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定時炸彈

哈羅德·詹姆斯

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各國領導人不斷重覆寬慰民的口頭禪。貨幣政策的明顯改善(事實的確如此)以及國際合作制度化的長足進步，確保了大蕭條不會再次上演。但一位名叫愛德華·斯諾登的美國情報部門前承包商，已經證實這種說法距離現實有多遠。

長時間的緊張局勢會削弱機構合作。2008~2009年最具活力和成效的兩家機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G20，但兩者的信譽在漫長的危機進程中均有所削弱。

由於主要工業經濟體似有復甦之勢(盡管勢頭非常微弱)，似乎沒有人在意合作機制已經老化失效。這當然不對。世界各國可能發生更多金融“火災”，因此需要“消防隊”來完成“滅火”工作。

2009年IMF的資源得到了拓展，該組織本應持續改革強化新興市場發言權。但這方面的改革卻一直沒有多大進展。

IMF是1945年后全球經濟體系的核心機構。它在上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管理以及1989年開始的東歐劇變經濟轉型中均發揮了核心作用。但其后的每一次重大全球金融危機都削弱了該組織的權威性。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動搖了其在亞洲的合法地位，因為很多亞洲國家政府認為危機受到了美國和美國金融機構的利用。

三個原因導致IMF的信譽在2007年后的蕭條中進一步受損。首先，危機的初始階段看似只與美國相關。其次，IMF頻繁介入歐元危機似乎是對歐洲和歐洲人另眼相看。特別是有人提出要求，稱因為整個世界都在關注歐洲，因此另一名歐洲人(而且是另一名法國人)應當接替時任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在IMF的領導地位，在新興市場大國看來簡直不可理喻。最終就像亞洲危機時一樣，歐洲國家政府和歐盟委員會與IMF鬧翻，開始責怪該組織的分析困擾並攪亂了市場。

在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經常賬戶失衡、決定哪些國家應該調整以及協調金融改革及增長議程等重大問題上，IMF的話語權與危機前相比並沒有多少進步。

G20是金融危機的大贏家。原有的峰會(G7或者加上俄羅斯的G8)，還有G7財長會議，都已經失去了地位。它們當中包含了實際造成問題的國家，無法擺脫美國的控制，中等歐洲國家得到過度代表的現象十分嚴重。

相反，G20引入了新興市場大國，並且在開始時承諾要控制和引導IMF。2009年4月在倫敦召開的最成功的G20峰會，媒體報導所廣泛採用的官方照片準確捕捉到了全球經濟體制變化的嶄新氛圍。

短期來看，倫敦峰會成功控制了南歐金融危機的蔓延；使世行擁有更多資源處理新興市場出口貿易融資問題；看似賦予了IMF更豐富的資源及合法地位；並且似乎催生了恢復市場信心的統一財政刺激措施。

但這四項成就中只有技術性較強的前兩項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倫敦峰會的其他協議都出了問題。后續的峰會根本不見成效。當人們意識到，許多歐洲國家政府無法在避免市場不安並將自身推向越來越貴因而難以為繼的借貸周期的情況下，承擔更多的債務，統一財政刺激政策的理念就出現了問題。

但無論事實證明倫敦峰會所取得的成就多麼有限，在斯諾登泄密事件之前，峰會本身還沒有徹底失信。或許因為領導人及工作人員居然天真到相信他們的信息聯絡真正安全。但斯諾登披露倫敦峰會英國主辦方監控與會者的信息傳遞，使人們相信早前峰會真正保密的狀況很難再現。而且因為間諜活動顯然更多地針對新興經濟體代表，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的鴻溝也因此進一步加深。

各國領導人在回應相關指控時顯得既虛又無知。他們強調對監控行為一無所知也許是對的。複雜的數據搜集計劃本來就沒有任何監控措施。

但數據監視和採集計劃缺乏透明度，意味一旦舉報人泄露信息，人人都可以由此推導出政策制定原因和方法的不同版本。泄密因此催生了離奇的陰謀論。

倫敦峰會的實質性后果已經使人們普遍對G20峰會喪失了信心。斯諾登事件摧毀了領導人相互信任的所有幻想，同樣不復存在的還有對領導人能力的信心。因為承諾為斯諾登提供一年庇護，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舉辦今年的聖彼得堡峰會時就好像把一枚定時炸彈埋在了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