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中國經濟改革的得與失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新的時代與挑戰下，我們又將怎樣理清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脈絡？

　　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經歷了十數次經濟變革，每一次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在新的時代與挑戰下，我們又將怎樣理清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脈絡？

　　歷史眼看中國

　　1978年以后，中國最大的變化是物質變化。很多文明領域可能在惡化，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經濟上進步了，其速度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35年過去，我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對於中國改革的未來卻仍迷茫。

　　今年9月，諾貝爾獎獲得者羅納德 科斯去世。他去年年底在美國出了一本書叫《變革中國》，直譯應該是“中國怎么變成資本主義的”。關於中國1978年以后的改革，科斯給出三個重要結論。

　　第一、他認為中國的改革是二戰以后最重要的一次國家經濟改革運動。

　　第二、他認為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是非常有可能的。

　　第三、科斯從經濟學的角度描述中國30多年的經濟增長，最終認為中國的自由經濟運動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后果”，也就是說中國的這一輪經濟增長，很難用政治經濟學進行解釋。

　　確實是這樣，這3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沒有辦法用西方的經濟學來解釋，甚至沒有辦法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理論來解釋。我們國家從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當時世界上有兩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其中之一就是列寧經濟計劃理論，它否認商品的存在，否認勞動價值的存在。那是一個國民經濟極其衰竭的模式。

　　1978年第一次允許美國記者到中國工廠訪問，記者問女紡織工人你們這些年怎么過的。女紡織工說，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給我們發工資。所以1978年以后，中國在全世界找，有沒有第二種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可以支援我們往前走。

　　1979年11月，中國把兩個東歐人請到北京在社科院開了10天會。當時東歐地區出現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叫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和計劃經濟有很多區別，它承認勞動的第二價值，承認價值規律。市場社會主義是反對私營經濟的，它認為所有的生產資料和企業都必須是國家來控制的。但是國營企業之間可以存在價值交換。

　　當年請來的波蘭人叫布魯斯，捷克人叫奧塔 錫克。中國人向他們請教市場社會主義應該怎樣。結果這兩人最終跟中國人說，這條路東歐走了10年也走不通。中國最後沒有走這條道路，而是走了第三條道路，我們現在叫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一套經濟理論體系來支援說我們這35年是怎么走過來的。我們的成功是怎么獲得的。我們所面臨的困境是怎么形成的。[NT:PAGE=$]

　　熊彼特曾說，研究一國之經濟有三種辦法，一是理論，二是數據，三是歷史。過去幾年我是用歷史的方式來解釋中國經濟的發展，現在我們從歷史上來看，哪些問題是歷史帶來的，我們解決了哪部分，要用怎樣的方式進行轉變？

　　從歷史上來看，我認為科斯的判斷可能是錯誤的。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國家在30多年的時間里，經濟發展那么迅速，以平均9.29%左右的經濟增長，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后果。我覺得這是很難解釋清楚的，但是回到中國歷史中，大概可以看出一些脈絡。

　　失控與自由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是從管仲時代開始到1994年的十次大的經濟變革運動。這個書的最前面，我提供了幾個分析工具，第一個是四大利益集團博弈法。

　　我把中國歷史上歷次經濟變革中產生的矛盾分為四個利益集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產者，無產者。我認為是物質利益帶來的經濟變革，中國所有的社會矛盾都是這四個利益集團互相競爭、攪斗和博弈的結果。

　　第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中國的經濟制度改革有賴於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的進步。維持中央集權的四個基本制度：郡縣制度、尊儒制度、科舉制度、國有專營制度。這四個制度是維持國家大一統的基礎。

　　打開中國地圖可以看到，我國其實是一個很容易獨立的國家，大的區域里主要是三大流域，在這樣一個大水系下面，四面都很封閉，分裂一定會產生大規模攻伐。

　　所以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穩定與和平是最重要的。這四個基本制度，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控制。問題是現在這個世界已經發展成為失控和自由的世界。

　　工業革命以來，要求商業形成跟政權達到平衡的能量。資訊化的時代，所有資訊都已經完全流散掉，已經由集中性的資訊變成廣場資訊。所

　　以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和商業所呼喚的自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衝突，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大一統所形成的兩千多年來的制度慣性和國家穩定的客觀需求與自由商業經濟發展的那種自由和對失控的要求形成了天然的矛盾。

　　中國的整個社會精英階層，在理論上是沒有做好準備來解決這個問題的。甚至我認為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這種大一統對統治、控制的需求，和自由的衝突會形成一種天然的、長期的衝突。

　　“政治向左，經濟向右”，這八個字就可以看到這種衝突。而現在我們根本找不到調解的方式。

　　這樣一種衝突很可能會長久存在。這就會造成兩個結果，第一個是中國的自由化改革，它推進到一定地步，一定是用腳踢上去的。這可能需要一代人來解決。[NT:PAGE=$]

　　第二個會出現結果就是，中國在未來，我們每一個人對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都要準備好足夠的耐心。改革會非常長，在我現在看來，大概會超過我個人的生命長度。中國改革無論遭遇到多大的挫折，多大的困頓，我們一定要對這個國家有耐心。我認為一定走得出來。

　　最不穩定的經濟變革

　　在前面提到的四個制度里，最不穩定的是經濟變革。中國從管仲開始，每一次經濟變革基本上都是以失敗而告終的，而其他三種變革則非常成功。

　　所以從1300年到1800年，長達500年時間，用麥迪遜數據來算的話，500年里中國人均GDP增長是0，就是我們保持了長達500年的高水平停滯。

　　有西方學者預測中國會在未來6年內經濟總崩潰，但我認為中國經濟在6年之內總崩潰的可能性幾乎是零。首先看財政問題，今天中國經濟矛盾重重，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今年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是全球第一位。

　　而且中國當前的中央財政仍然非常充沛，地方財政也一樣。而且國有企業現在也非常強大。或許除了上帝，最有錢的就是中國政府了。

　　第二個是貨幣，人民幣現在是世界最大的硬通貨，每年持續增值。最後土地問題，中國政府在歷史上第一次擁有了通過土地出售來獲得財政收入的方式，中國歷史上真正實行過土地國有化只有兩個時期：一個是新朝的王莽搞公田制。第二個是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平均地權。他說如果我當政，全國土地國有化，工商業全面免稅，國家通過土地租金獲得收入。那么“我國必成全球最強之國家。”

　　想知道一個國家未來經濟的發展，就看這三個方面，從宏觀經濟分析來講的話，這三方面正處在最強勢的時候，但剛則易折。

　　所以最強勢的時候同時也是矛盾最為激烈的時候。中國的中央財政從1994年朱镕基搞稅制改革，到2003年朱镕基退休，10年之間中央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是GDP的2.5倍左右，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征稅能力。

　　到了溫家寶時期，基本上是兩倍左右。中央財政對國民經濟的干擾影響到了民營企業的運營。

　　在中國2000年的歷史上，經濟上又體現出這四個利益集團發展與穩定的周期。中國經濟很容易被發展起來，因為第一，中國長期以來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多就可以從事各種各樣的商業。

　　第二是中國人大概是全世界最喜歡消費的。很多人不相信來生，到廟里拜菩薩，第一句話就是保佑我發財，第二是保佑身體健康，第三句話就是保佑國泰民安。所以說中國天然會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這30年改革開放也一樣，30年我們就變成“激蕩三十年”。到50年的時候必然成全球最強國家，只要不發生戰爭。[NT:PAGE=$]

　　但是中間會出現什么問題？控制和自由的矛盾。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地步以后，四個利益集團會出現變形。

　　1978年的時候，中國沒有一個私營老大。1988年，私營企業已經擁有了中國50%的工業就業人口，貢獻了30%的稅收，然后在1988年底，私營企業的利潤，第一次超過了國有企業。

　　再往前基本上是漢武帝時期，漢朝開建，天下貧瘠，這時候就開關梁，所有關口免征稅，鹽鐵權發給民間，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評過當年最富的26個人，排在前四位的都是鋼鐵大王。這個時候晁錯和賈誼就提出削藩，削藩以后就開始集權主義改革。

　　漢武帝的時候有個人叫桑弘羊。中間還曾經有過劉晏和王安石，有過宋子文。這些人把權力重新回歸到中央政府。收回以后會出現國力強盛，但是在國家資本大規模投入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就會寸草不生，而且20、30年以后就造成民間的萎縮。因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是靠國家集權，大量的就業人口需要地方政府和民營資本。

　　歷次變法

　　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幾次重要的變法，管仲的變法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基本算是有計劃地發展經濟。國家控制兩個重要的生產資料，鹽和鐵，然后把產業向中下游地區，向民間大戶開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整體經濟體制改革。

　　之后是商鞅，商鞅基本上搞的就叫指令性計劃經濟。中央集權制以后，發生了四次大的變法運動，一個是在漢武帝時期，第二是王莽，第三個是安史之亂時的劉晏，第四次是宋朝。

　　漢武帝時期的變法，是在長期寬鬆經濟政策70年以后。唐宋的經濟寬鬆政策基本上長達100年以上。唐是130年，宋是開國到王安石變法是115年。所以唐宋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文明高峰。

　　明清500年長期停滯，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被動地進入現代化社會是1870年以后，中國開始搞新一輪的以工業建設為主的現代化運動，很可惜，中國搞到現在還沒完全實現市場經濟。

　　然后這期間發生了四次大的變法運動。第一次是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在財政、貨幣、土地問題上起任何的變化。第二個是民國時期的孔宋，國民政府搞統制經濟，統制經濟就是計劃經濟，國家重新控制了能源和資源。第三和第四發生於新中國成立后。

　　我們常常把1978年以來的35年的中國經濟改革看成一次經濟改革運動。但是我的觀點可能不太一樣，我認為應分成兩個階段。[NT:PAGE=$]

　　第一個階段是從1978年到1993年，中央和有產者變小，地方政府和無產者變大；前15年中國的經濟改革叫增量改革。增量是兩個，一個是在國有企業改革推動乏力的前提下，允許民間企業發展。同時在南方地區搞特區，引進外資。所以整個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發展基本上是靠引進外資和鄉鎮企業發展來推動的。

　　1988年，當時的中央政府想搞一個大規模的經濟突圍，提出要進行堅決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精神是以物價闖關。很可惜失敗了。1990年經濟簫條。1991年底朱镕基管經濟，1992小平南巡講話，1993年發生了通貨膨脹，出臺了國十六條，整頓房地產，1994年朱镕基搞價格財政稅收整體配套體制改革，1994年中國就走到另一條道路上去了。

　　1994年以后的改革和今天最大的區別是政府提出來，改革的主戰場要從體制外所謂的增量改革，回到體制內改革。整個體制改革的主導權又回到體制內。第二，政府要成為改革的推動力。所以權力要上收。在價格、財政稅收、產業經濟，各大領域整體進行集權。

　　朱镕基在中國經濟史上的地位會非常高。在他的任期，1991年到2003年長達12年，中國經濟保持著高速發展，CPI水平一直很低，但這12年也是中央權力大規模回歸的12年。

　　如果不改革的話，經濟規模不斷擴大，但產業結構沒有進行調整，仍然是一個泡沫化成長的過程。會造成100個人里面，5個人是泡沫獲益者，95個人是受害者。所以中國未來大的問題，其實不是發展的問題，而是公平問題，是重新分配問題。

　　目前城市化仍然能夠推動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而且中國抓到一個特別好的牌：資訊化革命，資訊化對制造業和傳統服務業的改造已經開始了，中國幾乎所有的行業都被資訊化革命洗牌。未來10多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可期待的。但最大的問題是發展的不公平性。

　　其實老天對中國人很不錯。大概1978年以后，上帝的輪值主席是中國人，他給我們一次次犯錯誤的機會，而且現在看來，還有10多年給我們這樣的機會，而我們未來一定要進行改革。（來自BWCHINESE中文網）

　　吳曉波，財經作家，上海交通大學EMBA課程教授，哈佛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