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實現第五個現代化 需回到改革原點從頭再來

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崔新生

假如說1949年的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對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已經提出了完整而具體的戰略目標，即以現代化為主旨，進行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完整體系及現代化層次為“四化“，使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直到1964年12月進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四化“成為具體的實施步驟，包括用15年時間，建立一個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中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力爭在二十世紀末，使中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這兩個階段或步驟，核心是工業體系及工業。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這一體系將為中國奠定強有力的發展基礎。即使這樣，在文化大革命及歷次運動百般沖擊過程，仍然以最大限度地進行了一定的保全，其中兩彈一星等等，即是例證。

從某種意義上，在1977年之后到今天的發展，在工業現代化方面，吃的仍然是1977年之前的老本兒。在這一點上，之后的領導人，僅僅是規則上的把握而並無根本性的、思想和理論上的建樹。

對“四化“進行數據量化，導致現代化的空心化

工業，作為“四化”的第一個現代化，即建立工業體系和體現工業能力。什么是工業？即是產業化能力，產業安全和產業競爭力，此方為強國的立國、衛國基礎。這一點，說明了第一代領導人的戰略高度和世界觀意識，后來者並沒有超越，而且處於退化階段。

真正對“四化“進行分體式改造的，是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與當時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會談時，第一次把中國的四個現代化，進行了量化，即二十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1000美元，並將此稱之為小康水平。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就是“小康之家”。

這一數據量化，完全解構了四個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現代化本身，不僅僅是經濟，而是人和制度的全面發展的一個層次。而將四個現代化歸結為“一化”即“小康之家”化，與鄧之“貓論”互為表里，四個現代化，成為赤裸裸的拜金主義主宰下的社會現實觀。由於，四個現代化的“小康之家”化，其中已經丟失了現代化的靈魂，所謂政治改革也就無以支撐。

對四個現代化的“小康之家”化，導致中國發展出現兩大軟肋

所謂成也“小康之家”化、失亦“小康之家”化，為了小康之家這一“現代化”，中國的近三十余年，一切向錢看，一切為了二十世紀末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000美元這一目標。為了1000美元，中國在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失去了多少個1000美元無以賣到的寶貴財富。

最顯著的則是中國出現了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兩大軟肋，一是工業及產業體現的建立和完善；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性機遇。

工業及產業體系，是中國四個現代化的第一“化”，也是之后三“化”的根基。其重要性，貫穿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對前蘇聯磕磕碰碰的合作過程，對核心技術及技術應用的爭奪，歸根到底是對國家工業及產業安全體系的維護。假如放棄工業現代化的努力，就不會有期間的產業體系版面及國產化核心技術應用。而第一代領導人對自主創新的鼓勵，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也可以說，國產化，則是工業現代化。這一點，在1979年之后，已經演化成一切可商業化，只要能來錢的，什么都可以。工業現代化及產業體系的建立和產業發展戰略，被鼓吹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們曲解為計劃經濟行為完全擯棄。

其中，最現實的例證，則為如今中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全面淪陷，一切受制於強國主導的產業巨頭控制，包括資源價格和產業低階市場的奴役，而空有龐大的規模化的“1000美元”之外，中國在工業及產業方面，在國際競爭領域，幾近喪失立足之地。

而與此同時，一切為了給“1000美元”的目標讓路，政治體制改革及國家治理體系，一直被“不爭論”強力轉移注意力。從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即出現的腐敗現象，不斷地放大，最後危及到現在的亡黨亡國嚴峻程度。這也是新一屆領導人為什么嚴酷治吏、勵精圖治的迫不得已的抉擇。

第五個現代化，回歸1979年前的“四化”應有之義

重提四個現代化，並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納入其中，說明了新一代領導人一切著眼於國家戰略的長遠發展，這也是一種真正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體現。

在三十年之后，四個現代化重新回來，成為國家總體發展的戰略目標。這等於為今後的中國發展，找到了明確清晰的道路和方向，使中國發展道路，由不確定、不明朗，到脈絡初現、路跡可循。從某種意義上，已經構成對三十年改革的反正，至於是不是否定，已經不重要了。

現代化本身包括了政治改革，因為現代化包含社會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面內容的品質。而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第五個現代化，作為前“四化”的提綱挈領的抓手和契入點，一是為目前嚴治腐敗及其可持續性找到理論及思想體系的支撐，以此即可得出反腐敗運動的未來是什么的結論；二是為之后的國家戰略調整和規則版面，重新回歸到產業強國的軌道，終結一切向錢看的貓論路線。

所以，我在上一篇專欄文章里說明“中國正在進入路線斗爭”，其意旨如此。

中國迎來第三個歷史性的拐點

從建國前后到如今，中國似應以三個拐點而論，一是1946-1949年，中國在選擇前蘇聯，還是美國政體方面的陽錯陰差，共產黨如何從中國人民通向幸福的工具和橋梁，最後成為專政體制；1976-1979年，中國從以現代化為目標，煙花為“1000美元”的四個現代化量化指標；2013年-未來數年，中國回歸四個現代化同時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的戰略方針，等於解決了中國未來向何處去的問題。

而從最近習近平提出共同為改革想招，為改革發力，業已預見到中國必然要進入一個思想相對寬鬆的時代。盡管從目前還有更多的迷惑亂象。因此，想要共同為改革想招，則必須具備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的思想寬鬆環境；想要共同發力，則必須要賦予每個人公平參與的機會以及保證機制。這是一種必然性的趨勢，除非出現什么重大變故。

而在第五個現代化的起步階段，以從嚴治吏，到“三寬”為先、重構權力、以憲為宗、理順法紀，則是最優選擇的路線。

（作者為國際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學會[iiesti]會長、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