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沒有改革共識？

朝鮮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射火箭已形成共識，不會逆轉了，今明或開始加注燃料。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為改革尋找共識，為公平正義添加燃料，也不可能逆轉了。“共識”一詞最近流行起來，亞洲共識、博鰲共識、改革共識頻見報端。溫家寶總理關于銀行獲利太容易，因少數幾大銀行處于壟斷地位的講話，又在媒體形成了“破壟斷成共識”的話語。中國社會的“共識”要從精英口中發出？這顯然是一個偽命題。實際上，改革的共識早就有了，對壟斷和權貴的抨擊至少10年前就已產生，有共識無行動才是今天問題的要害。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中，讓壟斷和權貴再飛一會兒，是共識產生不了實際行動的根本原因。自改革開放以來，右派精英在中國政治經濟中占了上風，他們打著市場化改革的旗號卻由此形成核心產業壟斷、權力資源世襲的格局，中國社會產生不少這種特權階層的符號化人物。作為典型的雙重利益既得者，他們的“平民道德檔案論”、“攀比不幸福論”、“要公平是臭不要臉論”極具象征性。在摸石頭上癮、已不想過河的特權階層眼里，只見市場經濟，不見社會主義。

更有甚者，討論社會主義都成為一種敏感事件，我在2011年年初歲尾發表的兩篇呼吁回歸社會主義的博客被新浪“和諧”了，這個遭遇讓我想起胡適1919年7月在《每周評論》撰寫的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那個時代談主義有掉腦袋的危險。今天的中國社會開明了許多，不可與1919年大變革時代相比，但有一個共性，研究了太多民生的實際問題，執行的結果卻事與愿違。“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目標，變成了少數特權階層獲益的現實。“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我們過多地注重了實用，而丟掉了理想（價值觀）。這個時候談主義顯然是既得利益者不愿看到的，擔心一旦主義靠左行一點，自己手中的“鴨子”飛了。

從歷年來的黨大會決議和政府五年規劃報告來看，中央的方向完全正確。但各職能部委、地方政府在執行道路上跑偏是常態，各種抄近路的急功近利、利益割據、官商勾結的貪贓枉法，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的一大特色。

剝離銀行不良資產，提高資本充足率，卻丟掉了中小企業；住房市場改革，發展商品房，卻丟掉了保障房；深化國企改革，工人下崗，卻變成了一場體制內的盛宴；高鐵項目大干快上，鐵路六次大提速，卻干掉了平價票；煉油虧損，財政補貼，賣油盈利卻不見交還財政。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變成了少數人的經濟，國企成了既得利益者的錢夾子。

而在地方，權貴利益高于民眾利益。在中國，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曾經風光無限，貌似“強勢群體”，在權勢面前卻又不堪一擊：河北孫大午、湖南李途純、湖北蘭世立、江西桂松、浙江吳英、江蘇曹軍……輿論常常諷刺權勢部門出事用“臨時工”頂罪，殊不知，自從中國有了權貴階層，我們都成了這個國家的“臨時工”，隨時可能被下課和坐進去。

這些改革產生的弊端是當初沒預見還是視而不見？說沒預見，那是對鄧小平遠見卓識的抹殺。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指出了改革可能產生的問題，“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并在晚年告誡說“分配問題大得很”，“不犯錯誤不可能，要爭取犯得小一點，遇到問題就及時調整。”這讓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天的情況是當權的精英派視而不見、不及時調整的結果。而不調整的理由又是，朝野的精英階層不能形成“共識”，拖延就成了最好的辦法。

社會主義是什么？在世界范圍內，這個問題比較好回答。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什么？卻很難有可供執行的標準答案，這正是讓既得利益者再飛一會兒的操作空間。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后來的領導總結為執政方向上的“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如今，生產力極大發展，消滅貧窮基本實現，本世紀前30到50年經濟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也不再是一個夢想，但共同富裕越走越遠。

“改革”就成了我們期待公平正義的救命稻草。官員談改革，學者論改革，民眾盼改革，有如此高的改革共識，但我們一直在等“共識”，陷入了“改革難，怪體制；體制僵，怪法制；法制喪，怪民主；民主無，怪改革”的怪圈里。“等待條件成熟，再……”是不改革的應景句式，“等條件成熟”最終成了《等待戈多》的荒誕劇。

我認為，尋找改革共識要“返璞歸真”，將復雜問題簡單化，回歸到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綱領：在經濟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政治上堅持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將每年“兩會”審議政府報告的議程，調整為對政府施政路線的憲法適應性審查議程，那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還會那么容易產生公有經濟一頭熱，其他經濟一頭冷嗎？實體經濟不振，還會那么容易怪罪于銀行的高利潤嗎？

在中國，執行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即便是執行，也是對權貴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對普通民眾瞪大了眼；對公有經濟寬，對其他經濟嚴。整個社會依靠潛規則行事，以此建立的秩序，最終讓中國社會形成一個又一個幫派和圈子。這也就是溫家寶在兩會上說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更勿論言是而行非了。憲法的白紙黑字都能罔顧，那還有什么事情不會發生？銀行那點“壟斷利潤”又算得了什么？

我們需要檢討的是，在上面提到的那個怪圈里，改革難道不是當權的精英派所掌握的嗎？我們何時真正見到過將鄧小平所說的“遇到問題就及時調整”的改革提上議事日程？在100萬億銀行貸款中，解決60%以上就業的中小企業只獲得15萬億，這樣的金融體制代表了“三個代表”中的哪個代表？為何我們只在今天才看到銀行業的問題，將打破壟斷推動成“共識”？“后知后覺”與不執行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精英們在堂皇的宏大敘事中夾帶私貨，借口左右無共識，不斷讓權貴再飛一會兒，這恐怕才是真實的情況，恰如孟子所云：“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為也。”拖延的結果是，公共理性被大量的口水稀釋，公共利益在爭論中遺失，政府公信力在“等待時機成熟”中越來越不成熟。

現如今，西方在反思資本主義的沒落，是繼續在野蠻資本主義道路上狂奔，還是走向生態社會主義？我們在反思社會主義如何突圍，是繼續市場化私有化改革，還是堅持公有制主體不動搖。“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不同的是，我們握有一手好牌，決不能昏了頭，殺進資本主義那座舊城。

尋找共識，說白了就是尋找“核心價值觀”，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就是走向更高文明的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還是鄧小平那句話，不堅持社會主義只能是死路一條。只有將改革共識回歸到執行社會主義路線上，不讓社會主義在中國空轉，這樣方可超越左右，避免文革。

(子云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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