：流感導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后10年的平均年經濟增長率提高0.2個百分點。

再來看中國，03年爆發的SARS是近十年內中國面臨過的最嚴峻的疫病。但從經濟的角度上卻發現，02年中國GDP增速達到9%多，而03年GDP增速突然超過10%，整個后5年，我國GDP的平均增速反而超過了12%。也許，是一種巧合加入WTO之后強勁的出口帶動了經濟增長，但也許也可以看出疫病和國家經濟間微妙的關係。

這種關係是如何造成的呢？聯系的關鍵點在於儲蓄。非常不起眼卻至關重要。當疫情爆發之后，特別是在疾病防疫相對完善的現代，其造成的恐慌效應遠超過直接傷亡。而與之對應的，潛移默化中，公眾會增加家庭的防御性儲蓄比例。比如中國在02年的城鎮居民儲蓄率出現了下降，但隨后的五年呈現了明顯的上升。儲蓄的上升就將成為國家進行建設的主要推動力。

貧困國家就不一樣了。貧困國家的人均財富過低，儲蓄率同樣也很低。這個時候，一旦疫情爆發，在減少勞動力和破壞經濟結構的同時，難以實質性的刺激儲蓄增長。所以這些地方，傳染病之后的經濟往往會呈現一種馬太效應的模式。

埃博拉病毒肆虐的西非，恰恰是全球經濟最落后的地區。這種地區人員的交流也非常少。市場的形成源自於個人的溫飽，落后地區就缺少這種溫飽，因此人員的交流，也就是市場的活性過低。而疾病的預防主要源於抗體，缺少有效的人員流動，單一地區對於其他地區的疾病抗體來源不足，所以刨去埃博拉之外，其他的在發達國家可能並不嚴重的疾病，在落后地區都有可能形成爆發和蔓延的趨勢。

回到埃博拉的問題上，為什么埃博拉出現了40年，非洲國家仍然沒有能力形成一個有效的應對措施？無非也是經濟。前文說了，流行病會對經濟產生馬太效應，在經濟壓力下，經過數輪疫病之后，西非國家的單獨政府很難完成有效的疫苗研制和疫情隔離機制的建立。美國就不一樣，就在早些時候，美國主動接回了兩名自身國際的病患。這就可以明顯的看出國家之間疫病隔離和研究能力間的差異。

所以非洲沒有能力自身解決問題，這是埃博拉遲遲無法預防的一個因素，其實更重要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對於預防埃博拉根本沒有興趣。西方的疫病防治和疫苗研發主要由醫藥企業和政府兩部分構成，而前者是疫苗商業化推廣的主要力量。從市場的角度來說，埃博拉目前僅僅集中在西非三國，除此之外的地區只有零星病例。盡管目前的疫情堪稱慘烈，並且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爆發，但是客觀的說，患病人數總共也只有千人。這與常見的瘧疾、登革熱、艾滋等傳染病相比，規模要小得多。

對於發達國家的醫藥企業來說，即便不考慮埃博拉病毒的培育難度和實驗室要求等客觀因素，一個動輒以“億美元”為單位計數的研發項目，如果所面對的受眾只有不足萬人，甚至於所在國政府都沒有能力對成果進行買單，那么商家肯定是沒有興趣參與的。

目前真正有實驗性進展的只有美國等少數國家的政府組織。它研究的目標則更加側重於對生化武器攻擊的防御——早些時候接回國內的兩名美國患者也是出於疫苗研究的考慮——而國防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難向商業領域傾斜。

看來，恐怕想要徹底解決埃博拉病毒的疫情，還需要更加具備公信力和實力的國際組織的介入才行。

（文中所述僅代表評論員的個人觀點，與所在頻道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