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作為量度香港經濟活動的指標已不合時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撰文指出，Joseph E. Stiglitz教授在GDP Fetishism一文中指出，國民生產總值作為量度經濟增減程度的指標，非常不完善，加上社會及經濟環境的變化，問題變得更為嚴重。其實，Stiglitz教授曾伙伴前法國總統Sarkozy，選定了一組資料，嘗試以之量度社會的整體福祉，但像很多其他相似的努力一樣（包括中國多年前為了擺脫國民生產總值的緊箍咒，也嘗試另定了一組數據）都沒有多大結果。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國民生產總值在統計量度方面所以具有強大生命力，除了因為還未有更佳而又可行的取代做法外，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政府及公眾都需要一套有連續性的數據以作比較。但以國民生產總值來分析香港的經濟狀態及其面對的問題，遠比因為國民生產總量的一般性缺陷所產生的問題來得嚴重，原因是香港的經濟超過90%幾來自服務業。

按現行的國民生產總值計算，香港經濟除了幾個百分點外，差不多全部屬於服務業。單從這樣的數字，便能看出問題，因為這樣的資料說了等於沒有說。如果這資料旨在告訴我們香港已差不多是一個純服務業經濟體，則問題還比較簡單。如果一年又一年的用這資料作比較，從而告訴我們經濟每年、每季的增或減，我們便不得不問：這是真的嗎？准確嗎？能用嗎？這才是問題所在。

國民生產總值的概念及計算方法誕生在經濟大蕭條及二次大戰期間，這正是工業社會的黃金時代，它的概念及計算方法，基於生產性經濟活動的三分法，即將之分為農業、工業及服務業，計算對象又以工業生產為主。服務業本身並無很明確的獨立界定，其實就是農業與工業以外的其他生產活動，包含了不屬於農、工業的各式各樣經濟活動。

在三種產業分隔比較清楚，服務業的相對規模比較細小的時候，這樣的三分法仍可接受，但對於香港這一個差不多全部是服務業的城市型經濟來說，其指導性的意義就不大清楚了。輕的來看，沒有透視實際情況，嚴重的話就可能誤導公共政策。

舉例來說，香港現有一個頗為成功的企業：在工廠大廈內養咸水魚供應餐館及街市。這應該算是農業吧，但它全無傳統農業的元素，既不用魚塘，不受天氣影響，也沒有季節性，它的運作反而較接近工業；水耕、溫室、高科技農業生產亦有類似的情況。傳統的產業三分法，在這里遇到了問題。

另一例子是我們常見的大型連鎖快餐店，這些企業不單對顧客提供餐飲服務，自己也擁有相當規模的食物生產活動，把原材料做成半制成品或制成品。那麼，它們應算是服務業呢還是制造業？還是兩樣都是？這對我們的土地政策、人力培訓，都有直接關系。

負責國民生產總值計算的專家，當然會應對這些問題，並采取解決措施。例如在快餐企業的例子，嘗試把企業的兩個部分業務分開計算，但我們先不追究企業內部的分部門結算會否准確，就算企業能按有關要求，如實把數據上報，這二分法即服務部分與生產部分的統計，實際意義又何在呢？在面對經濟活動急劇及大規模轉變的今天，這是個有必要探討的問題。

把產業劃分為三大類別這傳統做法，會引發我們討論各種相關的問題。例如香港應否維持一定比例的第一產業即農業，又或者應否大力吸引第二產業即工業回流，從而保證各產業之間的均衡發展，並增加就業工種的多元化等等。

這些討論背後包含不同的理念、道理和價值觀。例如支持發展農業的可能是為了懷舊、保護傳統，或補充城市生活的不足，所以他們推動復耕種地，搞周末農夫。想發展高科技農業的則可能是為了環保、健康生活、生產無污染的高價食品，或者純粹是因為這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又有不少人認為，要同時有這三種產業，經濟結構才算健康。

上述這些例子在於說明一些傳統的經濟活動概念，可能與現代經濟活動形態與企業模式嚴重錯配，它們不單止沒有幫助我們了解經濟的結構，更可能使我們產生錯誤觀念，導致我們做出錯誤的政策，走向錯誤的發展方向。

國民生產總值指數不是個萬能丹，它只是一個經濟生產活動總量的前後比較指數，設計時沒有指望其可以反映社會財富分布的情況，或產品服務質素的變化。對於國民生產總值，我們希望指出這指數本身的缺陷及不足，因而不要對之過分依賴，應發展其他能幫助大家了解社會情況變化的重要數據、資料。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重視「失業率」，傳媒對之往往多作報道。但其實我們也有在業人數總量變化的資料，但鮮受到社會重視（在美國，這組數據受重視得多）。在業人數總量的數據其實也能反映我們的經濟狀態。失業率的定義及其計算辦法隱藏了很多缺陷，例如失業率並不計算那些已放棄找尋工作的人。

經濟學界或者未能找到比現有的統計模式更好的辦法，去幫助我們清楚、准確地了解經濟活動的表現。此外，今日的社會也對經濟生產以外、涉及人們福祉的各種因素，有着前所未有的關心。如何有效反映實際情況，這對所有涉及公共政策制定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挑戰。（文章來源：hk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