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控著眼房價只是權宜之計

昨天是地方房價調控目標出臺期限的最后截止日。從各地公布的目標看，除了北京提出“穩中有降”之外，大多數地方均是要求新建住房價格漲幅低于GDP和人均收入增長幅度，目標相對籠統、寬松。針對于此，住建部表態，要求各地對已經公布的目標酌情調整。

大多數地方政府的態度，有業內人士視為“將問題做成答案”，意即缺少實際意義。此言不無道理，如果既定目標過于模糊，后續的努力就會失去明確的靶子，恐怕更多只是象征意味。

要求各地提出房價調控目標，是年初出臺的國務院新“國八條”中的規定。此前輿論普遍認為，新“國八條”是今年深化樓市調控的產物。過去已經執行的諸如稅收、信貸等種種市場化的政策，未能起到有效抑制樓市價格非理性上漲的作用。去年以來，包括限購、房產稅陸續登場，調控力度日益加大。

中國的樓市，實在是個相當糾結且復雜的市場。要想這個市場進入一個比較健康、有序的發展通道，絕非易事。了解中國樓市者都清楚，樓市的問題與地方政府密切相關。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直接關系到能否實現一個較為理想的樓市調控目標。

什么樣的調控目標才算理想？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政府態度是清楚的，那就是繼續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逐步解決城鎮居民住房問題，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需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必須切實擔負起必要的職責。這是各地需要提出房價調控目標的大背景。

從尊重市場規律角度觀察，調控目標直接指向價格，頗有無奈與權宜的意味。正如行政色彩濃郁的限購令，在特定背景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副作用也不能忽略。簡單易行的手段背后，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來作平衡。調控目標直接要求地方政府確定房價目標區間，同樣也是如此。

現在的問題，是地方政府普遍對房價調控目標的推出抱遲疑態度，且最終公布的目標大多較為模糊寬松。為什么會如此糾結？這是由地方政府的利益邏輯決定的。若目標定得太高，定會影響地方財政。如果完成不了目標，還會面臨約談、問責的壓力。顯然，地方政府有動力傾向調低目標區間，以便給自己留下更多的彈性空間，這也是“中央—地方”博弈在樓市調控問題上的體現。

如今，地方房價調控目標出臺期限已過，不僅市場上有不少聲音認為地方所定目標大多不盡理想，連住建部門也認為應酌情修改已經公布的目標。這表明，主流的意見期待今年樓市調控能有一個更理想的成果。那么，究竟該如何去看待這樣的現實，是不是應該督促眾多地方在房價調控目標上更為積極？

在某種意義上，人們確實應當要求地方政府的調控目標更清晰些。中國樓市并非處于一個健康的狀態，非常時期需要非常的手段。當政府調控直接將目標置于價格之上時，說明市場的確到了一個非常的時期。提升調控目標的實現難度，其實也是在倒逼地方政府優化目標政策，并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實現目標。這對于改善民生和穩定樓市都有意義。

不過，確定房價調控目標，當視為特定背景之下穩定房價的特殊之舉，而不是常態做法。更直接地說，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以便為保障房建設爭取一些時間。這也只是無奈的選擇，不能指望這樣的調控能夠替代市場規律。各地房價的變化走勢，最終還得由市場確定。承認政府職能的有限性，對于認清這個問題將不無裨益。

進一步說，調控房價并非治理中國樓市的根本問題。如果說，穩定價格是在為保障房建設爭取時間，那么，此后政府的發力方向還在于確保保障房建設目標的實現。做好政府該做的事情，比之僅僅著眼于價格漲跌重要得多。地方政府仍然必須繼續改變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重視改善供求關系。與此同時，抑制投機也應該繼續成為樓市的一條鐵律，保持對樓市泡沫的擠壓與控制。沒有深層次的改革與治理，中國樓市就無法擺脫紊亂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