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蘇聯新盧布改革與中國金圓券改革比較研究

【內容提要】二戰后，中蘇兩國在經濟背景上都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在政治和軍事背景上則不同：蘇聯已經獲得良好的國內和平環境，而國民黨政府先是“備戰”，之后又“養戰”，並由此導致財政狀況的惡化和經濟政策的混亂。蘇聯1947年的新盧布改革與中國1948年的金圓券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相同，區別之處是金圓券改革的某些具體措施更為激烈。新盧布改革對金圓券改革的決策和具體實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通過新盧布改革與金圓券改革的比較，可見后者的失敗在於在“天時”與“人和”上均犯了大錯。

【關鍵詞】蘇聯幣制改革 蘇聯新盧布改革 金圓券改革

【作者簡介】王小龍，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學院理論報告團講師。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7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給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種下了經濟方面的惡果。戰爭結束后，各國普遍面臨不同程度的經濟困難，“二戰使幾乎所有文明國家的商品價格都大幅上漲，無論是工業國還是農業國，也無論是參戰國還是中立國”[①]，長期積累並繼續加劇的通貨膨脹，是戰后世界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制約因素。因此，戰爭結束后如何控制和消減通脹，成為許多國家亟須解決的重要課題。戰后初期，比利時、希臘、波蘭、南斯拉夫、法國、荷蘭、丹麥、挪威、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芬蘭、蘇聯、西德、東德等國家，都先后進行了幣制改革。[②]之后許多國家也紛紛效仿，在本國推行規模或小或大、力度或輕或重的改革政策。戰后的蘇聯作為綜合實力僅次於美國的大國，其幣制改革在國際上備受關注。世界主要國家的媒體都進行了大量的報導和評論[③]，尤以中國為甚[④]。戰后初期，國民黨政府統治區域也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國際上掀起幣制改革浪潮之時，國民黨政府內部對於是否進行幣改、何時進行幣改、怎樣進行幣改等問題，均有重大分歧：一部分人因對幣改副作用及其可能帶來的風險而心存顧慮，而另一部分人則指望通過幣制改革來整頓經濟而躍躍欲試。對於決策者而言，因疲於戰后接收、政治談判、軍事動員等其他事務造成的分心，[⑤]且對於兩種意見一時難以取舍，故對於是否幣改、何時幣改等問題舉棋不定。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終於頒布法令，宣布進行幣制改革，史稱金圓券改革。這場改革很快以失敗收場，成為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完全失敗前倒下的一塊關鍵的多米諾骨牌。

關於戰后世界主要國家幣制改革的研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對幾個不同國家的幣制改革進行比較研究[⑥]；另一種是對單一國家的幣制改革進行具體研究，例如關於蘇聯[⑦]、中國[⑧]幣制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影響的研究。，總體上后者多於前者。

目前鮮見對二戰后蘇聯與中國幣制改革進行比較研究的成果。二戰后蘇聯與中國的幣制改革處於同一時代，面對相似的時代主題，它們在實施背景、具體措施等方面有許多相同之處；但二者結果迥異，一成一敗都對兩國之后的發展命運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以1947年蘇聯新盧布改革和1948年中國金圓券改革為考察對象，通過比較，研究二戰后中蘇幣制改革的異同及相互關係。

一、幣制改革的背景

（一）戰爭給中蘇兩國帶來的嚴重通貨膨脹

中國和蘇聯同為戰勝國，在戰爭中都受到了嚴重破壞，付出了巨大犧牲。在某種程度上講，蘇、中分別是長期牽制和對抗德、日法西斯的最主要力量。經濟萎縮、產業不振、民生凋敝，地區間恢復發展水平嚴重不平衡等，是戰后中蘇兩國經濟社會都同樣呈現出的景象。據統計，戰爭期間，蘇聯“僅直接的戰爭支出就達551億盧布，而由於戰爭所帶來的損失相當於679億盧布。被占領地區的財產損失為該地區全部財產價值的三分之二”。對此，蘇聯學者感嘆道：“一個國家這樣的支出和損失的數字，在世界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⑨]德國元帥施欠爾那格爾在向希特勒提出的特別備忘錄中說：“25年，這便是俄國要恢復我們所造成破壞的時期。”[⑩]具體在財政金融方面，就是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和通貨膨脹。為了解決巨大的戰爭開支問題，政府主要通過征稅、超量發行貨幣和戰爭經費籌集動員等方式，來解決收支不平衡的問題。“蘇聯在戰爭期間，廣泛地開展了以物質和財政援助前線的群眾運動。居民為戰爭的需要，自愿繳款達94.5億盧布，占整個直接戰爭支出的18%；而居民的稅款支付總額為270億盧布，占整個國家收入的26.4%以上和整個直接戰爭支出的幾乎一半”。[11]到1944年，蘇聯預算收入已經可以彌補支出，但同時可以看到，蘇聯人民的付出和犧牲是巨大的。據估計，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了三倍。[12]戰爭期間，蘇聯實施了固定價格制度，但由於貨幣發行量的增加以及商品供應的緊缺，“……引起了集體農莊市場上物價的大幅上升，與戰前水平相比上漲了9-12倍”。[13]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戰后初期。與蘇聯相比，中國在戰爭中也遭受了巨大損失。據統計，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期間（1937-1945年），中國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領，直接經濟損失達62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14]戰爭期間，由於沿海地區城鄉相繼陷落，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關稅、鹽稅、統稅三大稅收和其他稅收大幅度下降，使得政府收支嚴重不平衡。[15]為了應對這一問題，政府雖然實行了戰時統制經濟政策，但仍難以填補財政的巨大虧空，不得不采取超發貨幣的措施。到1945年底，法幣發行額已達10319億元，大大超出了市場所需的貨幣流通量。法幣貶值，通貨膨脹形勢嚴峻。需要指出的是，戰后初期，隨著日占淪陷區被逐漸收復，法幣流通區域擴大，超發的貨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物價出現短時期區域性的下降。[16]然而，為了發動內戰，國民黨政府繼續超發貨幣。到1946年底，法幣發行額增至37261億元，一年之后，又迅速攀升至331885億元。到1948年金圓券改革前夕，法幣發行額竟史無前例地高達663萬億元。[17]總之，戰后初期，盡管程度有所區別，但中蘇兩國均面臨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

（二）戰后蘇聯財政狀況的好轉與中國財政狀況的惡化

盡管戰爭給兩國經濟均帶來嚴重創傷，但戰后兩國經濟形勢的變化卻有很大差異。據蘇聯財政人民委員部的官員回憶，早在1943年底，斯大林有感於當時通貨膨脹的壓力，就開始考慮幣制改革的相關問題。[18]到了1944年，蘇聯黨和政府已經著手整理經濟，不僅盡量避免更大的損失，而且開始為恢復經濟做準備。1944年之后，蘇聯國民收入開始增加，工業總產值甚至已經基本恢復到了衛國戰爭前的水平，具體的經濟發展指標如下表：

與蘇聯相比，中國戰場直到1945年初仍然面臨緊張局勢，不僅是軍事意義上的，也有經濟層面的危機。雖然從1938年開始抗戰就已經進入相持階段，但此時國統區經濟形勢並沒有好轉。特別是在1943-1945年間，用於社會民生的財政支出逐漸減少，導致國統區經濟特別是社會民生發生嚴重困難。主要原因是國民黨政府此時軍務費用的大規模增加。據統計，國民黨政府1943-1945年間的軍事開支呈直線上升趨勢，為全面抗戰以來之最。

一些人認為，從1944年開始，國民黨正面戰場開始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故軍務費開支陡增是理所當然。1944年2月，蔣介石在南岳軍事會議上提出，“我軍向敵反攻決戰的階段——第三期抗戰開始的時候到了”，倘若“敵不先來進犯，而我們到了五六月間，準備完成之后，必須堂堂正正地實行反攻”。但實際上這一時期國軍並沒有開展相比於之前時期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且僅有的幾個軍事行動也並非原先早有部署的戰略計劃，而基本上是被動的應對措施，最後取得的成效也不盡如人意。近年來學術界甚至對國民黨正面戰場是否存在一個戰略反攻階段抱有懷疑。正如時任國軍高級將領的張發奎所言：“在整個抗戰中，我們一直采取守勢。在戰爭快結束時，我首次負責發動重大規模的攻勢，可惜攻勢剛開始，戰爭就結束了。”[19]因此，國民黨政府此時大量增加軍務費用開支，意欲何為？去向何在？或者說，此時仍將財政支出大量投入軍事行動，而忽略了同時應該重視的經濟民生的恢復，是否為一個戰略失誤？如果說在1944年，可能並未能預見到戰爭勝利之日來得如此之快，而繼續作打持久戰的準備；但到了1945年，在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之時，政府應該努力平衡軍事開支和經濟恢復開支，並逐步向恢復經濟傾斜。可見，與蘇聯政府在1944年就開始逐步采取經濟恢復措施不同的是，國民黨政府此時仍在拼命擴大軍事開支，其目的是準備發動內戰。

為準備和進行內戰而造成的沉重軍事開支負擔，是形成財政赤字的一個重要原因。“1945年度軍事開支所占歲出百分數竟高達87.3%，與該年度高達87.7%的財政赤字正相吻合。可見，財政上幾乎占九成的赤字，正是軍事開支所造成的。歲出上每十個錢中九個錢是用在軍事上面，使財政上每十個錢中的九個錢沒有著落。這就是這一時期國民黨政府財政一個最基本的特點。”[20]時任財政部長俞鴻鈞在向“國大”作的報告中坦陳：政府 1946年財政總收入法幣12791億元，總支出卻達到了法幣55672億元，財政赤字高達法幣42881億元。[21]1947年財政總收入法幣138300億元，財政總支出409100億元，財政赤字迅速上升至法幣270800億元。[22]實際上，上述的數據可能也是有一定水分的。例如同一時期的數據，時任中央銀行總裁的張佳璈就給出了不同的版本，比俞鴻鈞版高出了不少。他的統計數據顯示，1946年軍務費支出占總歲出的59.9%，1947年為54.8%，1948年金圓券改革之前（1-7月）攀升至68.5%。[23]當然，當時的知識界和媒體也作了估算，結果顯示情況更為糟糕。[24]到了1948年下半年金圓券改革前夕，財政赤字竟高達900萬億元之巨。[25]從某種程度上講，財政惡化已經使國統區的經濟陷於崩潰的邊緣，引起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與國民黨政府不同的是，蘇聯政府在戰后就合理調整財政分配，減少軍務費用支出，很快實現了國家預算的平衡，並將大量財政支出投入到國民經濟和社會民生的恢復發展之中。據統計，1946-1948年，蘇聯財政預計收入超過支出43.7億盧布，比1944-1945年多4倍以上。國家財政預算的完全平衡，被認為是順利進行幣制改革的最重要的前提。[26]“由於國民收入額不斷增加與國家預算順利執行的結果，……也就使得有可能在1947年12月實行幣制改革，取消一切食品與工業品配給制度。”[27]

（三）幣制改革前蘇聯經濟政策的計劃性與中國經濟政策的無序性

1945年8月，蘇聯黨和政府責成國家計委編制恢復和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的第四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恢復戰爭破壞的地區，使工業和農業達到戰前的發展水平，然后再大大超過戰前水平。[28]戰爭甫一結束，蘇聯最高蘇維埃就通過了《蘇聯國民經濟恢復與發展的五年計劃（1946-1950）法規》，把經濟恢復和發展作為戰后國家的中心工作，提出了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要達到的幾項任務，其中包括“在最近期間取消憑券購物制度”、“鞏固國民經濟中的貨幣流通與信用關係”[29]，並在“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質與文化水準的計劃”中，要求“保證各種商品價格的不斷降低”[30]、“在1946與1947年間實行由居民的憑券購物轉變而為發展的蘇維埃貿易”。[31]1946年3月，蘇聯第二屆最高蘇維埃第一次大會通過了《蘇聯國民經濟恢復與發展的五年計劃（1946-1950）》，正式提出了相關任務（作為工業生產之后的第二項重要任務），那就是“使農業以及生產消費品的工業高漲起來，以保證蘇聯各族人民的物質幸福，並在國內造成主要消費品的富足。必須超過國民收入的戰前水準以及國民消費的水準，在最近的將來取消配給制度而代之以開展著的標準的蘇聯商業。特別注意日用消費品生產的擴大，利用逐步減低物價的方式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這些任務，反過來又要求鞏固貨幣的流通及蘇聯的盧布。”[32]具體地，“在1946年，擬取消面包、面粉、谷物以及通心面的配給制度，而在1946年和1947年期間，其他一切商品的配給制度亦擬取消。在廢止配給制度及不斷減低物價的基礎上開展的蘇維埃商業，必須將鞏固貨幣的流通，並大大增加蘇維埃盧布在國家全部經濟生活中的意義。”[33]可見，蘇聯政府從一開始就把幣制改革置於國民經濟恢復發展的全盤計劃之中，並在幣制改革前就進行前期準備工作，以保證幣制改革能按時順利地開展。這些前期準備工作，主要表現為合理調整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產品的比例，大力促進農產品(000061,股吧)和日常手工業品的生產，以滿足市場上的商品需求，降低物價，消化通脹。戰爭結束后第一年，蘇聯工業基本上就已由戰時體制改變為平時體制。例如1946年日用必需品工業的出產，已比1945年提高了20%。進入1947年，工業生產及基本建設的速度發展迅猛，連續四個季度均比前一季度增加百分之十二以上，最高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到1947年第4季度，蘇聯工業產量已經達到了戰前1940年平均每季度工業生產量的規模。國民經濟恢復的速度超過了計劃的規定。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國庫收入也不斷增加。[34]這些政策有比較充分的計劃性、準備性，為之后幣制改革工作的順利展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反觀中國國民黨政府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其中的金融政策，則可以用“混亂無序”一詞來概括。戰后國民黨政府面臨著對淪陷區的經濟接收和恢復全國經濟的雙重任務。金圓券改革之前，“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其核心是通過開放金融市場，穩定幣值，重建統一的經濟體系，恢復經濟活力。”[35]這一時期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實際上是由宋子文主導實施的。宋子文早年留學美國學習經濟，先后獲得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學位，可謂美國自由經濟的“學院派”。此外，借助於宋子文與美國政商界的關係，國民黨政府可以更好地獲得美國的經濟援助。然而，從這一時期推行的經濟政策來看，卻並非完全遵循自由主義經濟的理念和原則。事實上，1946年到1947年間，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太按常理出牌”，常常“忽左忽右”。例如，在所有制政策上，偏重於對國有企業的扶持，大力發展國家壟斷企業，而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犧牲民營資本的利益，這種政策明顯不符合自由主義經濟的理念，而被詬病為“經濟左傾”，“比蘇聯還蘇聯”。但在金融政策上，卻主張完全開放貨幣市場，推行金融自由化。實際上，國民黨政府這一時期經濟政策的矛盾和混亂是有社會歷史背景的。戰后中國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局勢和環境，比美國或蘇聯都更為復雜和險峻。無論美國抑或蘇聯，戰后國內基本實現和平，經濟恢復是最主要目標；而戰后中國卻仍然被內戰的烏云籠罩，實際上由“戰后”（對外）又走入了“戰前”（對內）。故而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就一直在“恢復建設”心態和“備戰”“養戰”心態中徘徊，以至於左右搖擺不定，時而“學蘇聯”，時而“學美國”。這一時期國民黨的金融政策便是如此。實際上在戰后初期，從某種程度上講，圍繞是否要進行幣制改革的爭論，在本質上是一場經濟政策的“左右之爭”。初期爭論的結果是，以宋子文為代表的“美國派”占了上風，決定不考慮實施幣制改革計劃，而是馬上結束金融管制政策，代之以開放金融市場計劃；通過開放黃金外匯市場買賣，回收過量發行的法幣，以實現穩定通貨的目的。該政策實施后不久就釀成了1947年轟動海內外的黃金風潮。法幣非但沒有穩定，物價反而暴漲如洪，百姓生計遭受嚴重損害而不得不為了“反饑餓”而走上街頭。這標志著宋子文金融開放政策的破產。“事實證明，開放黃金外匯市場是宋子文施政期間最引起眾人非議、並最終徹底失敗的一項政策。除了消耗大量黃金外匯儲備由官控轉為‘民有’，並引發了國民黨統治的經濟政治危機之外，這一政策不僅未能取得宋子文當初設想的效果，而且成了他下臺的導火索。”[36]上海黃金風潮以后，蔣介石要求宋子文按以下原則擬定挽救局勢的方案，即：停止出售黃金，宣布調整匯率，凍結上海的工資在1月份的水平上，控制糧、棉、燃料等物價。宋子文表示異議，蔣指令宋執行，稱其正在為過去幾個月的錯誤政策，比如出售黃金，付出代價，不得不承受其后果。[37]這表明，經此一役，蔣介石對宋子文那一套已不再信任；加上國共已由局部衝突發展為全面內戰，蔣介石急於扭轉經濟局面為軍事斗爭作準備，故轉而支援采取嚴厲統制、速戰速決的經濟措施，於是便又傾向於推行幣制改革了。

二、幣制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

（一）蘇聯1947年新盧布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

由於長期戰爭的損害，戰爭勝利前后，蘇聯各地普遍存在物資緊張特別是食品短缺的現象，在有些地區甚至非常嚴重。時任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給中央領導人的多份報告顯示，在配給制度下，由於糧食減產造成的供應不足、通貨膨脹造成的物價上漲，以及地方官員非法挪用和揮霍救助基金的行為，造成了許多地區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38]戰后初期，一方面，蘇聯許多地區發生了嚴重旱災和作物歉收，人民生活遭遇困難，特別是農民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貨幣貶值，且國家負債較重，戰時遺留的內債尚未得到有效的兌付和清理。一些地區的百姓要求政府及時兌付債券，支付現款，甚至直接援引蘇聯憲法的規定，寫信給財政部長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要債”。[39]由於災害的原因，幣改不得不往后推遲了一段時間。[40]隨著災情的緩解，特別是新的五年計劃實施以后，蘇聯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速度明顯加快。在商品市場方面，產品供應量有所提高，但通脹壓力仍然很大，這表明蘇聯既到了實行幣制改革的“可能性”時機，也到了實行幣制改革的“必要性”節點。1946年下半年，蘇聯政府開始擬定幣改計劃方案。1947年4月3日，蘇聯財政部長茲韋列夫向斯大林報告幣制改革的有關情況：“用於兌換將要提供近600億盧布的銀行券和國庫券。若按5:1比值來兌換貨幣，貨幣總量將減少480億盧布，發到居民手中的新幣為120億新盧布。……兌換貨幣時，需合理地重新估價居民的貨幣積累，它們主要是居民在戰爭年代存入儲蓄所、國家銀行的積蓄，戰爭期間未曾度假而發給的補償證明以及1938年的債券。由於幣制改革，國家債務將減少大約700億盧布，其中因發行新幣減少520億盧布（包括遺失和下落不明的盧布近40億），因居民存款和儲蓄而減少160億盧布。……新幣發行應該在廢除憑證供應制的時候及時進行，以便公開交易能按統一價格執行，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廣大勞動階層在兌換新舊貨幣時的損失得以補償，同時減少商品流通時可能出現的一些暫時困難，防止形成收益投機和維護新幣的信譽。”[41]斯大林基本同意這一實施方案。1947年12月14日，聯共（布）中央和蘇聯政府發布《關於改革幣制及取消配給制的決議》，這標志著新盧布改革的正式開始。

幣制改革的主要思路是“發行十足價值的新幣，並且廢止……價值低賤的舊幣流通”。按照《決議》，蘇聯政府於12月16日發行1947年版的新盧布（見附圖1）。對於現金，“現在通行的貨幣現款兌換新幣，其比率為舊幣十盧布兌換1947年版式新幣一盧布”。對於銀行存款，則根據數額實行差別變更，一般分為三個階梯：第一，“凡不超過三千盧布的存款，仍照其票面價格不加變動，即按照一比一的比率重新估值”；第二，“凡不超過一萬盧布的存款，其中三千盧布仍照其票面價值作為存款，不加變更，余款則按照新幣二盧布對舊幣三盧布的比率重新估值”；第三，“凡超過一萬盧布的存款，其中一萬盧布按照上述第二條規定的比率重新估值作為存款，余款則按照新幣一盧布對舊幣二盧布的比率重新估值。”對於“各團體的合作機關以及各集體農場的經費及活動存款”，則特別規定“將按照新幣四盧布對舊幣五盧布的比率重新估值”。此外，與幣制改革並行，政府還決定取消供應品配給制，除集體農場市場外，“實行食品及工業日用品單一的低廉的國家零售價格”，采取積極干預的手段人為降低物價。[42]上述方案公布后，除了對個別措施有所調整和補充（例如個別地區為加快幣改進程壓縮了兌換期限）之外，蘇聯的這場新盧布幣制改革基本照章執行。

蘇聯1947年的新盧布改革基本達到了消減通脹、控制物價的目的，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43]按照一些經濟學家的估算，幣制改革使市場貨幣總量由原來的436億盧布下降到140億盧布。[44]“如果單從蒸發市場上超額的貨幣量來說，幣制改革的目的達到了；總的來說，幣制改革為國家金融的穩定創造了條件。”[45]從當時蘇聯官方的角度看，對這次幣改的成效是非常滿意的。時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的莫洛托夫，在1948年11月發表的《在新的高潮中》的演說中認為：“我國在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紀念日后所實現的一個最重要的措施，便是幣制改革，以及同時取消居民供給方面的購物證制，並對工業品和糧食品規定一種劃一的、降低了的固定價格。這個決定幫助了迅速消減在戰爭時期發生的通貨膨脹現象所產生的惡果，並為國民經濟加速發展造成了有利的前提。由於固定糧食品和工業品零售價格降低，以及合作社商業和集體農莊市場上價格隨著降低的結果，盧布購買力已提高了一倍……可見，幣制改革以及國家在改良貿易方面所進行的措施，大大促進了工人和職員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46]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的馬林科夫指出：“蘇聯政府在1947年年底貨幣改革與廢除配給制以后，降低了消費品的價格。物價的降低，使人民在一年中節省了將近860億盧布……物價降低……提高了盧布的購買力並改善了蘇聯盧布對外幣的匯率。工人與知識分子的實際收入增加了，農民為購買工業品所必須支付的款項減少了。”[47]“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消費品的價格曾三次減低。人民從第一次減低物價獲益約860億盧布，從第二次減低物價又額外獲益約710億盧布，而從最近第三次減低物價人民至少獲益1100億盧布。”[48]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的布爾加寧則在演講中說：“大家知道，蘇聯政府曾實行貨幣改革，連續降低物價，1950年第三次降低了日常用品的零售價格。這就進一步加強了蘇聯的盧布並提高了它的購買力。還在1949年時，平均工資與薪金（以物價計）即比戰前增加了24%。農民的收入相應地提高了30%。”[49]到了1951年4月，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和蘇聯中央統計局發布的《蘇聯第四個五年計劃執行的總結》，特別歸納了貨幣改革的意義，分別包括降低物價，提高工人、知識分子和集體農莊成員的生活水平，以及提高盧布的國際匯率。[50]“1946-1950年的五年計劃所提出的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任務，由於實行了貨幣改革而成功地得到解決，它鞏固了貨幣流通和國民經濟中的信貸關係。這首先促進了經濟杠桿——價格、信貸、利潤、經濟核算作用的鞏固和提高。”[51]也就是說，在官方的話語中，這次幣制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從社會大眾的角度看，這次幣制改革也有不足甚至利益受損。一方面，幣改造成了部分民眾的損失。許多較早獲悉幣改政策措施的“訊息靈通人士”，成功規避了幣改的風險並將可能的損失降到最小（例如，1953年蘇聯檢察機關在調查貝利亞時，發現他於1947年幣制改革時，曾指示助手將存款分開多個賬戶儲蓄，從而避免估值時遭受更多損失[52]）。但許多普通民眾則在擔憂和驚慌中四處奔波，而幣改造成的利益損失卻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他們來買單。另一方面，幣改及相應的降價措施，使得糧食產品價格下降的幅度遠遠大於工業產品下降的幅度，擴大了業已存在的“剪刀差”，使得農民為改革做出了更多的犧牲。“不幸的是，在這次重大的政策調整中，農業經濟的發展被置於最底層，而不得不再次擔負起繳納‘貢賦’的重任。”[53]當然，任何改革都會有犧牲，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都會有所滿足，也會有所損害。“在蘇聯，貨幣改革自不免要作某些犧牲，但這種犧牲的大部分是由國家擔負起來，僅很小的部分由全國人民擔負。就全國大多數人民言之，這種短時的損失馬上會由物價的降低得到了補償。”[54]總體而言，蘇聯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的犧牲雖然較大，但基本還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在當時看來，這些犧牲是難以絕對避免的。總之，蘇聯1947年新盧布改革在宏觀意義上是成功的，不僅在於它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通貨膨脹，使得國民經濟從戰時的緊張混亂局面中恢復過來，而且還在於它的順利實施令蘇聯在國際金融競爭中掌握了主動。幣制改革后的蘇聯領導人躊躇滿志，斯大林甚至說：“我們這次勝利說明，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蘇維埃社會制度。”[55]

（二）中國1948年金圓券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

黃金風潮爆發不久后的3月21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去年一年中我們中國經濟上所遭遇的困難，各位同志都明白，用不著細說。本來去年八月外匯率變更以前，我們中國經濟的情形，已經漸漸好轉，物價漸趨平穩，民生亦漸趨安定。於是財政當局乃決定變更匯率，鼓勵輸出，以期收支平衡，然后改變幣制，而謀整個經濟的復興。但究竟因為我們對於經濟的措置，缺乏經驗，不能在變更匯率的同時把握時機，斷然改革幣制，以致后來國產貨物，因匯率提高而漲價，同時美金黑市亦不斷上漲，遂形成今年年初經濟紊亂的現象。這是本人應該向各位同志引咎的。”[56]由此可見，蔣介石將之前金融政策失敗的教訓，歸為延誤時機而不及時進行幣制改革。鑒於各方對是否要進行幣改仍顧慮重重，一方面，蔣介石故作鎮靜，以期穩定局勢。1948年4月9日，蔣介石在國民大會作施政報告時說：“但是今天我們中國的經濟是不是已經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像共黨所宣傳的，即將趨於崩潰呢？抑或今天我們經濟上種種紛亂和不安的現象，是由於我們本身的心理所造成呢？為答復這個問題，我今天可以將國家財政經濟的數字，坦白地告訴大家。截至三月底，我們法幣發行總額，不到七十萬億。照目前美金牌價折合，只要有一億八千五百萬美元，即可將全部的法幣收回。（如照所謂黑市價格，則只需一億二千萬美元）然而我們政府存在中央銀行和其他國家行局的美金，尚有二億八千萬元，而上月國務會議決定將資源委員會、中紡公司以及招商局等各一部分的資產，以及敵偽產業和賠償物資撥交中央銀行，隨時可以變價抵押的總數約為四億美元。兩者合計，已有七億美元。最近美國國會所通過的援華貸款，尚不在內。由此可知，我們法幣的準備，非常充足，金融的基礎非常鞏固。金融基礎的鞏固，就證明我們經濟的基礎並未動搖。現在人心惶惶，以為經濟即將趨於崩潰，這完全是受了共黨及其宣傳工具的影響，對政府失了信心，因而造成了自己害自己的恐慌心理！各位今天聽了本人負責的報告，就可以祛除這種無謂的疑慮了。”[57]另一方面，蔣介石也令人作幣改的準備，分別指示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財政部長王云五等人研究幣改的可行性方案。對於宋子文、俞鴻鈞等長期浸淫於經濟學界的專業人士，蔣介石顯然頗有戒心，而對於王云五則特別的青睞。在考慮財政部長任職時，他強調“此席須由與金融界無關係而能大公無私者來擔任”[58]。王云五於1948年5月被任命為財政部長。到任后，他力主推行增加稅收、裁並機構和改革幣制三項措施，[59]對於第三項工作，王云五直言，“早在一年以前，我已認為只有改革幣制，才能挽救財政經濟日趨惡化的局勢”[60]，因此將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制定幣改方案上。王云五幣改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嚴重依靠美援，一心想依靠美國貸款平衡穩定財政，從而實現幣改成功。據他回憶，“我在那時候，強調借美國的幣制貸款而改革幣制；而且認為美國對於我國目前最有效的援助，莫如協助改革幣制的貸款。……當美國決定，並獲得我國赴美代表的報告，知幣制貸款無望后，我便轉向自力改革幣制，俟初步此功，再求外援繼續維持的方面。”（原文如此，“方面”或為“方案”之筆誤——引者。）[61]從此時蔣介石日記中可見，蔣介石對於包括王云五方案在內的各種辦法也是猶豫不決的，后來任蔣介石侍衛長的郝伯村在解讀蔣當年6月的日記時寫道：“經濟情勢危殆，蔣公早有察覺，但迄無有效辦法，亦無經濟智囊”，“蔣公智囊，迄無真知灼見、勇敢坦陳的經濟專家”。[62]思來想去，蔣介石最終采納了王云五的幣改方案。1948年8月19日，蔣介石簽發《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布實行財政經濟緊急措施。同時政府發布《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匯處理辦法》《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等，正式實施幣制改革。

《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主要內容為“三個限期”：第一，以十足準備發行的金圓券為本位幣，限期收兌已發行的法幣和東北流通券；第二，限期收兌人民所有的黃金白銀銀幣和外國幣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第三，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在國外的外匯資產，逾期予以制裁。[63]這次財經緊急處分政策，實際上條條直涉普通百姓的資產利益，且政策語氣及執行意志均十分激烈和強硬。發行金圓券（見附圖2）是這次幣改的核心內容。依據《金圓券發行辦法》，金圓券為本位幣，“每圓之法定含金量為純金零點二二二一七公分（公分是當時的一種計量單位，1公分等於100公毫，固下用公毫。）”，“十足流通行使”，“發行準備中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余以有價證券及政府制定之國有事業資產充之”。金圓券發行后，“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停止發行，所有以前發行之法幣以三百萬圓折合金圓一圓，東北流通券以三十萬圓折合金圓一圓，限於‘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即一九四八年，下同。——編者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無限制兌換金圓券。”“金圓券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中央銀行需將每月發行額報財政部和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檢查后公告。[64]依據《人民所有金銀外匯處理辦法》，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幣和外國幣券，均要在“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兌換為金圓券。其中黃金按純含量每市兩兌給金圓券二百圓；白銀按其純含量每市兩兌給金圓券三圓；銀幣每元兌給金圓券二圓；美元每元兌給金圓券四圓；其他外幣按照中央銀行外匯匯率兌給金圓券。[65]為配合金圓券改革，政府還采取實行限定物價，指令全國各地各類物價和工資價格按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凍結，派駐經濟管制督導員赴全國各地監督限價令。

上述方案公布實施后的頭幾周，幣改似乎初見成效，但很快物價又大漲，加上為了應對戰爭經費的激增，和解決由此產生的嚴重財政赤字問題，國民黨政府不斷增加金圓券的發行量，以至於逼近發行辦法規定的發行限額。此時國民黨政府內許多人仍把希望寄托在美國援助上，認為美國不會見死不救。當年11月13日，蔣介石以總統令的形式公布《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將金圓券的法定含金量降低為每圓為純金四點四四三四公毫（大約相當於之前的1/5），將金圓券兌換法幣和東北流通券的比率分別調整為一比三百萬和一比三十萬，沒有在辦法中明確規定金圓券的發行總額，而改為“另以指令定之”，[66]這實際上相當於不設限額而隨時改變發行量。在接下來的1949年里，金圓券變得毫無信譽可言，給百姓帶來深重的災難，以至於民眾鄙視，甚至一些地方當局也拒收，已然成了廢紙。這場聲勢浩大的金圓券改革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其敗績慘狀，罄竹難書。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目睹此劫，戲作《哀金圓》詩一首：“趙莊金圓如山堆，路人指目為濕柴。濕柴待干尚可爨，金圓棄擲頭不回……金圓數月便廢罷，可恨可嘆還可咍。黨家專政二十載，大廈一旦梁棟摧。亂源雖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其中特別還有幾句直諷王云五：“金圓之符誰所畫，臨安書棚王佐才”，“眭親坊中大腹賈，字畫四角能安排”，“備列社會賢達選，達誠達矣賢乎哉”……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原因不僅在於軍事，更在於經濟政策的失敗。1949年，宋子文在與杜勒斯的談話中就談到：“不要忘記，雖然國民黨政府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錯，但是我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狀況。我們同日本打了八年仗，然后又立刻開始了與共產黨的內戰。通貨膨脹注定會更加嚴重，而失控的通貨膨脹必然會使民心喪失、貪腐泛濫。”[67]陳立夫認為，“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這是我們財政上犯的大錯誤”，而軍事和財政上的兩大失敗，“是我們為什么要到台灣來的最大原因”。[68]蔣介石也間接承認了金圓券改革的失敗，及其對國民黨喪失政權的巨大影響。他在《蘇俄在中國》中寫道：“到了第三任行政院，於三十七年八月，乃采取了金圓券改革幣制計劃，以致幣信每況愈下。於是共黨乘機大肆其反動宣傳，煽惑人心，動搖社會。尤其對於各大都市的金融與經濟，施展其有形和無形的各種破壞手段，最後影響了全國金融紊亂，物價的波動，乃使通貨膨脹的趨勢益加惡化，而無法遏止。於是軍公人員的生活更見艱苦，而軍執風紀就不能保持其抗戰時期的水準。我們反共斗爭之所以遭致失敗，這實是其最大原因之一。這一失敗，無論是主觀上的錯誤，或客觀的情勢所造成，都值得我們重加檢討和警惕的。”[69]實際上，無論蔣介石如何閃爍其詞左右言它，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其決策的失敗。

（三）兩國幣改措施及其效果的同異

蘇聯1947年新盧布改革和中國1948年金圓券改革有很大的相似性。從總體上看，二者的基本思路都是通過發行新幣、限時兌換舊幣的方式消除通脹，並通過政府強制限價的方式人為降低和控制物價。那么，中蘇幣制改革的不同之處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新盧布改革根據銀行存款及持現款數額實施差別兌換率，而金圓券改革則實行統一兌換率。實行差別兌換率主要是為了分流各階層在幣制改革中的損失，合理“攤派”不同社會階層的犧牲，傾斜保護低收入者。蘇聯在實施這一政策時盡管也未能完全制止投機，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會底層特別是城市貧民的損失，特別是能使民眾產生相對受益的心理，容易贏得一部分人的支援。而金圓券改革采取一刀切的兌換率，表面上看貧者富者同樣受損，而富者受損似乎更多，但民眾早已對政府及既得利益者失去信任且充滿戒心，故而更容易引起恐慌和反感。其實，據王云五后來回憶，他也曾考慮過差別兌換率。“又查各國改革幣制時，對於舊幣兌換新幣，往往采取兩種辦法，一是將舊幣凍結一部分，借以減少流通，一是采取差別兌換率，對工人或貧苦者采取較優的兌換率，而對持有多量舊幣者則采取一般的兌換率。這兩種辦法，我都考慮過，認為在我國目前殊難施行，且無此必要。所謂殊難施行者，因人民所有的舊幣存在銀行者占極少部分，凍結不易生效，如待其兌換時再行凍結一部分，則來兌者定必化整為零，在戶籍還沒有辦理妥善之時，如對於持有大量舊幣的人凍結其一部分，不僅將化整為零，徒增兌換手續之麻煩，而且鼓勵人民作偽，亦殊失策。至采行差別率的兌換，其弊亦正相同。況且那時候我國流行的舊幣雖已達天文數字，而估計其兌換價值，僅當美金五千萬元左右，其總值較諸人民手上所持有的金銀外幣實微不足道，故凍結政策在我國如必須采行，寧對於外幣，而不必對於法幣。”[70]

第二，新盧布改革並未強制收兌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等硬通貨，而金圓券改革則明令以金圓券收兌金銀等“天然貨幣”，又由於金圓券的貶值，使得這種收兌相當於沒收。現代國家在確立幣制時，一般都會禁止以金銀做直接流通貨幣，而通過發行紙幣和其他金屬幣的方式代之。蘇聯在1924年幣制改革以后，仍發行了各種銀質輔幣，到1947年幣制改革前后，政府同樣進行兌換，但未強制收兌，更未明令禁止居民持有其他金銀制品。對於金圓券改革實行的強制收兌金銀，既得利益集團成功進行了規避，大部分金銀外匯被轉移到國外，致使資金大量外流，這加劇了經濟的崩潰。而其他普通民眾的資產，則實際上任由當局宰割。據一般估計，從幣制改革開始到1948年10月底，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共搜刮到黃金165萬兩，白銀900余萬兩，銀元2300萬枚，美鈔、港幣各數十萬元，約合美元匯價2億元。[71]“社會各階層，從富商大賈到平民百姓，都被蔣介石集團用金圓券狠狠敲了一筆。……沒有這2億美元，就像王云五日后所說的那樣，台灣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點而言，王云五對蔣介石真是‘功不可沒’。”[72]翁文灝后來認為，王云五原想收回市面上的黃金外鈔，其用意是要充實金圓券的準備金。然而蔣介石后來卻令中央銀行直接移存台灣，由其自行支配，其他任何人不得動用。整個收金措施，一方面使許多持有少量黃金以勉強維持生活的百姓遭受重大損失，另一方面為了兌付更多的金銀髮行了過量的金圓券，釀成新的通脹和搶購風潮。這些都是翁、王等人始料未及和無法控制的。[73]

第三，新盧布改革雖然以發行新幣為主要內容，但並未改變貨幣名稱，而金圓券改革則以新發行的“金圓券”代替“法幣”，改變了法定貨幣的名稱。按幣改設計者的初衷，乃欲以“金圓券”之“金”表明貨幣的“足值”，但在長期以銀為主要通貨的中國，這非但沒有奏效，反而令人生疑，而最終由於其迅速貶值而完全不被信任。這里我們還可以再比較蘇聯1922年發行的“切爾文券”（金盧布），和國民黨當局1949年發行的“銀元券”的信譽。切爾文券是蘇聯1922-1924年第一次幣制改革時發行的貨幣。這次改革以發行切爾文券為主要內容，也規定切爾文券的含金量，並將其與沙俄時期發行的金盧布相比擬。[74]在這次幣制改革中，蘇聯政府雖然也改變了法定貨幣名稱，以“切爾文券”（金盧布）兌付舊盧布（又稱紙盧布），但俄國在歷史上曾實行金本位制，且沙俄時代發行的金盧布曾有良好信譽，故百姓在認知上更易於接受，產生信任。而中國到了1949年李宗仁代理總統時期，雖發行了“銀元券”，表面上與中國傳統銀本位契合，又似乎要引導人們將其與民初足值的銀元券相聯系，但苦於蔣介石集團已將搜刮到的金銀幾乎盡數運往台灣，“銀元券”的準備金嚴重不足，只是垂死掙扎罷了。

比較蘇聯1947年新盧布改革和中國1948年金圓券改革可見，其基本思路相似，主要內容相同，只是金圓券改革的一些具體措施比新盧布改革更為激烈，無怪乎有人批評其“比蘇聯還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