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優化金融供給結構作為主線

苑德軍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推進供給端的結構優化，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進而實現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因而也是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基本機制和重要動力。不僅現階段經濟工作的重心——“三去一降一補”有賴於金融的鼎力支持，而且在未來供給側改革的較長過程中，金融都將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金融支持供給側改革作用的發揮，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供給側改革的推進順利程度。而若使金融強力助推供給側改革，必須把優化金融供給結構作為主線。 

把優化金融供給結構作為金融助推供給側改革的主線，是經濟決定金融這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所決定的，是金融適應和服務供給側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這也是由結構性缺陷已成為我國金融運行中主要矛盾的現實狀況所決定的。目前，我國一些重要的金融總量指標，如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上市公司股票市價總值等，已居於世界前列，但金融運行和發展中的一些結構性矛盾卻越來越突出。擇其要者主要表現在金融資源配置過度向房地產業傾斜，導致高房價泡沫和社會資金“脫實向虛”，而形成有效供給的“三農”、民營高科技企業和大量的中小微企業卻始終無法擺脫融資難、融資貴的窘境；盡管直接融資規模在逐步擴大，但與微觀經濟主體的直接融資需求相比差距很大，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兩種融資方式結構失衡的現象並未有顯著改觀；近年來金融業綜合經營獲得長足發展，金融機構財富管理業務的迅速勃興成為加劇綜合經營趨勢的推進器，跨行業、跨市場的金融交叉產品和金融業務大量涌現，而金融分業監管不僅導致了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而且也不利於有效控制金融風險。很顯然，優化金融供給結構是金融支持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和關鍵。不通過結構改革着力解決金融的結構性矛盾，既有礙於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發展，也會掣肘金融對供給側改革的支持，使金融的支持作用大打折扣。 

從我國宏觀經濟與宏觀金融的現狀出發，優化金融供給結構應主要從三方面入手： 

一是優化金融組織供給結構，大力發展小型金融機構。構建一個由數量較多且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多種類型小型金融機構組合而成的小微金融體系，不僅可以補齊我國現有金融組織體系的短板，夯實金融服務“三農”和中小微企業的組織基礎，而且也為發展普惠金融和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效率所必需。還應該看到，小型金融機構也是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主要着力點，代表着我國金融組織體系發展的主流方向。因此，必須把啟動和擴大民間金融投資作為擴大民間投資規模、激活民間投資活力的重要環節，拓寬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渠道。應在堅持審慎積極原則的前提下，加快民營銀行設立的步伐，同時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參與農聯社改制和城商行、農商行的並購重組，並適當提高民營企業作為單一法人股東在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中的持股比例，允許凈資產達到相當規模的民營企業取得控股地位。考慮到村鎮銀行等小型金融機構具有資本金規模小、籌資能力弱、抗風險能力低等特點，監管部門應對其實行差異性監管政策，制定有別於大中型金融機構、相對寬松一些的監管指標，增強其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為保護和調動中小銀行參與村鎮銀行投資的熱情，加快村鎮銀行發展步伐，應允許監管評級相對較高的城商行、農商行跨省域特別是到中西部地區發起設立村鎮銀行。對到國家級貧困縣和老少邊窮地區發起設立村鎮銀行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增設分支機構網點、開辦新業務等方面，應實行必要的監管激勵措施給予監管政策優惠。 

二是優化金融資源供給結構，促進增加社會有效供給，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商業銀行要按照既積極又穩妥有序的原則推進“去產能”，果斷停止對“僵屍企業”的貸款，倒逼過剩產能出清，同時創新信貸產品和信貸服務方式，增加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的貸款和綠色信貸撥放，支持創新驅動和綠色經濟發展。近幾個月來，很多“不差錢”的房企紛紛高價拿地導致“地王”頻出，在房地產市場上演繹了一個又一個超級神話。這種“面粉貴過面包”的現象，必將進一步推高一二線城市的房價。而遠遠超過普通百姓實際購買能力的高房價，抑制居民消費，抬高創業成本，貽誤結構轉型，放大金融風險，導致產業空心化，已成為危害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顆毒瘤。如果鍾情於資產驅動型增長，希望憑借資產價格上漲帶動投資拉動經濟，那麼，最終必然使經濟被不斷放大的資產泡沫所裹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經濟發展的整個大局也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損害。所以，必須從銀行信貸和直接融資兩端共同發力，收緊房企的流動性供給，遏制房企角逐“地王”的內在沖動，促進房地產市場回歸常態。要擴大商業銀行投貸聯動試點范圍，加快試點進程。對銀行來說，投貸聯動意味着其進入了企業直接投資領域，增加了資本增值的工具和手段，會促進其公司治理能力、風控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提高。投貸聯動為銀行轉型發展提供了新機遇、新領域、新趨勢和新挑戰。對於科技企業來說，投貸聯動為其提供了新的融資渠道，有助於滿足其差異化融資需求，提高其產品研發能力、技術創新能力和經營業績。監管部門應鼓勵商業銀行在投貸聯動的實施路徑、盈利模式、風險控制等方面大膽探索，並盡快出台相應的監管辦法。 

三是優化融資方式供給結構，擴大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規模，降低企業負債率和社會槓杆率。應該加快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拓寬直接融資渠道，創新直接融資產品和直接融資方式，滿足更多“雙創”企業、民營高科技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需求。新三板市場剛剛推出了分層制度，這是新三板制度建設的一項重大舉措，對於實現掛牌公司的科學估值、增強市場流動性、提高市場交易效率和投資者風險識別能力，都具有重要意義。但分層制度只是邁出了解決新三板市場流動性問題的第一步，接下來還應在降低投資者門檻、推出轉板制度等方面盡快取得突破。鑒於資產證券化是擴大直接融資的重要途徑，必須積極推進資產證券化進程。 在努力擴大試點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規模的基礎上，還應推進非試點銀行的非標資產證券化以及非金融企業優良債權和收益權的資產證券化，擴大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范圍。應完善銀行間市場和證券交易所市場的交易機制和制度建設，提高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流動性，為資產證券化創造良好的外部市場環境。同時，積極探索新三板市場和作為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的四板市場的合作對接方式，以實現兩個市場的良性互動，提高四板市場的流動性。要采取積極政策措施支持創投機構發展，鼓勵創投機構開發符合“雙創”需求的融資產品，允許創投機構發行股債結合型產品提高募集資金的能力，增強其可持續發展的後勁。 

（作者為本報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