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業優勢正在消失 郎咸平：全球製造新版圖

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對中國制造業的病根進行了全面解析，並超前預測出中國制造業目前的萎靡不振局面。

導讀：近日，匯豐（HSBC）公布了中國12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只有50.5，且低於上月終值50.8，創下3個月來的新低。在此之前，我們的匯豐PMI指數一直在枯榮線50上下徘徊，夏季的5、6、7三個月更是跌到50以下。這是正常的嗎？

根據Markit統計，德國12月制造業PMI初值達到54.2，並帶動整個歐元區實現31個月的最高值52.7；美國12月制造業PMI初值是54.4，這還是低於預期的。對比之下，我們作為所謂的“世界工廠”，制造業僅僅是趴在枯榮線上殘喘。

中國制造業到底得了什么病？“用工成本、營商成本、官僚主義衍化出的隱性成本，統統高漲，導致外資工廠大量撤離中國。”

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對中國制造業的病根進行了全面解析，並超前預測出中國制造業目前的萎靡不振局面。

為什么這么多美國企業選擇把工廠搬離中國？因為我們過去擁有的發展制造業的傳統優勢正在逐漸消失。

第一，我們的用工成本不斷上漲。中國在過去30年里，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工廠”，主要是靠低廉的人工成本和環境成本，吸引歐美企業來我們這里投資建廠的。但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制造業的用工成本開始迅猛上升。

我給各位提供一組數據，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2008年以來，“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已累計上升71%”。

我給各位舉個例子，從2010年起，富士康連續漲了好幾次工人的基本工資，工人每月的基本工資從2010年6月以前的900塊，增長到了2012年5月的2200塊。

而且富士康的總裁郭台銘還說，到2013年8月，富士康工人的工資大概要漲到4400塊，很可能超過台灣島內工人的基本工資水平。

另外，在這5年多時間里，來華投資建廠的外國老板還要考慮人民幣的升值問題。為什么？

因為你賺的是美元，但是給工人付的工資是按人民幣結算的，一旦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上升，就意味著工人即使還保持原來的工資水平，但你要付出更多的美元去兌換等量人民幣，這其實相當於工資開支上升。那我們的人民幣幣值上升了多少呢？

告訴各位，從2008年至今，如果按照實際貿易加權匯率計算，人民幣的同期升值幅度達到了25.9%。[NT:PAGE=$]

各位看懂了吧，總結起來就是，我們的用工成本在工資上漲、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之下，已經不再是“廉價”的了，而與此同時，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它們在生產成本上比我們更有優勢。

就拿越南來說吧，越南工人的每月工資只相當於500塊人民幣左右。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阿迪達斯把中國工廠關閉，然后再到越南、墨西哥去開新工廠。

還有一點讓人很擔心，對於國內工人工資的不斷上漲，很多企業一邊尋找更為有利的環境，一邊加快了自動化的步伐。

比如富士康，在看到國內工人不斷要求漲工資之后，它不但以“接近惠普等客戶企業”為由，到美國開工廠，還宣布在2014年用100萬臺機器人(行情,問診)代替不斷鬧事、要求漲工資的工人。

而且據我所知，到2012年年底，富士康在山西晉城建立的機器人基地已經造出了2萬臺機器人。

第二，我們的營商成本在不斷加重。我要提醒各位，比我們不斷高企的用工成本更可怕的是不斷上漲的營商成本，比如稅費、工業占地等。

我在這里向各位提供一組數據，美國因為頁岩氣的大量開發，它的天然氣價格只有中國的七分之一，工業用電價格是中國的二分之一。

由於物流成本和能源價格相關，所以美國的物流成本只是中國的三分之二。我們再來看融資成本，中國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占總成本的20%，美國的是10%以下。中國大型企業的是6.5%，美國的是2%左右。再看土地成本，中國工業用地全國平均水平是102美金/平方米，美國的中西部地區是13美金/平方米，即使是舊金山也只有46美金/平方米，那么我們地價最高的上海和深圳的工業用地價格是多少呢？達到了200美金/平方米。

另外，我們的地方政府還有令人吃驚的8921部地方行政法規，這項法規讓各地方政府隨時可以根據當地的財政需要，多給企業增加幾項地方稅或者費用。我說這是“地方政府不守法成本”，它大大地增加了企業的營商成本。就是這樣的營商環境，也難怪這么多的美國企業，還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會紛紛選擇撤出中國了。

第三，由官僚體制衍化出的隱性成本。2011年，中國美國商會對會員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華美國企業反映出的首要運營挑戰竟然是官僚主義。為什么這樣講，是因為當這些企業在中國的一線城市站穩腳跟之后，向二三線城市發展的時候，它們發現這些地方政府普遍都有自由裁量權這個問題。

什么叫自由裁量權？我給各位解釋一下，我們目前制定法律、法規的一般情況是，政府出一個“綱”，地方政府再根據自己的情況制定詳細細則。這就造成了什么？地方政府在決策、執行和監管環節上被賦予了非常多額外的權力，這就導致地方政府官員有了更多的權力尋租空間。[NT:PAGE=$]

另外，因為各地方的情況各不相同，同一個政策在不同地區執行，肯定會有差異，這也非常容易給企業增添麻煩。

我給各位舉個例子，上海浦東新區在行政審批制度里，把車船許可證的審批給取消了，但是周邊省市卻沒有這個規定。結果船只從上海出發，到了江蘇的蘇州，因為你沒有這個許可證，按照江蘇的政策，那就必須接受罰款。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審批流程，環節太多，情況太復雜了。我在調研的時候，聽一個市的領導說：“一個項目從簽約到開工，要走20多個流程，辦30多個手續，一般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時間，有些需報省審批的甚至需要兩三年時間。”

而且告訴各位，根據我的親身調研，這個現象在我們全國都是普遍存在的。我就不曉得有多少企業能經得住這么繁瑣的流程，等得起這么長的時間，因為市場是瞬息萬變的，有時候錯過了最好的時機，跟延誤戰機是一樣的。等把政府要求的各項手續都拿下來，你會發現，也許這個項目就沒有必要做了。

綜合上面的這些原因，就導致了現在這樣一個趨勢：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逐漸消失，大批歐美制造企業或者回流本土，或者遷去越南、墨西哥。

作者郎咸平，著名經濟學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著有《郎咸平說：讓人頭疼的熱點》。 （來自BWCHINESE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