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否成為新興經濟中“紙老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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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似乎重回發展“舊秩序”——發達國家經濟增速引領全球，新興經濟的體經濟增長則重回弱勢。

英國《金融時報》日前援引imf數據稱，不計中國在內，去年新興市場整體gdp增速僅有1.92%，低於發達國家1.98%的整體增速，這是1999年以來新興經濟體增速首次落后於發達國家。考慮到新興市場國家的人口增長更快，若以人均gdp計，兩大陣營經濟體的差距將會更大。

這一數據反映出全球經濟的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國家不再逐漸趨近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而是越來越落后，2000-2014年間新興市場的強勁增長可能只是異常表現，這一期間中國飛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激發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惠及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但這可能只是“一次性的變化”。如果新興市場回歸上世紀80和90年代的常態，即增速落后於發達國家，這不僅意味著幾十億人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脅，還可能顯示出令人擔憂的趨勢：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差距開始加速擴大。

過去十幾年，除了極少數人，沒有人相信或者能想像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會重新落到發達國家之后。亞洲金融危機雖然吸引了人們關注克魯格曼質疑亞洲奇跡，但隨后新興市場的快速增長讓市場將之拋諸腦后。投資界開始熱情追逐新興市場。高盛在2001年創造了“金磚國家（brics）”的投資概念，並在2003年進一步預測，到2039年，“金磚四國”的經濟規模會超過最大的西方經濟體。然而，在2015年10月，高盛悄悄關閉了brics基金，正式畫下一個投資時代的終結。在近年全球經濟的大調整中，曾在全球風頭甚健的“金融四國”經濟整體放緩，並出現了嚴重分化：俄羅斯和巴西經濟在多種原因下被打回原形，陷入負增長泥潭；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顯著放緩；只有經濟規模稍小、人口紅利很大的印度維持了相對穩定的增長。

全球經濟重回“舊秩序”，這一新格局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變化以及持續多久？這個問題實際上可以轉換為另一個問題：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到底靠什么來驅動？20多年前，克魯格曼曾在《亞洲奇跡的神話》中提出質疑：亞洲的增長就象高速增長時代的蘇聯一樣，無非是由勞動和資本這些投入的驚人增加所驅動的，而不是通過提高效率來實現的。他的結論也非常尖銳：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就是“一群紙老虎”。其實，類似的故事在更早之前曾經發生過：上個世紀50年代末，蘇聯經濟增長的政治影響讓美國的焦慮達到了頂點，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allen dulles在國會告誡，“如果蘇聯的工業增長速度在下個十年還象現在預測的那樣，保持在每年8%或9%的水平上，那么，我們兩個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就會被危險地縮小。”新興市場經濟增速下滑顯示，“亞洲奇跡神話破滅”的機制依然存在。

第二，中國會不會成為新興經濟中的一只“紙老虎”嗎？過去幾十年，中國實現了世界經濟史上可能最長的單一國家高速增長，這堪稱“中國奇跡”，也成為政治上支撐“中國模式”的最重要的經濟基石。不過，在最新一輪新興市場經濟體下滑中，中國仍會保持好運氣，成為例外嗎？在我們看來，這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未來面臨的真正“勝負手”。客觀來看，在經濟增長模式上，中國並未走出不同於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道路——主要依靠國家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以極高的要素投入來實現快速增長。這種增長模式能夠持續嗎？中國當前面臨的經濟轉型困境，實際上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說其他新興經濟體過去的快速增長是靠“中國需求”和超級商品周期帶來的“一次性的變化”，那么中國經濟的放緩則顯示，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可能也是一次超長的“一次性”增長。

從中央檔案看，中國似乎找到了問題的症結，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已經形成共識：如果不能實現真正依靠創新和提升效率的增長，僅靠要素投入的規模擴張是難以長期持續的。中國正大力推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要提高全要素增長率，就體現了經濟增長思路的轉變。但困難在於，完成行動轉型比完成思想轉型更加艱難。令人擔憂的是，中國過去高速經濟增長所依賴的模式，已經形成了諸多情況不妙的結構性問題——中國經濟已高度依賴債務擴張；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不僅加劇了資本過剩，而且高房價已為成百上千座中國城市和產業發展筑起了高高的剛性成本平臺。值得警惕的最新趨勢是，“世界工廠”的中國正在出現制造業衰退，經濟資源大量脫實就虛，瘋狂涌向金融創新名義之下的虛擬經濟，衍生出全社會參與的以錢生錢、玩資產泡沫的“新生意”！

全球經濟重回“舊秩序”展示了經濟發展的長期邏輯，在“一次性的增長”之后，中國經濟增長再依靠什么維持發展，能否擺脫持續增長“紙老虎”的命運，這些問題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