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進入出清時刻 企業倒閉潮來襲

“2016將是艱難的一年，中國經濟進入真正出清的時刻，這是觸底的開始，至於這個l型的宏觀底部到底持續多長時間，凜冬才剛開始”。

均衡博弈公共研究院將推出八篇系列報告，並委派和訊網一一發布，從本期開始，我們將每隔兩日發布一篇。本次推出的第一期主題為“凜冬 —— 倒閉、失業與工資福利萎縮”。

作為對2016年的宏觀預測報告，在預測宏觀趨勢的同時，希望能夠兼顧微觀個體的應對；在充分提示風險的同時，希望能夠挖掘穿透周期的機會；在立足經濟分析的同時，希望能夠關注社會結構的變化。

2016年中國經濟將面臨結構性與周期性因素疊加的雙重挑戰，一方面，決策層開始著手推進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過程中累積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進行系統性修正；另一方面，貨幣、債務與產能的周期性調整將在2016年觸底，真正意義上市場出清的大幕正在拉開，企業倒閉潮、行業性失業潮以及工資福利的萎縮將層層傳導。

首先，結構性與周期因素的雙重疊加，將引發新一輪企業倒閉潮。企業倒閉潮的出現，主要源於以下四種力量，其一債務性出清，到期債務償付壓力與壞賬集中清理將把一批高負債的企業推向破產倒閉的深淵；其二，需求端萎縮：持續萎縮的外部需求與疲弱的國內需求將使低競爭門檻的傳統行業類企業經營陷入困境；

其三，效率型擠出：轉型升級的結構調整與新興技術應用倒逼低效企業退出市場；其四，政策性調控：發展模式轉型下的行業標準升級將徹底斬斷“三高”企業的生存之路。

面對中國日益嚴重的債務問題和走在路上的通縮，讓人不禁聯想起費雪1933年對“債務—通縮”的多米諾骨牌的描述：廉價拋售->資產價格下跌->實際利率上升->更多的廉價拋售->周轉速度下降->凈資產減少->更多破產->銀行擠兌->信貸萎縮->銀行拋售資產->信心越來越低迷->囤積現金。我們認為，此輪企業倒閉潮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須的。否則，一旦費雪的“債務—通縮”循環機制在市場中不斷蔓延、強化，中國經濟的系統性崩壞將就此展開，引發結構性與周期性疊加的宏觀經濟大規模整體過調。只有通過主動出清，才能形成對部分優質產能的保護，避免宏觀過調對經濟根本的傷害。

令均衡博弈公共研究院更加擔憂的是，伯南克等人所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效應對債務—通縮循環機制的放大。在現代金融規則體系內，負債率越高、效益越差的企業的信用越差、融資能力越低、融資成本越高。實際上，金融加速器效應過去兩年在廣州、福建、浙江、江蘇等出口基地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甚至已經有過調的趨勢。此輪金融加速器效應並不完全因為企業競爭效率不夠，更多是聯保、聯貸等債務鏈作用引發的通縮和信用收斂引起的，導致大量仍具備市場競爭能力的企業被債務拖垮。

“債務—通縮”循環與金融加速器效應的自我實現過程中，必須通過產能出清的方式打斷債務鏈的傳導，只有產能和債務出清前提下的貨幣寬鬆、匯率調整才能對經濟復甦產生積極的正向引導。中國這一輪的結構性調整已經延緩了整整五年，供給側改革引導的市場出清從更大意義上證明了結構性調整不能通過周期性政策改善。

其次，企業倒閉潮使得行業性失業潮在所難免，人口紅利加速折損必須關注。

企業倒閉潮引發新一輪失業潮的縱深擴散，這次的失業與傳統周期性失業形成了明顯的區別。通常傳統的失業是因為產能出清，但不會造成行業性的垮塌，可以通過不飽和就業等措施減緩和改善；但是這與此輪的失業潮明顯相悖，必須深刻認識到，這是一次由於經濟結構不適應導致的結構性失業潮，經濟分工的調整將會導致有些既有經濟工種、技能崗位的消失，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將因為無法進行學習和提升而被淘汰，技能的出清預示著舊一代勞動力30年工作經驗的積累就此沉沒。

據均衡預計，在未來的一年將會看到，失業從民營中小企業向大型國企蔓延，國有基礎性行業下崗潮再現；失業從出口制造部門向基礎性、資源型產業部門傳導，行業性衰敗將引發特定區域，尤其是資源型和行業集中型區域的大面積失業；失業從生活性服務業向生產性服務業擴散，部分低階服務業崗位進一步縮減，業務萎縮引發生產性服務企業戰略性收縮裁員潮來臨，城市白領、企業高管的崗位競爭加劇。

2016年，中國轉型期勞動力工業就業總規模可能整體下滑，在保持gdp中高速增長的目標約束下，將對新崗位的勞動效率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人口紅利優勢逐步下降的大背景下，此輪勞動力結構性的退出將導致全社會勞動參與率與勞動生產率的下降。一方面技能性的勞動退出將使失業大軍無法適應新興崗位的發展需求，導致全社會勞動參與率的進一步下降，對推動人口紅利潛能的釋放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正如當年紡織女工下崗分流一樣，大量紡織工人轉向城市低階服務部門，技能性退出后的勞動者通過向下相容的方式參與更低技能的勞動崗位，將是原有勞動生產效率的一次局部性折損。兩種效率的損失只能依靠時間逐步恢復，舊勞動力將一去不復返，必須在加快新供應勞動力入市的同時，推動有效勞動力加速向勞動技能上游轉移。

同時，此輪失業潮還將引發勞動力的代際退出。由於學習成本和時間成本的約束，大量40歲以上的勞動力在技能更新的調整中將無法適應未來的市場需求，從悲觀的角度來看，將涌現出新一代的“4050”人員，從樂觀的角度來看，中國代際收入的差距在此過程中將得到改善。從家庭部門來看，中國新一代青年必須擔負起“賺錢養家”的責任，否則上一代勞動力就業崗位的調整將對家庭收入產生較大的影響。

最後，工資福利水平頂峰回落，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才是出路。

2016年1月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出，“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平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制”。雖然僅是研究，但已經在市場引起一片波瀾，老百姓(603883,股吧)對手中的“錢袋子”隱隱感到一絲不安。我們從這一提議看出以下幾方面的問題：第一，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日益加劇，社保賬戶資金不足的問題越發凸顯；第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似乎是對中國“未富先驕”的一種修正，中國的大國國體尚未具備福利化社會的運行能力。過去十五年以來，外向型出口拉動下制造業部門的快速增長帶動傳導、資產價格快速攀升的比價效應、國家規範化用工政策等因素推動的工資福利水平上漲基本見頂。

為了更好地解釋此輪工資福利萎縮的原因，均衡博弈公共研究院對過去三十年工資福利上漲的路徑進行一番系統的梳理回顧。

我們將重提一個命題：“巴薩效應”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當年一批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巴薩效應”在中國不適用。但是根據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觀察，我們認為“巴薩效應”對中國是完全適用的，此輪工資水平的調整恰恰是對“巴薩效應”最準確的反應。與快速發展的小型經濟體相比，“巴薩效應”在大型發展中國家將在一個較長的久期中得到反應。

在外向型出口經濟拉動下，出口部門勞動生產率的高速上漲，首先帶動了中國可貿易部門的工資福利水平提升，這是一次符合經濟效率的健康型的上漲。但是對隨后發展的總結，我們不得不承認習總書記的洞穿，一切都是制度問題。貿易部門工資上漲向非貿易部門傳導的過程是對我們整體效率的一次大幅損耗。在比價效應的帶動下，以公共服務部門、政府官僚組織、乃至金融業等為代表的大量非貿易服務部門在生產效率沒有顯著提升的情況下，工資福利水平的快速上漲，不僅直接導致全社會整體產出效率的下滑，嚴重扭曲了中國的整體成本，並由於行政話語權分享了最大的紅利。中國一個出口勞動力供養的服務人員的負擔比是最高的。

與此同時，超級地租模式下資產部門的暴漲引發了通脹式的工資上漲，抬高了整體工資水位。更加值得關注的是，在強大出口部門的表征下，中國式價格扭曲支撐下的貿易順差優勢直接反應在人民幣匯率的大幅升值中，致使匯率單一對應了出口效率而沒有對應經濟發展的整體效率，導致人民幣匯率嚴重被高估，外升內貶的人民幣導致中國工資的相對價格的偏高和實際購買力的下降。

未來一年，中長期結構性深度調整將造成短期內總體生產效率的下降和就業市場的低迷，總體工資水平呈緩慢下調的態勢，不飽和就業和向下就業推動部分行業實際工資水平跳水。更加值得關注的是，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的進程中，債務和貨幣政策對資本紅利的擠壓基本到底，對勞動力紅利即工資福利的擠壓將進一步加大，預示著中國這一代以體力勞動、低階服務為優勢的勞動力大軍的收入已經見頂。

未來，中國工資福利水平的再次反彈將與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題相關聯，舊復甦無法支撐中國重回快速增長之路，新增長必須依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此輪工資福利的調整全民都需要付出成本。但是我們認為工資的調整也需要用供給側的改革思路，不僅要做整體性調整，更要進行結構性調整，有效減緩老百姓的痛苦指數。首先，在風險可控的范圍內打掉資產泡沫；第二，人民幣匯率回歸到全球的一般均衡狀態；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非貿易部門的效率，提升勞動效率與工資福利的匹配度。

八篇報告分別是：

（一）凜冬 —— 倒閉、失業與工資福利萎縮

（二）對沖 —— 負利率、資產荒與流動異化

（三）債務 —— 違約、處置與信用監管收斂

（四）重組 —— 兼並、洗牌與新寡頭化生態

（五）收縮 —— 需求、投資與動力轉換空擋

（六）刺激 —— 讓利、扭曲與風險偏好激勵

（七）回歸 —— 匯率、資本流動與資產價格

（八）脫鉤 —— 換錨、輸出與人民幣國際化

     附：2016年宏觀預測系列報告（一）

     http://news.hexun.com/upload/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