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學術委員林毅夫：中國后發優勢依舊明顯

最新公布的宏觀數據顯示，中國7月出口同比負增長8.3%，顯著低於預期與前值。7月PMI處於枯榮分界線，制造業下滑也有加速態勢。一系列宏觀數據表現並不理想，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依舊不減。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逐步放緩，中國的經濟奇跡還有多少后發追趕優勢？這在許多學者當中產生了分歧。就這些問題，當代經濟學基金會近日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學術委員林毅夫。

林毅夫認為，一般認為中國后發優勢已經很少，必須要自主創新，但其實中國和發達國家在傳統成熟產業上的差距還非常大。中國在許多產業上還可以通過合資、並購或到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的方式，將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也可以通過招商引資讓他們來中國設廠生產。這些創新方式成本低、風險小、見效快，是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重要保證，仍然應該繼續倡導。

記者：以前我們把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歸結為后發追趕優勢，到了新常態時期經濟增速下滑了，后發優勢也沒有那么強了。那么未來5年在“十三五”期間我們的后發優勢體現在哪里？

林毅夫：我並不認同中國后發優勢已經不復存在的觀點。中國現在的人均GDP是7600美元，而美國是54000美元，德國是48000美元，日本是38000美元，韓國是26000美元，都數倍於我國。人均GDP高表明其勞動生產力水平高，勞動生產力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總體的技術和產業水平，據此，我們跟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還很大。

雖然經過30多年快速發展，中國在家電和一些制造業上確實已處於世界前沿，不過這些產業的附加值相對低，發達國家已經退出這些產業，從全球的產業鏈而言中國大多數的產業還處於中低階，產業升級空間還很大，還可向中高階、高階發展，因此后發優勢依然存在。

據報導，前不久在德國漢諾威世界制造業展覽會上，25個展館中只有3個是高新技術展館。中國在那22個傳統產業的展館中，所占面積非常小，位置不顯眼，觀眾基本沒興趣看中國的展品，大家熱衷看的是德國、日本、韓國、瑞典、美國的產品，這些國家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比我們高很多。

我最近專門對裝備業做了一些調查，許多產品我國的產量居世界之冠，但不少同樣的設備，我國產品的價格只有德國的一半或更低，有些賣500萬美元的裝備中最核心的部件體量很小，卻值200萬美元，不是從德國就是從日本進口，我國的產業實際上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還非常大。

我把我們國家現在的產業分為五種類型：

第一類是還處於追趕階段的傳統成熟產業，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依然很大，我們可以用合資、並購方式，到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或用招商引資的方式，將先進的產品、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

第二類是一些處於世界前沿水平的產業，如家電業，這類產業需要自主研發取得產品技術創新，以繼續保持世界領先。

第三類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我國在這些領域的比較優勢已逐漸喪失，需要考慮的是幫助少數有條件的企業走向品牌、研發、市場渠道管理，絕大多數的加工企業則是如何幫助它們到海外工資水平低的地方去設廠，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將GDP（國內生產總值）變為GNP（國民生產總值）。另外，鋼材、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建材行業有過剩產能，它們的技術還很新，在世界其他地方還有很大需求。對這些產業需要幫它們走出去，到海外創造“第二春”。

第四類是手機、互聯網之類的新產業，它們的研發以人力資本為主，並且研發周期特別短，所需資金不多，對此我們可以采取彎道超車的辦法，利用我國人力資本多、國內市場龐大和產業配套齊全的優勢，與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現在所講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機遇主要就在這類產業。

第五類是資本投入特別大、研發周期非常長、關係國防安全的戰略產業，按照市場規律它們可能很難發展起來，這就需要政府提供財政直接支援。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表現為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背后其實是依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來實現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不同產業的技術和世界前沿的差距不一樣，有效的創新和升級方式也因而不同。要善於利用這種差異，在有效市場的前提下，實施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發揮政府的有為作用，對技術創新和產業的轉型升級進行因勢利導。

我國目前即使一些產業存在產能過剩或失掉比較優勢的現象，但我們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還不小，產業升級的空間還很大，投資機會多，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前景還很好。

記者：隨著中國經濟在國際上地位越來越重要，中國經濟學也成為當代經濟學發展的重要研究領域。如何定義中國經濟學？

林毅夫：很高興這個問題能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視。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時，我曾寫了一篇《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的祝賀文章，提出只要我們維持穩定、快速的經濟增長，可以預期到21世紀中國會變成世界上最大、最有影響的經濟體，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會逐漸轉移到中國。那時，中國的經濟學家會比其他地方的同行能更好把握中國經濟的脈動，他們對中國經濟的解釋、提出的理論也會隨著中國經濟現象對世界的影響而成為世界性的理論，他們當中就會有不少世界級的大師。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會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

經濟學是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的一套簡單的邏輯體系，在這樣的邏輯體系中，哪個理論在世界上是重要的、有影響力的，其實不在邏輯本身，而取決於理論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發生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

研究經濟問題時，這個簡單的邏輯體系一定要抽象，保留幾個重要的社會經濟變量，把不太重要的舍棄。在成千上萬可能的經濟變量中，保留哪幾個變量呢？只有生活在該經濟體，非常了解其社會、歷史的人，才能從眾多可能的社會經濟變量中，保留幾個重要的，也就是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

總結來說，任何經濟理論都是經濟學家研究他所處時代、所在社會出現的問題，對其中因果關係提出的邏輯解釋。因此，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地方性、國別性的，沒有世界性的理論。但是，重要的國家的社會經濟現象對世界的影響就大，解釋這些現象的理論就會被認為是具有重大意義。

記者：西方發達國家在一些經濟學家思想、理論的影響下改變了很多經濟政策，實現了經濟的繁榮，怎么看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指導作用？

林毅夫：理論都不是憑空而來的，理論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並在這個基礎上改造世界。認識世界的理論都是從過去的經驗中總結出的道理，它幫助人們了解變量間的因果關係，從而找到方法改進經濟現象。社會是不斷在發展和變化的，所以經濟學理論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總是不斷被新理論所揚棄。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也都在進行經濟轉型。但是，按當時盛行的主流理論執行正確的轉型政策的國家，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發展績效和穩定性比轉型前還差，而少數幾個實現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國家都推行了當時被認為是錯誤的漸進、雙軌的轉型政策。這里要強調的是，並不是說違背主流理論的政策一定會成功，只是這些成功國家的經驗如此。

因此，我們需要反思。理論的目的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主流理論似乎可以解釋為什么發展中國家不如發達國家，但問題是根據這樣的認識所制定的政策，推行的結果沒有成功。原因在於現在的理論絕大多數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現象總結出來的，而理論的適用性取決於條件的相似性，所謂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發展中國家的條件與發達國家不同，因此應用這些理論就不能達到預期效果。而且發達國家自身的條件是變化的，它的理論必然也不斷變化。所以，總結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經驗，提出新的經濟理論非常有必要。

記者：在中國經濟學家輩出的時代，一些致力於鼓勵經濟學純理論研究的基金會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作為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首屆學術委員會成員，你如何看待基金會成立的意義？

林毅夫：我認為，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可以發揮這樣幾方面的作用：第一是鼓勵大家深入了解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轉型中的經驗，探究其成功或失敗的邏輯，從而提出新的理論。

第二是每個學者的理論創新都是瞎子摸象，因此，需要一個交流的平臺，相互切磋。基金會可以促進交流、爭論，從而讓人們更加深入地、全面地認識所研究的現象。

第三，基金會還是推廣的平臺。希望今後學界根據中國經驗提出的理論能夠在國內和國際上，跟其他發展中國家及發達國家的學者交流。世界人口的85%仍生活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愿望是趕上發達國家，中國的狀況與其相似程度比發達國家高，因此總結於中國經驗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具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