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球局勢將進入一個“熵時代”

金子厚在撰文中認為，目前一些國家的對手，包括難以馴服的地方政府、叛亂分子和聖戰主義者等等，都比過去強大。他們裝備更精良，資金更充裕，在游擊戰方面也更擅長。與此同時，像美國這些外部勢力已經失去打長久平叛戰的興趣。控制世界的動盪局勢變得愈加困難和昂貴，結果就像俄亥俄州學者蘭德爾•施韋爾所說的，出現一個“熵時代”，即群龍無首的世界，沒有任何超級大國來維持秩序。

或許誰都難以料到，2015年的中東局勢竟然會變得如此撲朔迷離。

美軍撤出后，伊拉克國內局勢並未趨於穩定，再加上敘利亞深陷內亂，給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可乘之機。本就如火藥桶般的中東地區，再結合恐怖勢力的興風作浪，使得中東變局成為難破的僵局。

僵持了數十年的巴以問題依舊難產，專家認為，巴以雙方仍陷入“打擊—報復”的歷史循環，好在包括中國、美國等相關國家的中東問題特使仍斡旋其中，堅持“和談”是解決巴以衝突的唯一出路。

與巴以和談的艱難推進相比，今年下半年，延續了12年的伊朗核問題終於取得了歷史性突破。“與世隔絕”多年的伊朗開始百廢待興，走上趨於正常的經濟發展道路。

伊朗核問題六國(美、英、法、俄、中、德)與伊朗在7月14日終於達成全面解決伊朗核問題的協議。根據協議，伊朗在做出妥協之余，西方國家也已開始分階段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伊朗總統魯哈尼甚至在11月中下旬親赴歐洲“招商引資”。

不過，中東普遍被認為是失序、動盪與穩定、發展並存之地。一些老問題取得進展的同時，新的矛盾又潛滋暗長。

今年夏天，歐洲受到了史無前例的難民潮沖擊，而這些難民多來自敘利亞。

敘利亞危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11年敘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爆發的衝突。隨后，衝突愈演愈烈，並將美、歐、俄等主要大國和地區牽扯其中。

在敘利亞問題上，美國一直主張要推翻巴沙爾政權，而俄羅斯對巴沙爾政權則采取支援態度。美國和以色列等國與俄羅斯、伊朗等國近年來在敘利亞問題上角力不斷，互不相讓。

自去年6月起，isis又趁敘利亞內亂、美軍撤離伊拉克之后的戰略真空期迅速壯大，孳生於伊拉克北部摩蘇爾並迅速在伊北部、西部和敘利亞境內擴張肆虐。

除了在敘境內制造慘絕人寰的屠殺外，isis又把觸角深入美歐腹地，制造了巴黎版“9•11”事件，還蓄意擊落俄在埃及的客機，也是12月2日美國加州槍擊案的罪魁禍首。

面對如此斑斑劣跡，最新訊息顯示，英法德等國家都已加入此前以美俄為主的針對敘境內isis勢力的空襲。

事實上，不僅僅是中東。自冷戰25年前結束以來，外交政策專家們一直在警告，因為權力的分散，世界變得越來越動盪。布熱津斯基的觀點也正是指這種無序在世界蔓延。

美國《洛杉磯時報》刊文指出，大國政府和傳統軍隊曾經一度能讓世界臣服。19世紀，五艘英國軍艦在開炮僅僅38分鐘后就迫使桑給巴爾蘇丹投降。強大的國家不再擁有這樣的軍事優勢。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花了10多年時間卻無法徹底實現和平。

原因不是強國不再強大。區別在於，這些國家的對手，包括難以馴服的地方政府、叛亂分子和聖戰主義者等等，都比過去強大。他們裝備更精良，資金更充裕，在游擊戰方面也更擅長。

與此同時，像美國這些外部勢力已經失去打長久平叛戰的興趣。控制世界的動盪局勢變得愈加困難和昂貴，所以我們不那么情愿去嘗試。

結果就像俄亥俄州學者蘭德爾•施韋爾所說的，出現一個“熵時代”，即群龍無首的世界，沒有任何超級大國來維持秩序。

2008年金融危機改變了美國力量的狀態，動搖了自1991年蘇聯解體后美國前所未有的統治地位，打亂了二戰結束以來逐漸僵化的世界秩序。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美國的一間獨立性民調機構)去年12月的一項調查，約51%受訪者認為美國在解決全球問題方面行動過多。更讓人吃驚的是，調查顯示美國人認為美國國力正在走下坡。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此前公開表示，美國已經不能再充當世界警察。布熱津斯基認為，現在世界衝突不斷，首要原因就是美國領導力和危機管理能力喪失，美國成為“紙老虎”。

如果用一個名字來解釋我們是如何淪為這種無領袖狀態的，不少人會想到貝拉克•奧巴馬。

奧巴馬當地時間12月6日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就2日發生的槍擊事件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奧巴馬措辭謹慎，沒有宣布新政策。

奧巴馬在講話中明確說：“我們不能再次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陷入一場曠日持久且代價高昂的地面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張帆說，奧巴馬講話凸顯一個資訊，即白宮對現行中東政策十分堅持，不會再選擇對中東進行大規模軍事介入。

巴黎恐怖襲擊發生后，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訪問美國。在與奧朗德的聯合記者會上，奧巴馬表示各國應加強情報共用，但也明確表態拒絕派遣地面部隊打擊“伊斯蘭國”。

奧巴馬上臺后，從中東退出“兩場戰爭”，反恐重點放在美國本土安全，對打擊境外恐怖組織無意投入過多精力，境外恐怖組織也很難再對美國本土發動大規模恐怖襲擊。

張帆認為，美國最有實力打擊“伊斯蘭國”，但目前美國本土面臨的恐怖威脅不似歐洲那么切近，“基於以往教訓，美國希望歐洲在反恐上多出力，而不應該總想搭美國的便車”。

國際關係學副教授儲殷指出，美國拒當中東“接盤俠”也說明，中東在美國的戰略版面中地位大大下降，即便中東當前局勢更趨復雜、惡化，美國仍無意改變現行中東戰略，而是堅持把戰略重心放在亞太再平衡上。

“奧巴馬加速美國的下滑”福克斯新聞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博說，奧巴馬的全部作為是每天站在那里喋喋不休地抱怨這個國家發生的一切，好像他沒有任何權力做任何事情。

“還記得希望和變革嗎？現在只有悲觀和僵局。至少奧巴馬令人失望的第二任期就是給人這樣的感覺。”這樣的感慨代表了不少美國人的無奈。

但在分析人士看來，許多問題責任並不在奧巴馬，而是與大環境以及美國政治分裂密不可分。

國內方面，美國社會極化現象日趨突出，黨派政治愈演愈烈。凡是民主黨贊同的，或者奧巴馬推動的，那么共和黨人必然極力反對。雙方的建設性協商與妥協越來越困難，扯皮成為常態。

國際方面，有觀點認為，國際關係的單極時代已結束，新興的國際秩序並非很多人認為的多極格局，它可以更準確地描述為多元化世界。

首先，當今國際政治的主要參與方不只是大國或新興力量，還包括國際組織、非國家主體、地區力量和組織以及跨國公司。

歐洲在二戰前的相互依賴主要基於貿易關係，但當今世界的主要國家存在更廣泛、更復雜的依賴關係。它們不但在貿易、金融和制造業方面交往合作，而且同樣面臨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等跨國挑戰。

多元化世界並不以任何單一國家的霸權為特征。實際上，正如johnikenberry在其著作《自由利維坦》中提出的那樣，多元化世界的發展伴隨著“美國為主導的自由霸權秩序”的衰落。

美國已無法像二戰前一樣制定規則並壟斷全球治理機構。另外，雖然之前自由秩序的元素會留下來，但它們必須適應那些不服從美國指揮的新主體的需要。

新興力量希望有空間來主張它們在領土、安全和發展問題上的原則和立場。這可能會導致對現有秩序的重大調整，使美國無法維持其不容爭議的主導地位。

美國中情局前副局長約翰•麥克勞克林說，力量，美國人本能地把這個詞與美國在世界扮演的角色聯系起來。

但是，隨著中東局勢失控，俄羅斯挑戰歐洲秩序，恐怖主義再度抬頭，中國在亞洲大力擴張影響，美國要領導這個新世界，必須按輕重緩急列出國內要務，還必須做好準備要采取不同的領導方式。

總而言之，外面的世界一片混亂。但我們最好習慣這種狀態，它可能是新的常規。(商業見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